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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贬的连畜牲不如 语言这一交际工具，不能不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可恶”一词中的“恶”字，从前连我们乡下的庄稼人，都念ｗùè，可是而今，许多念过书的人，却把它念成è了。这么一来，“众恶之，必察焉”的老话，念起来就有点不太象话；难办。“褒”与“贬”本是两个对称的词，含义相反。一个是赞扬，一个是损或抑。可是也有两词并用，成为“褒贬”的。按《辞源》这一工具书的解释，这是古已有之的：“赞美之日褒，非刺之曰贬。《春秋序》： ‘《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我没有考察过《红楼梦》中此词的来历，但在人物心理活动的描述中，以至人物的对话中，这个词却是常见的，其含义，同样不是客观的、善意的一分为二的批评。就它对于对方的损害来说，相当于凤姐的另一种说法——“嚼说”，相当于黛玉的另一种说法——“咒”，相当于焙茗的另一种说法——“下蛆”。总之，不是褒扬而是贬抑。就人物相互关系的影响：而论，在贾府里， “唯恐落人褒贬”的人并不少，这也并不奇怪，有道是“人言可畏”。 林黛玉的丫头紫鹃，未必已经知道袭人在王夫人跟前散布了有关她小姐的流言蜚语，她却从“唯恐落人褒贬”的顾虑出发，劝告宝玉不要再和她开玩笑： 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打紧的那起混帐行子们，背地里说你，你总不留心，还只管和小时一般行为，如何使得?姑娘常常吩咐我们，不叫和你说笑，你近来瞧他，远着你还恐远不及呢。 其实，紫鹃这些话本身，也在褒贬旁人——“背地里说你”的“那起混帐行子们”。不论作者是否为了给宝玉心理描写作铺垫，紫鹃这段话代表着黛玉对于褒贬的恐惧。黛玉自己，曾向宝钗说明她不愿再吃补药的原因，是“如今我还不知进退，何苦叫他们咒我。”《红楼梦》以其千变万化的形式，描写“人言可畏”的现实。比如袭人，在王夫人跟前说明“人言可畏”的状况，她的说明本身也就是可畏的人言。 ……如今二爷也大了，里头姑娘们也大了。况且林姑娘宝姑娘又是两姨表姊妹。虽说是姊妹们，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处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悬心，便是外人看着，也不象一家子的事。俗语说的，“没事常思有事”。世上多少无头脑的事，多半因为无心中做出，有心人看见当作有心事，反说坏了。只是预先不防着，断然不好。二爷索日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在我们队里闹，倘或不防前后，错了一点半点，不论真假，人多口杂，那起小人的嘴，有什么避讳，心顺了呢，说的比菩萨还好。心不顺就贬的连畜牲不如。 袭人说的这些话，包含着丰富的心理内容，经得起反复阅读。作为一种对人的褒贬，其巧妙处在于仿佛自己态度冷静、客观、公允，毫无剑拔弩张的架式，其打击力量何尝抵不过秋桐之于尤二姐的指桑骂槐。袭人这些话的妙处在于，好象一心是为“二爷一生的声名品行”着想，并无主观成见与自己个人得失的考虑。倘若说她有私心，至多不过“若要叫人说出一个‘不好’字来，奴才们不用说粉身碎骨，罪有万重”。这话好象主要是以主子的安危为自己的安危。其实她正是一个“有心人”，正在说一种“有心”话。