|
说来真令人难以置信。《红楼梦》研究在我国已进行了两百余年，至少比较大规模的研究已进行了六七十年，却连这部小说的主题是什么，迄今还没有得出一个比较合乎实际的令人信服的结论。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红楼梦》本身所具有的举世罕见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则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人曾说：“《红楼梦》在中国支坛上是个梦魇。”假如抛开这句话所包含的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成分，单就其研究工作的艰辛来说，我看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关于如何确认《红楼梦》主题的问题，笔者对过去众说纷纭的种种论述，均存着不同程度的疑问，但思之再再，终觉不得要领。直到最近，才因某种偶然的发现而若有所悟。加之接连读到聂绀弩同志的《略谈<红楼梦>的几个人物》[1]和舒芜同志的《“谁解其中味”一一有关<红楼梦>的若干问题讨论》[2]，颇受启发，竟至有了一种豁然贯通之感。现不揣浅陋，试申拙见，以就教于前辈学人及广大读者。 一 主题，是文学作品通过描绘现实生活和塑造典型形象所表现出来的中心思想，它是作者经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分析、研究，经过对题材的提炼而得出的思想结晶。 高尔基在谈到主题的形成时说过： “主题是从作者的经验中产生，由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可是它蓄积在他的印象里还未形成，当它要求用形象来体现时，它会在作者心中唤起一种欲望——赋予它一个形式。”[]3这就说明，作为“文学的第二个要素”的主题，是作者在完成作品的同时，便已寓于其中的一种客观存在着的意识形态，它决不依读者或评论家的思想认识而转移。 因此，要探索和确认某个作品的主题，正是要探索和确认其作者通过作品所力图表达的、“生活暗示给他的”那种思想——其中包括他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评价和理想，换句话说，就是要探索和确认作者写作该书的主旨。 我们以这种较为清楚的概念去探讨《红楼梦》的主题，便可以发现：过去的种种论断，几乎都与曹雪芹通过作品本身所表达的中心思想或主旨，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距离。历史上那些明显歪曲或误解《红楼梦》主题的奇谈怪论，我们暂且不去管它，单就建国以来学者们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阐发《红楼梦》主题的情况而论，便有不少值得引为教训的偏颇或不够贴切之处。例如： 有人说，《红楼梦》的主题是反封建。这从大的范围上说，固然不会错。但以作品的具体内容相对照，便显得过于笼统。到底是全面地反封建呢，还是主要反对某一个方面呢?正由于其规定性不强，以致同样持这种论点的同志，他们各自的解释却差异很大。 又有人说，《红楼梦》的主题是全面反封建，即所谓揭露批判封建制度黑暗、腐朽的各个方面。这种论点在目前较为流行，它比上一种论点具体，而且乍看也颇有道理。作者通过书中的形象描写、不正是对封建制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都程度不同地作了揭露批判吗?但仔细一想，我们是在研究作品的主题，即作者在书中表达的中心思想或主旨，并不是研究作品的整个思想内容。这样不分主次全面包罗的主题说，显然也不符合作品的实际情况，而且在概念上有着逻辑学里外延太宽的毛病。 还有人说，《红楼梦》的主题是反对封建婚姻制度。这总算落实到“反封建”的某一着重点上去了，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体现了作品主线——一般称之为宝黛爱情悲剧——的思想意义。但这一思想意义是否足以体现整个《红楼梦》的主题呢?舒芜同志的文章所敏锐指出的一个现象，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一问题。即：人们在看越剧《红楼梦》电影时，感动得纷纷流泪，而“散场以后又觉得很不满足”。这的确道出了许多人心中隐约存在的一种共同感受。是电影的概括性不强吗?不是。改编者对作品主要情节线一一即所谓宝黛爱情悲剧一一的概括性描写，应该说是成功的。而且仅从这一点上看，其感人至深的程度，也许不亚于读《红楼梦》原著(当然也包括高鹗的续作)的有关描写。