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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疯子”）是“五四”时期鲁迅创化与激活的最重要的文学原型之一。鲁迅以其犀利的笔法，塑造了一个令精神界震撼的“狂人”（“疯子”）形象。“五四”那种暴风疾雨似的迫切得再不能迫切的反抗压迫，打破旧的枷锁，创建新世界的呐喊，先是令知识分子”疯狂”，继而是全民参与。“狂人”（“疯子”）就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了。“狂人”（“疯子”）首先是一个觉醒者的原型意象，其二又是一个反叛者的原型。[1]无论是觉醒者，还是反叛者，它们的重要特征是“疯癫”。在谈到这一原型的发现和渊源时，研究者多集中在外国文学对鲁迅的影响上，而较少关注中国传统文学对鲁迅的影响。但是，狂人作为原型，却植根于民族心理深处。别林斯基说“：文学这个字眼的准确的和明晰的意思应该指的是历史地表现在人民灵智和幻想所结晶的文学作品中的民族意识。”[2]鲁迅除了是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和奠基人外，还是一位在研究中国小说方面卓有成绩的学者。他在《中国小说史略》等著文中多次评点《红楼梦》。本文就从《红楼梦》出发，尝试探析其对鲁迅创化激活“狂人”（“疯子”）文学原型的贡献。 程金城老师在描述“狂人”（“疯子”）是一个觉醒者的原型意象时指出，主要表现在“狂人”（“疯子”）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本来面目的清醒理解和感知及对人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生存状况的冷静思考上，意识到中国封建历史是“人吃人”的历史。[3]在传统小说里“，家庭”是温情和谐、妻贤子孝的指向。而最初打破这种指向，中国小说是从《红楼梦》开始。在《红楼梦》里，贾探春把自己家庭内部的关系概括为“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探春所说在书中有一系列事物为证明，而且不限于主子们的亲骨肉之间，在并非亲骨肉的主奴之间、奴才之间同样如此，整个贾府就是一个血腥、阴森的场所。[4]对于贾府这个充斥着男盗女娼、人吃人现象的所谓锺铭鼎食之家所面临的结局，探春是有清醒认识的。当凤姐众人深夜抄检大观园，她这样说“：你们别忙，自然你们抄的日子有呢！……可知这样的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狂人（疯子）对封建社会人际关系的一种直观体验和条件反射的表现是：敏感、错觉和多疑。[5]这一原型要素显然在林黛玉身上体现得十分突出。晴雯在院内抱怨，无意把前来串门的黛玉气怔在门外，黛玉觉得自己父母双亡，无依无靠，不觉滚下泪珠。加之听到宝钗和宝玉在院内说笑，越发伤感，悲悲切切，呜咽起来。老婆子给黛玉送宫花，黛玉却认为是别人捡剩下的，好的也不会给她。黛玉把在舅舅家的寄居生活形象为“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把自己的未来预见为“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她寄居亲戚家的凄苦状况，另一面也折射出黛玉性格的敏感和多疑。亚里士多德说，忧郁症患者比其他人更聪敏。忧郁症是“一种没有高烧和狂乱但伴有恐惧和悲伤的疯癫”。[6]黛玉对封建势力的反抗没有任何狂暴的力量（她不可能像曹禺笔下的繁漪，更不能是《虹》中的梅行素），而是一种软弱无力的激动，这种疯癫源自她对自己所处环境和命运的清醒认识。 贾宝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叛者原型。他反叛的方式是“痴”“、疯”、“狂”。关于宝玉的叛逆性学界多有成果，这里不再赘述，我们重点说一下宝玉的“疯”“、狂”。如果说，探春和黛玉对家族的对抗还更多地体现在自身的话，宝玉可要激烈得多，甚至近似“疯狂”。