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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认识生活吗?你要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艺术素养吗?你要用文艺的形式反映社会生活吗?那么，你就应该读一读《红楼梦》。因为，《红楼梦》——曹雪芹在十八世纪中叶创造的这个奇迹，至今不失为生活的百科全书，社会的一面镜子，人生的画卷，艺术的明珠。《红楼梦》，在继承祖国优秀文艺传统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峰，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象征。 《红楼梦》于清“康乾盛世”问世传奇，已经二百多年。曹雪芹在创作修改中，脂砚斋、畸笏叟就在认真研究它。乾隆、嘉庆年间，研究《红楼梦》蔚成风气。光绪初，还出现了个诨名，称《红楼梦》研究为“红学”。此后，有数不清的人评点、索隐、考证、评论，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红学家。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者越来越多。“世人艳称，历来研究莎士比亚的著作，汗牛充栋，自成一图书馆。这番话，如果移来称道曹雪芹及其不朽巨著《红楼梦》，显然也是合适的”①。 二百多年来，认识到曹雪芹写《红楼梦》意在绘人生之面影、探生活之奥秘、痛社会之混浊、哀礼教之严酷者不乏其人，但“红学”的历史基本上是《红楼梦》长期被歪曲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不久，毛泽东同志发动了对《红楼梦》研究中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批判，清除了“新”的和“旧”的“红学”中的一些垃圾，树立起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评论《红楼梦》的旗帜。当然，“红学”领域不会因此就会风止树静。在“文化大革命”中，自诩为“半个红学家”的江青借评《红》说黑话，硬是把“红学”拉进了“古为帮用”的死胡同。可见，“红学”，也是“人学”，是各个时期不同阶级和派别的人们的政治观点、文艺思想的折光。 对于《红楼梦》的评论，鲁迅作过精辟的论述。“五四”运动前的“旧红学家”，因其“眼光”不同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帏秘事……”②；“五四”运动后的“新红学家”，则钻在红楼里无视贾宝玉是个艺术典型，硬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 对于“红学”的历史，不少人作过粗线条的论述，也有不少人对某些具体问题或某个人的研究或某部论著作过细致的剖析，同样是各执己见，众说纷纭。为了批判地继承《红楼梦》和“红学”这两份相辅相成的文学遗产，运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观点写部“红学史”是很有必要的。从这里，全面地、系统地看一看各个时代不同阶级和派别的人，在《红楼梦》问题上有些什么看法，哪些值得“拿来”，哪些必须“弃去”，有助于我们对《红楼梦》作出科学的评价，从而更好地发挥它的借鉴作用。 我是个《红楼梦》的爱好者，从而也就喜读“红学”论著。“研究”《红楼梦》还仅仅是一种想法。我深知自己孤陋寡闻、学浅才疏，不揣冒昧为“红学”写“史”，是想看看历代红学家已经取得的成就，确定自己应该从何处出发，路该怎样走。这是因为，任何科学研究，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使“天才”也决不是无宗无祖的。数典忘祖的人，不是目空一切的狂妄自大，就是个科学文化的破坏者。如果不抱任何偏见，谁都会承认：没有“旧红学”，就不会有“新红学”；没有“新红学”，何以有今天的《红楼梦》研究? 在编写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一粟编《红楼梦书录》(增订本)和“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之一《红楼梦卷》、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增订本)、作家出版社编《红楼梦问题讨论集》(第一至四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至四辑)等，并陆续阅读了解放以来至一九七九年底出版的《红楼梦》研究专著和刊载于各种报刊的考证、评论文章，从中采集了资料，吸收了营养，受到了启示，也“拿来”不少观点。在此，我向它们的作者和编者聊表谢悃。书中引用《红楼梦》原文均据“戚序本”，遇有错讹或蹩脚处据其它“脂评本”或“程高本”予以校订。 本书部分篇章曾在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年的河北师范大学的校刊与学报上或零星或以《红学史话》为题刊出。从校刊与学报看到拙稿的不少同志提出过修改意见。更有一些山南海北素不相识的同志也热情致函赐教。从写作到出版，河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一直给予大力支持。这里，一并表示感谢。我尤其感谢徐恭时、周汝昌、吴世昌、冯其庸诸位研究《红楼梦》的专家。他们或提建议，或供资料，或审书稿，这是老一辈专家对后学的热情关怀和积极扶植的一种具体表现。周汝昌先生呵冻写序，黄绮先生挥毫题签，都是对我的热情鼓励，在此谨申谢忱。 我深深怀念吴恩裕先生。吴老生前看过我寄去的纲目和部分初稿，曾几次不顾病痛和劳碌赐函赞助，提出建议，邮寄资料。先生说，为“红学”写史“很有意义”，也“十分必要”；写这种书“不但要材料充实，而且要观点正确，议论公允”，“写到当代，尤须如此”，并指出“从胡适起到解放前的那些研究的著作要重新估价”③。他曾一再说，也给拙著写一篇序。我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上旬进京查阅资料、拜访专家期间，同先生四次晤面，三次长谈至深夜。我怕耽误他的写作和休息，几次告辞，几次让我“再坐会儿，再谈谈”。同时，让我看了他珍藏的资料，并以旧作相赠，以志纪念。先生说：一九八○年二月间一定把序写好，在序中谈谈“红学”的梗概，谈谈为“红学”写史的意义，谈谈对《红学史稿》的看法。十二月十九日接到骆静蓝同志嘱吴老生前助手魏晓岩同志来信：“吴老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三时半，正在写作中，心脏病突然发作，抢救无效，不幸逝世。”恶噩传来，使我顿时陷入悲哀之中。十二月二十六日参加先生的追悼会归来，暗下决心：以吴先生的治学精神把《红学史稿》修改好，借以告慰先生之灵。 我是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一名知识分子。不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象我这样的人差不多成了从“黑染缸”里染出来的“臭老九”。感谢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各条战线很快呈现出一派大地回春的景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有加倍努力，才能把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只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使祖国富强昌盛起来。让我们的“红学”为着繁荣祖国的文化事业，为着建树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为着在今天的文学艺术创作中更好地发挥它的借鉴作用，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引下，在实践检验下，沿着科学轨道前进吧! 我为“红学”写“史”，早有动意：搜集资料自六十年代初在河北大学求学始(当时拟订的题目是《<红楼梦>研究述略》)；大学毕业后，正好分配在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进修元明清文学，更坚定了信心；在“文化大革命”中，夜深人静后翻阅思考所积资料，写出一个十万言的《红学史纲》。一九七六年十月，在欢呼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的锣鼓声中，“挤时间”，开始了《红学史稿》的写作。一九七八年完成初稿，一九七九年底第二稿，一九八○年三月定稿。虽几易其稿，但仍不满意。书题《红学史稿》，就意味着这仍然是个草稿。诚望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从开始写作之日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的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所以，我很愿意把它援引在下面: 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韩进廉 一九八○年三月于石家庄。 注： ①茅盾：《关于曹雪芹——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 ②《集外集拾遗.<绛洞花主>小引》。 ③摘自吴恩裕先生一九七九年八月十日、二十四日和九月八日给笔者的信。 原载：《红学史稿》 原载：《红学史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