是表现主题不鲜明、不突出吗?也不是。改编者所要揭示的主题——反对封建婚姻制度——无疑是鲜明的、突出的。那么会感到不满足呢?我认为，其根本原因正在于：越剧《红楼梦》的电影，偏离了原著的真正主题，从而削弱了原著的思想意义，因此它所表现的内容就并不是整个的《红楼梦》，甚至也不是概括的《红楼梦》。由此可见，将反对封建婚姻制度这一点认作它的主题，则又显然缩小了作品主题的思想意义。 长期以来最为流行的说法还是，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是通过描写贾家(或曰四大家族)的衰败，揭示封建社会的必然衰亡。有人甚至干脆说，“《红楼梦》的主题是写封建社会末期的政治斗争”[4](以其阐述的观点分析，仍属“必然衰亡”说)。这一类说法，在目前重印或新出的有关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的教科书中，以及在某些有影响的红学家的最新论著中，仍然普遍盛行着。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近二十多年来，在评论《红楼梦》的思想性方面所表现的一种“左”的倾向。从这论点本身来看，也还存在一个主题概念含混的毛病。作品有没有表现贾家(注意!并非四大家族)的衰败呢?有没有表现封建社会末期的政治斗争呢?应该说都表现了。而且在整个的气氛上和个别的细节上，还表现得很典型。但关键问题在于，这些并不是作为《红楼梦》的情节主线，更不是作为主题来表现的；而是作为展开情节、衬托人物、突出主题的背景来表现的。 回顾了过去种种论断的得失之后，再回过头对《红楼梦》的整个艺术描写和典型人物形象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便能较为准确地把握住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要表达的、而且实际上已经表达出来的主题。 二 探索这一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弄清楚曹雪芹主观上希望灌注给作品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二是，弄清楚作品通过形象描写所实际体现出来的中心思想，是否与我们所认定的曹雪芹的主观愿望相一致。 先谈第一点。由于我国古典小说在表现手法上的传统特点，在许多长篇小说里面，作者往往要将自己著书的基本思想(包括动机、主题)，通过各种途径如序文、楔子、诗词以及神仙佛道人物之口等等，直接告诉给读者。虽然用现在的眼光去看，这是一种并不高明的作法。但有了它，对于我们准确了解作者的真实思想，至少可以免走许多弯路。而恰好在这一点上，《红楼梦》也并没有摆脱传统小说的旧套。 作者在甲戌本开篇的楔子中，借叙述《石头记》抄录者空空道人检阅此书的粗略印象，貌似轻描淡写而实为郑重昭示地写道：“其中大旨谈情。” 这句话是“假语”还是真言?过去在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有的说是真话，说“谈情”就是写爱情，写宝黛的爱情悲剧。更多的研究者则倾向于是假话，说是作者碍于当时文狱盛行而作的掩盖之辞，即所谓“用谈情掩盖政治斗争”，或掩盖其他。对于上述两种论断，笔者都不敢苟同。我认为，曹雪芹说此书“大旨谈情”，既是真话，又比较笼统，没能完全点破此书的主旨。要说它带有某种“掩盖”的意味，也未尝不可，因为这话确实有点言而未尽。要说它是写作的手法问题，也同样说得过去，因为描写一个初阅此书的读者(空空道人)，能够笼统地感觉出其主题的大致范围，这是符合生活的逻辑和细节的真实性的。所以，作者在这里只让空空道人为我们划出了一个主题所在的笼统范围。单就其方法而论，倒有点像前面所述有人划出一个“反封建”的笼统范围那样，给人以若隐若现之感。 但是请注意，作者在笼统昭示这一“大旨”的同时，曾通过石头与空空道人的对话，明确道出了此书的题材范围。说书中写的，“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是“我这半世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联系脂砚斋在庚辰本楔子前面所作的批语中引述“作者自云”的一段话：“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这就进一步说明：一，所谓“谈情”，原来是谈的作者对他半世亲见亲闻的“所有女子”之情；二，所谓“假语村言”，也并不意味着这“谈情”本身也是假的，而恰恰是指用“假语”——即对生活加以集中、概括、提炼、改造的艺术手法——去“敷演出”包括作者所谈之情在内的整个作品的故事。 