有心而故意装出无心的样子，所以它的影响格外有效。它使颇有点“木头”特点的王夫人，起了“如雷轰电掣的一般，正触了金钏儿之事”的作用。王夫人万分感激袭人，林黛玉却蒙在鼓里，万万没有料到，自己会这样又被蛇咬了一口。 二 谁是和你一个衣包里爬出来的 “褒贬”对人的背后运用，相当于流言，对人的当面运用，不同于辱骂。作为一种精神战术，它不同于造谣或辱骂之处，在于被攻击者的确有机可乘，对方不完全是无中生有。褒贬与遭受辱骂的差别是相对的，正如说长道短与散布流言是相对的那样。因为褒贬运用者一心要打击对方．就不管己方的根据是否确切。因为不管己方的着眼点是否属于对方根本性的短处，这就其态度来说，和凭空捏造同样卑劣。 鲁迅指出：“这时还有蝇子们，是最善于寻觅创伤的脚色，嗡嗡的叫，拚命的吸吮，一面又拉许多蝇粪在他的皮肤上，来汪明他是怎样地一个不干净的东西。”[1]小说《红楼梦》写了不少两只脚苍蝇。比如在抄检大观园时的凤姐，周瑞家的，王善保家的等等，不论是主子还是奴才，她们对司棋的褒贬，相当于苍蝇的拚命的吸吮、拉粪、下蛆，证明对方不干净，以表示自己干净。周瑞家的这个贾府的奴才，既是鲁迅所说的“苍蝇”，也是鲁迅所憎恶的“狗”。“狗也是将人分为两种的，豢养它的主人之类是好人，别的穷人和乞丐在它的眼里就是坏人，不是叫，便是咬。”[2]司棋虽然不就是乞丐，但在周家的看来，她却是坏人。周家的虽没有咬而只是叫，但她对司棋的褒贬，其力量不亚于凤姐对司棋的褒贬。周家的这个形象本身，不是简单化了的狗，她之于刘姥姥的帮助，她对香菱儿时遭遇的同情，这一切正如《法门寺》里，也做过一点好事的刘瑾那样，和她自己作为奴才的利益并不矛盾，也没有改变她的狗性。作者不从概念出发，不把她写成一味地咬和叫的狗。与其说这是作者对她的宽容，不如说是作者从他所拥有的生活经验出发，写出狗的多样性，避免周家的与王家的等奴才的形象千篇一律。周家的在逼迫司棋的过程中，扮演了“林冲发配”里那解差般的角色。她虽然没有象董超薛霸那样受命暗害司棋，没有玩弄用开水烫脚之类的恶作剧，但她那些冷言冷语也很伤人。就它对司棋的打击来说，并不比水火杠轻微。她为人的狠毒，并不亚于主子凤姐。曹雪芹写矛盾冲突，总不忽视反映它的特殊点。周家的落井下石，百般地挖苦司棋，包含着她对平日看不起自己的大丫头们的报复，发泄她早就憋在肚子里的积怨和忌恨。只消读一读她在迎春面前“劝说”司棋的那一番话，就会看出这个奴才对受压迫者的冷酷。就她宣传统治阶级思想的形式来说，也象凤姐的宣传那样不一般化，有创造性。 “耳软心活”的迎春，曾说愿替司棋说情。后来因为“事关风化”而不敢过问。司棋临走，哭求迎春： “姑娘好狠心，哄了我这两日，如今怎么连一句话也没有了?”真是“墙倒众人推”，周瑞家的等人说道： 要姑娘留下你不成?便留下你，也难见园里这些人了。依我们的话，快快的收了这个样子，到是“人不知鬼不觉”的去罢，大家还体面些。 “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3]的周瑞家的，这时候这样拿“体面”来奚落司棋，那口气一股奴才味，和凤姐的风凉话前后呼应。 迎春不敢保护司棋，出自怕“连我也完了”的私心。凤姐奚落司棋，出自主子特有的权势。周家的这样奚落司棋，多少也能表示我比你体面的优越感。不论各人的出发点如何，这一切对孤立无援的司棋是够狠的。后来司棋和绣橘话别，周家的不耐烦，只管催促。司棋求她：“婶子大娘们，好歹略狗个情儿，如今且歇一歇，让我到相好的姊妹跟前辞一辞，也是我们这几年好了一场。”周瑞家的冷笑道： 我劝你罢呀，别拉拉扯扯的了。我们还有正经事呢。谁是和你一个衣包里爬出来的，辞他们作什么?他们看你的笑声还看不了呢。你不过是挨一会子是一会罢了，难道就算了不成?依我说，快走罢。 