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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想知道的，是西方是如何看待“红楼一梦”的。他们未必能看得对，懂得透，但是我们用不着轻薄和哂笑，因为需要“反顾”一下：我们中国人自己，是否已然看得懂透了呢？我不知哪个最狂妄之辈才敢这样正面答言。 中西文化各种观念上的差异，在《红楼》西译上也显示得十分有趣。如英国著名翻译家霍克思（David Hawks）英译“好了歌”为Won Done Song，应该赞许匠心独运，真算难为他了（但从学术上严格考求，并不等于说这就十足完美地“传达”了原文了。“了”，不仅是“完了”、“了结”义，而且更是“了悟”义为重。不要说佛经术语，连诗家也常用此类“了”字义，如黄山谷“痴儿不了公家事”即其例）。但霍克思却把宝二爷的怡红院硬是译成“怡绿院”，而有学者又“返”译为“快绿院”——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认为非此不合西方观念。此种例子更是令人小中见大，也最“发人深省”。单就这两个色调，在中西方读者说来竟也有如此巨大和“相反”的文化联想与审美感受！遑论整部的《红楼》与整个的雪芹头脑心灵了！我不知道霍氏是怎样理解“怡红快绿”的，他是否读懂这四字的注脚就在于院中景物主眼的“蕉棠两植”——而蕉是象征黛玉，棠是象征湘云。霍先生硬要将“红”变“绿”，是个对全书制造了一个具有根本性关键性的大麻烦问题。 其实，霍氏是很聪明的，他既然主张该把怡红院译成“怡绿院”，必然引发一种连锁后果：那么，“红楼梦”的那“红”，又待怎样翻译？是否也得译成“绿楼梦”？他大概意识到这很麻烦，所以就连“红楼梦”的书名也避而不用，干脆是“The story of the stone”了。 “红楼梦”这三个大字，首先就是不可译的中华文化的诗的语文和美学概念。Red Chamber Dream或者Dream“of”or“in”the Red Chamber都使西方人困惑，只单说那“Red Chamber”，已然即是一种不可思议、莫名其妙的怪名堂了。所以“Red Chamber”根本不能传达“红楼”二字对中华本民族的有文化、有学养的读者所引起的艺术效应，“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呀！ Red Chamber固然令人很不满意，可是话还得“说回来”，毕竟未离大格儿，还是主观上力求忠于原词的。到后来，却又出来了一个Red Mansions，这就益发令中西方读者一起茫然了。推想起来，那是否要把“红楼梦”理解为“朱门梦”、“ 朱邸梦”？假使如此，我也要说，这是十分不妥的破坏原义，违反翻译原则的做法。 霍克思翻译自有他精彩之处，他连双关语也译出，实为一大奇迹。但是，霍氏在雪芹面前，也时时会敬谢不敏，束手无策——或竟只好出以下策！比如，当他遇到全书中第一个仆人霍启时，就智穷力拙了——霍启，谐音祸起，火起（霍是入声，北音无入，转为“火”“祸”相似，或上声，或去声）；又须知那时代家下人职名，都是吉利字眼，如“旺儿”，“兴儿”，“来升”，李“贵”……是也。“启”者开也，原也谐“起”之音，故乾隆以至宣统时代读者，一见“霍启”之名，便知绝妙。可是霍先生的英译，竟然在此名之处，大书Calamity一字，以为译文。我看了，真是吃惊不小！一个“封建大家族”，十七八世纪时代，给仆人取如此“吉名”，这让欧美人见了必然骇愕万分，以为中国人远在清朝，就比“西方民主”要开明多了。可见想让西方读者看懂雪芹的书，是多么地不容易。 德国人对《红楼梦》的理解是了不起的，远在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格鲁勃就对芹书有肯定的评论，到1926年（民十五），又有一位名唤理查·维廉的，说《红楼梦》“像《绿衣亨利》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提供了一幅大清帝国文化历史图画”。再到1932年，又有一位名叫恩金的，说《红楼梦》与《金瓶梅》不同，写的是一种有教养的生活，说雪芹不知何来神奇力量，把日常琐事写得如此生动，说读过《红楼》，才知道中国人有权对他们的优秀文化感到自豪——欧洲人是从未达到如此高度的！我读到这一段落，不禁拍案叫绝，继之以掩书而叹。 有一位作者W·亚瑟·柯纳培写过一篇《红楼梦的秘密》，特别从历史观的角度强调指出：《红楼梦》才是中国的一部“真正的小说”，他说，《红楼梦》对于有教养的中国人来说，正像《哈姆莱特》对于英国人一样。“教养”一词，是很称具眼、有体会的评赏之言，未可轻视！ 西方读者已然看清了《红楼梦》是中华民族的一部稀有的文化小说。“有教养的生活”，说的就是“高度文化”，仅仅措辞小异罢了。须知，教养是中华文化的最宝贵的部分（雪芹的用语就是“调教”二字）。德国人看到的这一极为重要的文化表现，我们的自诩为“红学家”的，却是了不能知，或是很晚才从别人那里稗贩而得的。 英国的第十五版的《英国百科》说：《红楼梦》题材与技巧的丰富，“不亚于欧洲”，但其“关于作诗的冗长争论，令读者厌倦”。我看到此处，真有“啼笑”之感。一个是“不亚于欧洲”！这是“最高评价”了啊。世界人类文学，还有超过欧洲的可能与命运吗？一可叹息也。再一个则是更加复杂重要的“中国诗”的麻烦事情。——诗在中华文化上的地位、作用、意义、价值，在中华人的生活的巨大“造福”力量，英国人能在未来的哪一个世纪才会略知一二？看来还很是难以预卜。如果你认为雪芹所写的是一群大有文化教养的人，故此才有“诗格局”，那么你便大错了。这绝对的不是只知有“秦少游与苏小妹”的文人墨客所能尽明的中华文化的一个侧面。不理解这，不理解诗在《红楼》中的巨大重大作用，是怎么得出“不亚于欧洲”的“高度评价”的呢？！ 曹雪芹的《红楼梦》通过译本与影视改造，已经“走向世界”多时了。影视工作者直到今天，还在宣扬“把宝黛介绍给世界”，而毫不知体认《红楼梦》的真正的文化主题是何深度高度，这就可忧了。《红楼梦》一书真正的主角宝玉这个人物，究竟是何等样人？怎样理解其意义？在西方竟然缺少评论，几乎是个巨大空白。最近传来的好消息是，美国学者葛锐朴京淑伉俪正在从事这个工作，正在撰写一部有关曹雪芹自传的书。 原载：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7月06日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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