可是到底书中要谈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作者在这里仍未点 破；读者至此也还看不出来。然而据此可以肯定一点；作者要谈的，决不仅仅是爱情，或者说主要不是爱情。因为作者已经一再申明了，他所怀念的，并非一个两个女子，而是“当日所有之女子”，怎么可能对她们都产生爱情呢?书中的实际描写也证明了这一点。作者以他自己为主要模特儿所塑造的贾宝玉这一典型人物，与书中着力描写并列入“十二钗”各册的绝大多数女子之间，并无爱情关系。就连贾宝玉热情赞美、深切悼念的婢女晴雯，也与他不存在爱情关系。 那么，作者在书申又有没有直接点破谈的什么样的情——实际上正是点破《红楼梦》主题——的话呢?有的。这就在第五回所写的《红楼梦曲》十二支里面。 关于这套曲子在全书结构中的重要性，过去研究者们似乎估计不足。许多人都说，第四回的“护官符”是《红楼梦》的总纲，起到了概括全书情节线和揭示主题的作用。而笔者却认为，如果真要为全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结构找出一个总纲式的描写的话，唯有《红楼梦曲》足以当此大任。这便牵涉到如何客观认识此书的内容、题材、情节、结构等一系列问题。这些，我们留待后文去谈，此处仍从作者的主观愿望上，去考察《红楼梦曲》的重要性。 甲戌本楔子中有一段关于书名变更情况的叙述：“空空道人……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蜂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则题曰《金陵十二钗》……至脂砚斋甲成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过去鲁迅先生曾认为，《红楼梦》这样描写，是“多立异名，摇曳见态”，即看作一种纯粹的艺术手法。其实，这些各不相同的名称，显然都是它的历次稿本曾经采用或考虑采用的真实书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在“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之后，他自己所题的书名竟是《金陵十二钗》。如果仔细玩味，我们不能不承认，在所有那些书名之中(包括后世通用的《红楼梦》)，恐怕仍以曹雪芹所选择的书名，与作品实际描写出来的内容最为吻合。 联系上述情况，我们不难看出：曹雪芹在作品的主要情节正式展开之前，之所以精心安排这样一套概述“十二钗”命运和结局的《红楼梦曲》，正是为了提纲挈领地概括全书的内容、结构和主题。从这样一种角度，不仅可以将此曲看作全书的总纲，还可以将它看作全书的“主题歌”。 试看《红搂梦曲·引子》。劈头一句：“开辟鸿蒙，谁为情种?”便以设问句式点出了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标明他是这部“谈情”之书具有“开辟鸿蒙”意义的“情种”。也就是说，书中所有那些不能为常人理解的奇特感情，都是由此人身上生发出来的。“奈何天，伤怀日，试遣愚衷”，则表明作者(亦双关书中的宝玉)是在其“大无可如何之日”，因不能排遣自己忧伤的情怀，才作此书表达其不同流俗的“痴愚”的隐衷。什么隐衰呢？一“因此上，演出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 请注意！“悲金悼玉‘红楼梦’”，这在表面上固然是指《红楼梦曲》的中心思想；但显而易见，作者的本意，正是为了点破《红楼梦》全书的主题。 “悲金悼玉”——这一高度凝练的语句，既表明了“谈情”的对象：金、玉，又表明了所谈之“情”的性质：悲悼。 至此，也许有人会大吃一惊：这岂不是俞平伯先生的“钗黛合一论”又跑出来了吗?不对。 “钗黛合一论”又称“二美合一论”，它主要是从形式主义地曲解“黛钗合为一图，合咏为一诗”出发，错误地断定作者之写钗黛，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分写“他底意中人”；认为将二者合起来，便是作者理想中的所谓“兼美”[5]。这种分析，不仅取消了钗黛这两个典型人物所体现的本质差别，也抹去了从形象中自然流露的、以及从“十二钗图册”和《红楼梦曲》中所表明的作者的倾向性。 那么，曹雪芹作为《红楼梦》的主题而加以高度概括的“悲金悼玉”，又当作何解释呢? 对此，俞平伯先生也作过分析：“是曲既为十二钗而作，则金是钗玉是黛是很无可疑的。悲悼犹我们所说惋惜，既曰惋惜。当然与痛骂有些不同吧。”他对“悲悼”的解释，应该说大体不差；对“金玉”，却显然作了狭义的理解，而且其说法本身便“很有可疑”。