这些话和凤姐“这倒也好”，“大家到省心”等话一样说得口吻轻松，却把司棋“贬得连畜牲不如”。 三 那一位是好缠的 唯恐被“贬的连畜牲不如”的袭人，却惯于背后褒贬别人。 史湘云来到贾府，宝玉一时高兴，与湘云、黛玉说笑至二更天，袭人来催了几次才回房睡觉。可第二天一大早，不梳头，不洗脸，“披衣靸鞋”又去找湘云、黛玉，可巧宝钗来到宝玉房中，问及宝兄弟去向，袭人含笑答道； 宝兄弟那里还有在家里的功夫?——姐妹们和气，也有个分寸礼节，也没个黑家白日闹的。——凭人怎么劝，都是耳傍风。 袭人这些话说得十分平淡，却是话里有话的。袭人年轻。但她那含沙射影，咬人不露痕迹的本领，能与凤姐相伯仲。难。怪宝钗觉得她“言语志量，深可敬爱”。 说起宝钗，那也是个“唯恐落人褒贬”的。她恪守“小心没过逾的”作人原则，俨然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君子”。贾府刚刚平息了因茯苓霜、玫瑰露引起的风波，又赶上了宝玉的生日，薛蝌在家备了酒席，请宝玉赴宴。宝玉刚吃了两杯酒，宝钗又来叫他回大观园待客。薛姨妈的住所与大观园只隔一道角门，宝玉随宝钗等人一进角门，宝钗便命婆子将门锁上，把钥匙要了，自“己拿着”。这不免使宝玉奇怪，宝钗笑道： 小心没过逾的。你瞧你们那边这几日七事八事，竟没有我们这边的人，可知是这门关的有功效了。若是开着，保不住那起人图顺脚抄近路从这里走，拦谁的是?不如锁了。连妈和我也禁着些，大家别走，纵丢了东西，与我们这边无涉，岂不省心。 宝钗的“岂不省心”，也就是免得叫人褒贬。这也是宝钗的一贯作风。头天抄检大观园，第二天宝钗就与李纨、探春告辞，搬回薛家去了。来了一个比锁角门、带钥匙还彻底的“避嫌疑”。可见，“唯恐落人褒贬”，并不只是紫鹃这些“下人”才有的顾虑。凤姐做事可谓胆大包天，但是，她也“唯恐落人褒贬”。凤姐曾对刚从南方回家的贾琏说过：、 你是知道的，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们，那一位是好缠的?错一点儿，他们就笑话打趣。偏一点儿，他们就“指桑说槐”的抱怨。“坐山观虎斗”，“借剑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挂子的武艺。 作为一只社会上的苍蝇，凤姐深知“苍蝇”的厉害。惯于提防有人背地里嚼说她。凤姐与平儿一起推测，到底是谁泄漏偷当贾母家什的秘密的情节，表明她也有“人言可畏”的警惕，也怕社会的苍蝇。她所说的“连没缝儿的鸡蛋还要下蛆”，是她对褒贬感到恐惧的表现，也是她自己重视“下蛆”这一打击别人的手段的表现。 凤姐保护自己，打击别人的心理基础，和《狂人日记》里的一些话有联系。狂人“褒贬”又凶又怯者：“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狂人看出了吃人者的怕被人吃，这种看法有客观根据，符合两点论。和凤姐相比较，尤氏要老实得多，但也有狂人般的恐惧。元宵夜宴上，凤姐说笑话给自己解嘲，众人说，“听数贫嘴，又不知编派那一个呢”，尤氏说：“你要招我，我可撕你的嘴。”这虽是在说笑，却也是她那为了保护自己，按宝钗那“小心没过逾”的原则看人看事，过于小心的心理活动的自然流露。至于经常“编派”别人，却也唯恐落人褒贬的凤姐，也是一个既要吃人而又怕被人吃，为人残酷而又精神虚弱的角色。俗话说：“人正不怕影儿斜”，倘若凤姐真是光明正大．不搞阴谋诡计，她对贾府管家婆们也不会那么神经过敏，疑心极深地觑着她们的。所以，应当说，“唯恐落人褒贬”的人，也许是一个惯于褒贬别人的人。 四 省了当那出名儿的忘八 凤姐听到尤三姐抹了脖子的消息，说了一句与柳湘莲的闲话相呼应的闲话。