人们完全可以借用他的话提出反问：“是曲既为十二钗而作，则其‘引子’中用以概括全曲的‘悲金悼玉’，焉能仅限于金是钗玉是黛乎?”过去李希凡、蓝翎同志在批评俞平伯先生这一理解上的狭义性时，作了另一种解释：“作者所要悲悼的是拿体年轻一代的悲惨结局，而最主要的是贾宝玉、林黛玉。因此，金玉之原非只指钗黛，则甚明显。”[6]这样解释自然进了 一步。尤其是明确指出“金玉之原非只指钗黛”，这一点极有见地。然而，他们的解释仍有两点不能自圆其说。一，《红楼梦曲·引子》分明是指那位“开辟鸿蒙”的“情种”一一宝玉或“宝玉之化身”作者——在“悲金悼玉”，怎会又把这“情种”自己当作“最主要的”悲悼对象呢?二，为了推出“全体年轻一代”中的男性代表，便在“悲金”之处硬塞进一个贾宝玉，而偏偏排开这个位置上另一种意义的代表人物薛宝钗，恐怕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人。 其实，联系整个《红楼梦曲》的内容来理解和分析“悲金悼玉”，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悲悼以薛宝钗、林黛玉为代表的所有那些生性纯洁美好，却被封建社会的道德礼教所毒害，所蒙骗，所摧残，所扼杀的青年女性。 这便是《红楼梦》主题的真正内涵。 这一主题的空前的独特之处在于，曹雪芹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揭示了封建社会中不同类型的青年女性的相同实质的悲剧，以及造成这种悲剧的共同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以及这一制度所由产生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等等。也正因为曹雪芹深刻洞悉了中国封建社会里青年女性的悲剧实质和根源，他才能够如此令人惊讶地冲破“男尊女卑”这一封建社会压迫奴役妇女的精神枷锁，在作品中提出并贯彻一种“女尊男卑”的叛逆思想。曹雪芹的《红楼梦》及其主题，之所以迥异于中国文学史上其他那些以赞美或同情的态度描写女性的文艺作品，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即在于此。 无庸置疑，曹雪芹对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的各个方面，都具有深刻的叛逆思想；他通过《红楼梦》这一宏伟巨著的形象描写，其批判的锋芒，也确实触及了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的一切领域。然而，曹雪芹在书中的揭露批判，却是有其着重之点的。这重点，便是封建社会中最黑暗、最腐朽因而也最典型的歧视摧残妇女问题。作者由此而提炼出的作品的主题思想，也就远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那些“重大主题”，具有更为深刻丽深远的意义。 研究者们在论及《红楼梦》的思想意义时，经常引用曹雪芹题于楔子之末的一首绝句：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大多以为能解其中之味，实际上却连这首诗的本身也理解各异，未必中的。我的看法，曹雪芹此诗正是提醒人们：切莫将作者看作通常的儿女痴情之人；他的一把辛酸泪，是为整个一代青年女性而挥洒的！ 三 《红楼梦》这一破天荒的主题，产生在距今两百多年前严酷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宛如沉沉黑夜中一道划破长空的闪电，又似万马齐暗时一声惊天动地的雷鸣。它所给予人们的直观上的震动和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道光、嘉庆年间问世的一些笔记丛谈之书，便记录了许许多多这样的动人事例。虽然人们在受到这一主题思想潜意识的震动和影响时，往往并没有完全弄清楚自己看见的是什么光亮，听到的是什么音响——这正是《红楼梦》所具有的举世罕见的独特性和复杂性的典型表现之一…但是可以预料，一当有人确切地指出：这是闪电的光耀，雷霆的轰鸣!人们必定会在稍事回味之后，很快醒悟过来。 实践告诉我们：感觉到了的东西，不一定就能立刻理解它；而一当真正理解了它之后，则必然会更深刻地感觉它。我们对《红楼梦》主题的探索是否准确，正可用这种实践的经验去加以检验。 这便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点：《红楼梦》通过形象描写所实际体现的中心思想，是否与我们所认定的曹雪芹的主观愿望相一致。 《红楼梦》实际描写的内容是什么?有人说它是一部写阶级斗争的书，或者说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遗憾的是，我们通读前八十回原著，除了有“抄家”这么一点暗示的线索留在脑际之外，实在回想不出还有什么贯串全书的、或者作为全书重要情节来描写的政治斗争事件或历史事件。它决不像《水浒传》，自始至终描写了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农民起义军反抗大宋王朝的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它也不像《三国演义》，具体反映了从汉末到三国鼎立以至最后统一于晋，这一整个历史时期的波澜壮阔的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说来未免扫兴，我们从《红楼梦》里读到的主要内答，仅只是一个封建道德的叛逆者在大观园女儿国中所经历、所见闻的种种故事。 作品的主人公，无疑是这位叛逆者贾宝玉。作品的主线，正确表述，应该是宝黛钗的爱情和婚姻悲剧。环绕主线而交织穿插 的其他情节线，也多半是活动于大观园内的女儿们的故事。这些故事，也多半与主人公贾宝玉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红楼梦》最大的功绩，正是塑造了贾宝玉这一空前绝伦的艺术典型。这个人物，被安排在封建末世一个行将衰败的官僚贵族家庭，他从小不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子经济之道”，对正统的四书五经、八股时文深恶痛绝，对《西厢记》、《牡丹亭》那些具有反封建倾向的“小说淫词”，却十分热衷。他反对孔孟之道，反对程朱理学，反对科举制度，而尤其反对以“男尊女卑”为重要内容的封建道德和礼教。 贾宝玉公然宣称：“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锺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还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在实践中，他确实对大观园的所有青年女子(包括小姐奶奶、丫环戏子)，都表现出一种真诚的尊敬和挚爱。虽然这种尊敬、挚爱在程度上有着因人而异的极大差别，但其区分的标尺，并不是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而是着眼于思想、性格。 以林黛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叛逆思想和反抗精神的青年女子，其中包括晴雯、鸳鸯、尤三姐等人，无疑是贾宝玉最为尊敬和挚爱的理想人物。在宝玉悲悼她们的挽歌声中，荡漾着动人心弦的赞美的旋律。对于以薛宝钗为代表的一批恪守封建道德和礼教的青年女子，其中包括袭人、元春、李纨、史湘云等人，贾宝玉虽然不无贬斥，但其思想基调仍然是惋惜、同情，甚至带着对她们的才智或品格的某种钦佩。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王熙凤。由于曹雪芹以现实主义的笔法真实而生动地塑造了这一典型，致使在两百多年来读者的心中，深深铭刻了这样一位奸狡狠毒的“凤辣子”形象。一我们完全有理由根据这一真实的人物形象本身，判定她是贾府的实际当权派，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贵族家庭中的女恶霸。但是，我们也决不能忽视另一点：凤姐仍然是贾宝玉在一定程度上敬佩、同情和悲悼的“十二钗”女子之一。这一点，固然是贾宝玉典型形象的缺陷，却也是贾宝玉典型性格的必然。更准确地说，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在世界观上的矛盾性和历史局限性的反映，而同时，又是曹雪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典型表现。 曹雪芹曾经说过：他写作此书，对其中人物的“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致失其真”。他正是严格遵循这样一种忠实于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去描写和塑造书中的所有典型人物其中包括凤姐的形象。毫无疑问，曹雪芹在描写凤姐这个人物时，抱有明显的同情和偏袒的态度。这突出反映在为凤姐安排了一个悲惨结局，以及将她同其他女儿们一起列入“薄命司”这样的艺术构思上面。“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作者以悲悯、沉痛的笔调为凤姐写下的这一判词，正是他这种同情态度的写照。