柳湘莲说过， “我不做这剩忘八。”凤姐不是一个没有出息，只会重复现成话的“空头文学家”，她创造性地却很卑劣地对待柳湘莲的鬼话。她的感慨好象只是同情柳湘莲，其实是对死者尤三姐的“嚼蛆”： 这个人还算造化呢，省了当那出名儿的忘八。 凤姐对尤三姐的嘲笑，也算一种社会舆论。她把“淫奔女改行另择夫”当作笑料，是以封建的道德观念为是非标准的。这种舆论的特点，是无视尤三姐“改行”，抹煞她敲断玉簪表决心的事实，死揪住她已成过去的“无行”不放。这种舆论既很恶毒也很卑怯，但能吃人。对于一个被黑暗势力所吞噬的“弱者”，凤姐竟要这么唠叨不已。其心理的阶级根源，也象她炮制舆论逼死尤二姐那样，是剥削阶级把“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特殊表现。为人冷酷和道德观念虚伪的凤姐，尽管和尤三姐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她却不放松这一足以显示自己“干净”的好机会。正如她把司棋和潘又安的自杀当成说笑的话柄，嘲笑他们是“傻丫头”和“傻小子”那样，凤姐说尤三姐的“抹了脖子”是柳湘莲的“造化”，这种利用一切机会以显示她自己抬高自己的行为，是一种相当干“卖死人头”的投机取巧。不论凤姐是否自觉，她对尤三姐那冷酷而且卑劣的褒贬，仍属于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的行为。曹雪芹对地主阶级道德观念的抨击，就是这样以具体人物和情节为出发点的。《红楼梦》描写凤姐对待尤三姐，尤二姐、司棋和鲍二媳妇的自杀的态度，着重点不同地暴露了这个典型人物的灵魂的复杂性。凤姐当众拿司棋的私信大作文章，极尽褒贬的能事，却不象对待尤二姐那样，目的是要促使对方自己毁灭自己。至于鲍二媳妇的自杀，显然是当众受了凤姐侮辱的结果，凤姐事后倒打一耙，拿人家的生命来卖弄贾府那不怕打官司的权势，说什么“只管叫他告去……告不成到问他个‘以尸讹诈’”。这和她唯恐司棋自杀是否是完全对立的呢?不。凤姐出自气忿而侮辱鲍二媳妇，出气而已，没有逼人上吊的动机。但尸亲要和她打官司，她就不得不拿出恐吓人的手段。运用这种手段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巩固她的权势。凤姐对尤二姐、尤三姐、司棋或鲍二媳妇的褒贬，对象、方式、过程、结果都不大相同。这也是《红楼梦》“如实描写，并无讳饰”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显著成就。 凤姐自己出头，或暗暗指使善姐儿、秋桐以至贾母，言三语四地褒贬尤二姐，是深思熟虑、胸有成竹、全神贯注的，因而节节胜利。她自己或者退居幕后，或者亲自出马，幕前幕后密切配合。她有时也修改作战方案，但不论是为了孤立尤二姐，还是为了彻底毁灭尤二姐，手段隐蔽而目的鲜明。当她自己亲自出马时，完全不露凶相，好象是在和尤二姐谈知心话。她表示既为尤二姐的利害着想，又诉说自己处境的艰难。她装出同情尤二姐落人褒贬的样子。这比公开的褒贬更有迷惑性，也更有打击力。她曾在无人处，这样对尤二姐说； 妹妹的声名很不好听，连老太太太太们都知道了，说 妹妹在家做女孩时就不干净，又和姐夫有些首尾。没人要的了，你捡了来。还不休了，再寻好的。我听见这痞，气得倒仰。查是谁说的，又查不出来。这日久天长，这些个奴才们跟前，怎样说嘴。我反弄了个鱼头来拆。 这些话说得虚虚实实，难于捉摸，语意双关，既有讥讽，又有恐吓。对于处境恶劣，为人软弱的尤二姐，是难于招架的；何况还有一批奴才与凤姐相配合。 五 父亲不用生气 不论是当面褒贬人，还是背后褒贬人这两手都不是凤姐之流的新发明。