然而，当曹雪芹让他所同情的凤姐在作品中行动的时侯，他的讽刺却是尖刻的，他的揭露也是淋漓尽致的。也就是说，曹雪芹对凤姐的同情态度，并没有阻止他以“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的创作原则，去真实地塑造这一源于生活的典型形象。这便是恩格斯在分析巴尔扎克时所说的“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正因为在贾宝玉身上有着错误地同情凤姐这样的缺陷，曹雪芹塑造的这一封建贵族叛逆者的形象，才具有极强的历史真实性。无视这一点，或者掩饰这一点，都无助于我们正确地评价曹雪芹及其《红楼梦》。 上述种种，无不体现出贾宝玉形象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对青年女性的“博爱”。他不分尊卑贵贱，不论聪明愚笨，不管对自己有情无情，也不看与自己的思想、性格是否一致，反正对所有的青年女性，他都抱有一定程度的挚爱。这种挚爱之情，甚至遍及于与女性相联系的一切无情之物，如珍惜落花，喜爱脂粉钗环等等。这便是作者在“警幻情榜”中给宝玉所下的断语——“情不情”——的含义所在。也即是脂批所指出的： “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彼(宝玉)俱有一痴情去体贴。”“玉兄每‘情不情’，况有情者乎!” 贾宝玉这一性格特征，还突出显示了他与书中另一典型人物林黛玉的思想与个性的差异。林黛玉本是作者倾全部热情而塑造 的理想的少女形象，也是书中贾宝玉最为崇敬而且对之产生了执著爱情的女子。她与贾宝玉在反对封建道德，向往自由生活、追求个性解放等方面，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她也是大观园女儿中最深刻了解宝玉性情的女子，对宝玉一往情深。然而，黛玉的挚爱感情是有选择的。作者在“警幻情榜”中给她下的断语是“情 情”，意即只施情于对她有情的人。书中描写的大量事实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应该说，黛玉这一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也对宝玉形象的塑造起到了极大的烘托和对照的作用。 在如何正确认识《红楼梦》的内容和主题的问题上，比较突出的障碍，还是对薛宝钗这一人物的片面认识。在过去的评论中，除了历史上极少数封建腐儒提倡所谓“尊薛抑林”之外、绝大多数评论者和研究者，都对薛宝钗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尤其是建国以来的许多新一代红学家，不仅从人物的思想倾向上彻底否定薛宝钗，而且认定她是被作者当作封建贵族叛逆者贾宝玉的主要对立而刻画的反面典型。正因如此，才会出现有的同志面对自纸黑字的“悲金悼玉”，而硬将薛宝钗(实际上还包括与之同一类型的其他女子)排斥于作者所悲悼的行列之外的现象。 然而在实际上，正如聂绀弩同志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上述这种对薛宝钗形象的片面认识，“主要的是从别人所续的后四十回书产生的”；论者所举薛宝钗阴险奸恶的本性，也主要是从后四十回的描写中逆推出来的。到底曹雪芹笔下的宝钗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聂绀弩同志也说得好：“在《红楼梦》原作里，宝钗这个人物不是被作者写得很阴险的，作者没有把她当坏人处理。”“但是说宝钗不是坏人，……并不等于说她在书中就是和宝玉或黛、玉一样的人了。她仍是和袭人一样的人。”袭人又是什么样的人呢?“她同宝钗一样，是封建道德的完成者，……但也同是封建道德的牺牲者”。 书中描写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作者对宝钗一类女子，既有批判，又有同情，而且可以说重点仍在于同情。从全书的艺术结构上看，作者在着力塑造黛玉这一叛逆女性典型的同时，相对应地着力塑造宝钗这一典型，其目的正在于表现；像宝钗这样的封建社会中完美无缺的“贤”女子，仍与其他所有的青年女性一样，“同是封建道德的牺牲者”，亦即封建制度的受害者。作者对宝钗的这种带批判的同情态度，纵令用我们现在的阶级观点去分析，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大错。因为曹雪芹笔下的宝钗，不仅并没有主动地作恶害人，而且她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少女，决不同于已经成年并直接进入统治阶级行列而又作恶多端的王熙凤。再从“情”的角度去看，宝玉是“情不情”、黛玉是“情情”，都程度不同的注重人的感情；而宝钗却是理胜于情，时刻不忘用封建的道德规范去约束自己的言行，压抑自己的真情实感。据我猜想，在曹雪芹的佚稿中，“警幻情榜”对宝钗这位书中第三号人物的断语，很可能是“不情”。这样，她的断语与黛玉的恰成对比，却又刚好统一于宝玉的断语之中——犹如宝黛钗三人的名字所构成的关系一样。这种既矛盾又统一的描写，正是贯串子《红楼梦》全书的一种闪耀着辩证思想光芒的艺术构思。一部处处点“情”的作品，偏偏突出描写这么一个压抑了情感、扭曲了灵魂的“冷美人”的悲剧，正是作者对封建道德、礼教极深刻的揭露和控诉。 总之，我们从《红楼梦》前八十回原著所塑造的典型人物，所安排的故事情节，所表露的思想倾向，以及所暗示的全书结局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向人们展示的一幅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性图景：贾宝玉，这位奉行“女尊男卑”怪异思想的封建道德的叛逆者，眼看着大观园的女儿们一个个殊途同归，相继走向不可挽回的毁灭之路，他悲痛欲绝，却又无力回天，最后只好带着理想幻灭的哀愁，逃离尘世。 “悲金悼玉”这一主题，正是《红楼梦》所描绘的上述典型图景的感情内核，是作品整个内容所必然导致和反映的思想结晶。 四 现在，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作品中多次提到的“无材补天”问题。 如前所述，《红楼梦》的主题“悲金悼玉”，所悲悼的实际上是当时封建社会的整个_代青年女性。又由于贾宝玉(自然也包括作者)是从“女尊男卑”的观念出发去悲悼的，即把所有的青年女性都看作“山川日月之精秀”所凝聚的美的化身。所以在悲悼之中，包含着崇高的赞美，深沉的哀怨，无限的惋惜；也包含着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憎恶，对封建道德的诅咒，对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的绝望……却唯独没有、也不可能包含光明与出路。 这是《红楼梦》主题的局限，是曹雪芹世界观的局限，更主要的则是历史和时代的局限。 的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曹雪芹及其塑造的理想人物贾宝玉，面对自己所悲悼的“美的毁灭”，既处于回天无术的境地，也不可能看到光明与出路，除了最终与丑恶的社会同流合污之外，等待着他的，只能是“爱人者败亡的逃路”(鲁迅语)。这便是舒芜同志所分析的“贾宝玉的大悲剧”。这一大悲剧的特点，也正如舒芜同志的文章所说：“每一个青年女性还只承担着自己一个人的悲剧的重量，而宝玉却承担着所有青年女性的悲剧的总重量。”应该说，才思精敏的曹雪芹，已经痛切地感觉到这一点，也清楚地理解了这一点，所以才通过对贾宝玉这一典型的塑造。让其在痛苦的悲悼之中，发出抱恨终身的哀叹——“无材补天”。 这是从悲悼中引出的自悲，是贾宝玉思想性格的归结，也是《红楼梦》主题的延伸或补充——或许可以叫做《红楼梦》的副主题。 “无材补天”的本意是什么?论者亦各执一词。普遍的看法，认为曹雪芹是想“补”封建制度或封建贵族阶级之“天”，只因看到这个“天”终竟要不可挽回的坍塌，或因自己没有被委以“补天”重任，所以自叹。另有一种较新的说法，则认为曹雪芹说的是“假语”、反语：感叹“无材补天”，正是间接表明他“不愿补天”。 两种说法有一个共同之点，都将“补天”之义解作“补”封建制度或封建贵族阶级之“天”。其实，结合着《红楼梦》的真正主题和实际内容，再去探究书中一再暗示、脂批多次解说的“无材补天”，完全是本质不同的另一码事。 作者在楔子一开头，便虚构了一段女娲炼石补天，单单剩下一块未用的神话故事，借以寓写自己“无材补天”、感而著书的隐衷。这里，女娲所补的到底是什么“天”，作者虽然丝毫未加引申，却已经有所暗示。例如，作者借顽石自叹而题的偈语：“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其中语意便甚可玩味。试想：无材补天，就叫做“枉入红尘”，那么反过来说，能够补天，岂非“不枉”?说明顽石入红尘的本意，正是希望“补天”。于是，这就冒出一个问题：按书中交待，顽石下凡，是到温柔之乡去了结“风流公案”，其间有什么“天”会破，而需要他这顽石去“补”? 作者在布下这一暗示性的疑云之后，紧接着便于同回，通过癞头和尚之口，点出了黛玉的前身绛珠仙草曾“终日游于离恨天外”。到了第五回，那位在太虚幻境中“司人间风情月债，掌尘世女怨男痴”的警幻仙姑，又自称： “吾居离恨天之上”。