比凤姐早生五百多年的秦桧，为了出卖民族利益，打击坚决抗金的宋王朝的官吏，就是这样两手并用的角色。秦桧指使他的死党侍御史肖振造谣，搞得尚书左仆射赵鼎罢官；[4]又指使鄂州前军副都统制王俊，诬告副都统张宪“谋据襄阳为变”，连累张宪的属吏也遭逮捕；[5]齐安郡王赵士褒罢官的原因，是他知道对方要草奏营救岳飞，才指使人给皇帝“打小报告”，说，“项岳飞进兵于陈、蔡之间，乃密通书于士褒，叙其悃幅，踪迹诡秘……”[6]这“踪迹诡秘”说得含含糊糊，没有实据，却又象很有根据。 有缝儿找缝儿下蛆，这叫攻击一点，不及其余。没缝儿也要下蛆，这叫做无中生有，造谣诬蔑。前者是抓住一些表面现象，歪曲事物的本质，后者是不管有影儿没影儿，也要凭空捏造，这种打击陷害别人的手段，好象是剥削阶级的本能。小小年纪的贾环，也是个造谣的能手。 贾环打击宝玉的手段有灵活性。这小子长大之后，可能利用既有的直接经验，成为一个更有能耐的阴谋家。贾政去送那前来讨索优伶琪官的客人——忠顺王府长史官，忽见贾环乱跑。因宝玉引起一肚子火的贾政，迁怒于贾环，喝命小厮“快打快打”。贾环乘机“下蛆”，说他“方才原不曾跑，只因从那井边一过，那井里淹死了一个丫头……所以才赶着跑了过来。”贾政听了惊疑，发表了一通议论，喝命快叫贾琏、赖大来查问缘由。贾环忙上前拉住贾政袍襟，屈膝跪下道： 父亲不用生气，此事除太太房里的人，别人一点也不知道。我听见我母亲说…… 说到这里，贾环回头四顾。仿佛他也懂得“家丑不可外扬”的原则，其实这正是他学到了造谣决窍。贾政，立即示意使众小厮退去。贾环才悄悄说道： 我母亲告诉我说，宝玉哥哥前日在太太屋里，拉着太太的丫头金钏强奸不遂，打了一顿。那金钏儿便赌气投井死了。 这些悄悄话很有效果，促成一场贾政痛打宝玉的大风波。知道金钏遭遇的读者，不难明白这是贾环造谣，但一心卫道而又蒙在鼓里的贾政，却一听就信以为真。假使说柳湘莲的出走所引起的风传，——“有一个道士，三言两语，把一个人度去了”，“一阵风刮了去了”，也是一种谣言的话，它和贾环的存心给宝玉“下蛆”的性质不同。真所谓“盗亦有道”，贾环选择下蛆的时机和方式，都不象没有独创性的演员的死背台词。看来他的这一手，主要是没能耐的赵姨娘导演出来的。贾环说的“父亲不用生气”，仿佛只不过安慰发了“若外人知道，祖宗颜面何在”的感慨的贾政。他当着众小厮说：“此事除太太房里的人，别人一点也不知道……”这，其实就是存心在让外人知道。他的“回头四顾”，其实是故作保密的姿态以愚弄他那“棉花耳朵”的父亲。他说的“我听见我母亲说”或“我母亲告诉我说”，目的在于保护自己，可免日后负担造谣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尽管金钏的死不是宝玉逼成的，但王夫人打骂金钏与宝玉有关，所谓“事出有因”，难怪贾政随即得出“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淫辱母婢”的结论。贾环不仅知道贾政向来对宝玉“不甚爱惜”，而且掌握了宝玉的弱点，——宝玉的确有可乘之机。贾环那火上添油的心机和手段表明，这小子堪称“谣言世家的子弟”。 六 她原有些轻薄 描写人们的褒贬或“闲话”，是重视刻画人物性格的《红楼梦》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之一。这种手段不是什么天才的发明，而是实际生活的特殊点向作家提出了怎样准确地把它反映 出来的要求。在作家刻画人物性格的同时，再现了剥削阶级的风尚。宝钗和凤姐都懂得闲话的威力，都怕闲话，都在不同条件之下，演出了很有特色的戏剧。凤姐长于利用闲话作为进攻的武器——当面对尤二姐说“妹妹的声名很不好听”；宝钗却经常处于守势——力避闲话对自己的伤害。