而警幻所居的宫门上，其横书的匾额又是“孽海情天”。十二钗“正册”的判词中，也有“情天情海幻情深”之句。这一连串的点睛之笔，正说明作者是把与女儿们命运攸关的那个所在，称之为“离恨天”或“情天”。 有人也许觉得奇怪：《红楼梦》中所说的“无材补天”，怎会与“离恨天”或“情天”有什么相干?这样联系，岂不失之牵强? 其实不然。 请看戚序本第三回回末脂批：“补不完的是离恨天，(女娲)所余之石岂非离恨石乎!”再看庚辰本第二十一回脂批所引“失其姓氏(实为《红楼梦》著书圈内不愿公开真实姓名)”者，所题的一首律诗的末句： “情机转得情天破，情不情兮奈我何!”这些，都雄辩地说明，身为曹雪芹的亲人和著书助手的脂砚斋等人，对书中“补天”一语的象征性意义，是一清二楚的。即补“离恨天”，补破了的“情天”。我们或许可以找出千条理由、万条条理由，去责备脂砚斋等人对曹雪芹的思想不理解；却绝然找不出任何理由，能证明他们对曹雪芹的思想——尤其是“无材补天”这样重要的思想一不知情。 非常有趣的是，过去也并非只有脂砚斋这些著书圈内的人独具慧眼，道光年闯有一位名叫凌承枢的《红楼梦》爱妤者，他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此人认真研读《红楼梦》，曾作有《红楼梦百咏词》，里面收词一百十七首。在过去所有为《红楼梦》写词的人之中，无论数量质量，恐怕都以此人为最。试看其《宝玉·风流子》一词： “红楼女儿事，侬家里，惹尽古今愁．看满院金钗，无边思涌；重围翠黛，何限情柔。更随处，春明千步障，月罨百花洲。翡翠帘中，佳人携手；鸳鸯池畔，仙子移钩。春风何易逝?梦醒时，已是露冷香篝。曾记芙蓉馆里，杏子楼头。黄土垄中，女儿命短；茜纱窗下，公子情蝓。始信情天英补，顽石空留。 好一个“情天莫补，顽石空留”，真是道尽了曹雪芹的五内忧思! 弄清了作者通过书中主人公慨叹“无材补天”的本意，便能更深刻地理解其“悲金悼玉”的哀痛。贾宝玉空怀对青年女性的尊敬挚爱之情，却眼看她们走向毁灭而一筹莫展。“无材补天”，正是这一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在妇女问题上找不到出路、看不到光明的绝望的哀鸣；也正是曹雷芹这一伟大作家和伟大思想家自己心灵深处的终生遗恨。这一点，我们不仅可以从书中每次提及“无材补天”时的沉痛语调中感觉出来，而且也可以从脂批里面找到证据。如在甲戌本第一回“无材补天，幻形入世”一语的旁边，有批语说： “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恨!”在同回“枉入红尘若许年”的旁边，又有批语说： “惭愧之言，呜咽如闻!”曹雪芹对于“无材补天”挣有如此深切的愧悔之情，我们怎么能够想象他是在说反话呢? 当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认识，曹雪芹具有这样深切的愧悔之情，正体现了他思想的锐敏和精深。而且，他能在清代严酷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尤其能在文狱最盛的乾隆时期，写出《红楼梦》这一稀世瑰宝般的文学巨著，发出“悲金悼玉”、“无材补天”这样闪电惊雷似的呼号，应该是既无愧于当世，也无愧于后人的。 1980年6月30日草成于自贡 1980年10月8日三改于重庆 注： [1]载《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以下所引聂绀弩同志的观点，均出自此文。 [2]载《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一辑，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以下所引舒芜同志的观点。均出自此文。 [3]高尔基：《和青年作家谈话》，见《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 [4] 洪广思：《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出版。 [5]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以下所引俞平伯先生的观点，均出自此书。 [6]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见《红楼梦评论集》，作家出版社1963年出版。 原载：《红学论稿》(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原载：《红学论稿》(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