宝钗发现未婚弟媳邢岫烟把衣裳当到自家开的当铺里，连忙提出警告：“伙计们倘或知道了，好说‘人还没过来，衣裳先过来了’。”真所谓防人之口甚于防川，不论宝钗多么小心，她仍不免要受闲话的 打击。她并无恶意地传播了有关她哥哥的闲话，薛蟠却忍心当面用闲话来回敬她：“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闹，我早知道你的心了。从先妈和我说，你有金，要拣有玉的才是正配。……”这使宝钗受伤，哭了一夜。第二天黛玉发觉她哭肿了眼睛，以为她和自己一样为宝玉挨打而哭，当面用闲话刺她：“姐姐也得自保重些儿，就是哭出两缸眼泪来，也医不好棒疮。”真所谓“那个人后无人说，那个人前不说人”，宝钗的遭遇带普遍性。《红楼梦》表明：闲话既可作用于人们的相互关系，同时也是人们相互关系的产物。闲话有如空气的无所不在，凤姐或袭人用它来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宝钗虽然竭力防止受到它的伤害，有时却也用它来伤害别人。若论道德品质，黛玉和宝玉都不过是闲话的受害者，至少不象凤姐之流那样把它当着武器去伤人。但宁肯自己吃亏而不愿“女儿”们不高兴的宝玉，却不免无意中用闲话伤害了为他所同情的尤三姐。 这样看来，凤姐所说的“苍蝇不抱没缝的鸡蛋”，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又道是：“寡妇门前是非多。”这些话和“蚂蚁不钻无缝的砖阶”一样，虽说有一定的概括性，却也有片面性。《聊斋志异》里的少女胭脂不是寡妇，但她碰到的是非还少吗?谁能说那么要命的是非，是由她自己主动惹出来的?再说，寡妇门前的是非不一定都是因为寡妇生活作风不检点才引起的。在封建社会里，寡妇即使谨守封建主义的妇道，她门前的是非也不会少吧?这些俗话可作各种解释，“苍蝇不抱没缝的鸡蛋”出自随意褒贬人的凤姐之流口中，则是为自己“下蛆”的行为作辩护的。 抄检大观园之前，王夫人问凤姐“上次我们跟了老太太进园逛去，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象你林妹妹的，正在那里骂小丫头。我的心里很看不上那狂样子。……今日对了坎儿，这丫头想必就是他了。”凤姐的回答若即若离，一点不象存心在给别人抹黑： 若论这些众丫头们，共总比起来，却是睛雯生得好。 若论举止言语，他原有些轻薄。方才太太说的，到很象他，我也忘了那日的事。 凤姐没有把话说死，而把它留给听者去揣测。唯其如此，打击人的力量就更大。这正如鲁迅所说：“声罪致讨的明文，那力量往往远不如交头接耳的密语，因为一是分明，一是莫测的。”。[7] 可是，生得好看与轻薄是否能画等号?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它有那样大的煽动力呢?看来这和“下蛆”人的地位，身分有关，也和旁人那形而上学看问题的方法，对别人命运不负责任的态度有关。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凡生得好的女人一定轻薄的判断，在今天已经绝迹，“下蛆”者就已经没有市场了吗?难说。 七 谁这样赃派我 因“落人褒贬”而受害，受害程度的大小往往取决于受害者的地位。大少爷薛蟠一贯为非作歹，可以说是一个满身带缝儿的臭鸡蛋。但是苍蝇下蛆对他的危害，较之对于“身为下贱”的晴雯要轻微得多。 袭人问焙茗，宝玉为什么挨打。焙茗回答说，琪官的事“多半”与薛蟠有关。“素日有这个名声”的薛蟠，吃了“黄泥巴滚裤裆”的苦头。袭人“见到封皮就是信”，把焙茗的“多半”论传给了宝钗，宝钗信以为真，告诉了薛姨妈，引起了薛家一场风波。薛蟠不接受母亲的妄断和斥骂，也不接受妹妹“藏头露尾”的劝说，气得大骂“下蛆”者：“谁这样赃派我?我把那囚攮的牙敲了才罢。”别人给薛蟠下了蛆，他可以“把那囚攮的牙敲了才罢”，而晴雯被人下蛆，却落得个含恨长逝。 宝玉祭晴雯的文中，有“高标见嫉，闺帏恨比长沙；直烈遭危，巾帼惨于羽野”等句。宝玉把晴雯比作贾谊和鲧，是对晴雯的不幸遭遇的同情，是为无辜者鸣不平，也是对“以谣言杀人”者的抗议。年轻有为的贾谊，曾受汉文帝的重用，后来遭到排斥而被贬到长沙，三于三岁就死了。唐代年轻诗人王勃，同情贾谊而讽刺过汉文帝——“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这和李商隐“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诗句一样，倾向性鲜明。一七二九年，雍正大发“为君难”的牢骚，在谕旨里以辟谣的姿态，吹捧汉文帝而攻击贾谊和他的同情者：“且文帝汉之贤主也，恭俭仁厚，移风易俗，阅历世务深矣，视贾谊之疏狂少年，才识相去何啻什伯!盖知其不足与问苍生，故姑问鬼神耳。……文帝岂弃才之主哉?”[8]宝玉用贾谊的典故，照应晴雯的“含罔屈于无穷”，不见得一定是曹雪芹要讥讽利用皇帝权势为汉文帝辟谣的雍正。但曹雪芹以宝玉为代言人而请贾谊来比晴雯，对于拥有一定权势的王夫人的信谣和造谣，都是一种带着憎恶情感的微词。其实，袭人在王夫人跟前表忠心，与其说是着重打击“我们队里”的晴雯，不如说是着重说明“好在我们队里闹”的宝玉，令她感到悬心。但是王夫人之于宝玉，不象汉文帝之于贾谊，也不象贾政之于宝玉，而晴雯以及黛玉，却吃了谣言的大亏。作者没有另外写明袭人怎样在王夫人面前给晴雯“下蛆”，只写抄检大观园之前，王善保家的怎样进谗，王熙凤怎样见风使船，这一切怎样助长了王夫人打击晴雯的决心。俗话说，“一肥遮百丑。”王夫人既然是高贵的主子，晴雯是下贱的丫头，既然主子有揭丫头的皮的权力，当众断言你不是好东西，你敢把她怎样呢。接着，作者这样描写晴雯的内心活动： 晴雯一听如此说，心内大异，便知有人暗算了。他虽然着烦，只不敢作声。 作者只写晴雯作出这种虽然准确却不具体的推测。至少，她不如小说读者明白，他比贾谊更为不幸的命运，究竟是哪些苍蝇下蛆的结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曹雪芹感到，要是把黑暗的现实写得太真实，将引起读者感到太受精神上的压抑，才写了晴雯嫂子灯姑娘，对宝玉说了几句虽不能挽救晴雯性命，却也远比二奶奶公正的话。包括晴雯临死的抗议，表明作者是多么憎恶社会的苍蝇。晴雯和尤二姐的遭遇不同，凤姐与王夫人的罪责也有轻重之分。作者不把晴雯的死因主要记在凤姐账上，这不表明作者是想减轻她的罪责。“唯恐落人褒贬”的凤姐，不敢触犯王夫人这样的“明主”，含糊其词地说晴雯“原有些轻薄”，这一言行本身就是一种丑恶事物的典型。这种典型所代表的作风，至少不能认为是过时的现象。 [1]鲁迅：《别一个窃火者》，《鲁迅全集》第5卷，第266— 267页。 [2]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第286页。 [3]鲁迅：《论秦理斋夫人事》，《鲁迅全集》第5卷，第537页。 [4] 《续资治通鉴》，卷124。 [5]同上。 [6]同上。 [7]鲁迅：《捣鬼心传》，《鲁迅全集》第5卷，第214～215页。 [8]转引自周汝昌： 《红楼梦新证》，第648…649页。 原载：《论凤姐》第二十三章 原载：《论凤姐》第二十三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