小说第三回《西江月》二词批宝玉：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宝玉在众人眼里是寻愁觅恨的“情种”，似傻如狂的“疯子”，哪管世人诽谤的“狂人”。宝玉首见黛玉，因为黛玉无玉，登时发作起狂病，摘下自己所配之玉，边骂边狠命摔去。难怪贾母说宝玉是孽障，王夫人介绍自己儿子是孽根祸胎，是家里的“混世魔王”，说宝玉嘴里一时甜言蜜语，一时有天无日，疯疯傻傻。花袭人对宝玉对她的每每规谏不听还着实忧郁。宝玉的“疯”和“狂”可不仅仅是病理学意义上的，说宝玉的生理和精神异常，那是贾府其他人对他的错误认识。他的“疯”和“狂”被赋予了很强的文化色彩。宝玉在诸如经学家贾政之流眼里，是“古今不孝天下无双”；在诸如纨绔膏粱子弟贾珍贾链之辈看来，是“傻子”，不懂尽享世间风流；又被祖母和母亲称作“疯癫”。小说多处描写了宝玉的“疯狂”，都十分耐人寻味。卷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辞试莽玉慈姨妈爱语慰痴颦》里宝玉好好真疯佯狂了一次。先是误信紫鹃黛玉回苏州一说，两个眼珠儿直直的起来；口角边津液流出，皆不知觉；给他个枕头，他便睡下；扶他起来，他便坐下；倒了茶来，他便吃茶。见了紫鹃“哇”的便哭。听见“林”字，便满床闹起来。又说什么除了林妹妹，凭他是谁，都不许姓林的。指着槅子上陈设的一双西洋自行船乱说是接林妹妹的船来了。待到渐次好起来，又恐紫鹃回去，倒故意作出佯狂之态。卷九十五回回目说“以假混真宝玉疯癫”。失玉后的宝玉用袭人的话说，提了林妹妹，虽说仍旧说些疯话，却觉得明白些。通过对宝玉三次疯狂的梳理，不难看出，皆因黛玉而起，皆是宝玉不得已有意识无意识以“疯”以“狂”的方式向封建家长表达他的心里只有他的林妹妹，没有别人，挑战封建家长们给他的命运安排。米歇尔·福柯有句话说“：世人笑我太疯癫”。他试图证明“，疯狂”并非一种疾病，是理性的强权为它划定了牢笼。宝玉的“疯狂”是一种策略，是不合传统规范和放肆无忌的特征含义，反映了人的一种新的精神状态和反叛的要求。“木石姻缘”受到了“金玉良缘”的强权威胁，宝玉得不到任何的有力支持，别无出路，只有诉诸疯癫，因而这是一种绝望情欲的疯癫。 [7] 中国明清的封建社会早已迈过了唐宋的花团锦簇，表面强大的极端专制主义下隐藏的是万马齐喑，暗潮涌动。一群充满朝气的青年男女早已是不安寂寞，蠢蠢欲动。他们虽还不能真正走出大家庭的牢笼，像高觉慧和高觉民那样为民主和自由而战，但他们在贾府这个小社会里却也能疯能狂。他们虽钟灵毓秀，却藐视闺阁严律；满肚锦绣文章，却不关心功名利禄、经济学问，不屑于和所谓士大夫来往，当被逼到走投无路时，他们不顾一切地选择“疯癫”，对抗这个吃人的社会（虽然他们有时候也是吃人中的成员）。赵姨娘疯了，王熙凤疯了，宝玉疯了，金蟾疯了，焦大疯了，尤三姐疯了。一个尊崇孔孟之道，讲究诗书礼仪的大家族，却把许多人逼疯了。他们无一例外地诉诸“疯”来反抗大家族对他们的迫害。 新文学运动初期，《红楼梦》被鲁迅、胡适、陈独秀、俞平伯等人格外关注，高频引用。可以说，《红楼梦》的文学思想对“五四”先驱形成新文学精神影响不小。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等著文中，均对《红楼梦》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尤其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说“：对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8]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鲁迅熟读《红楼梦》，对其中的人物形象和小说思想关注较多。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9]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红楼梦》对鲁迅潜移默化的影响。《红楼梦》为鲁迅创化“狂人”（“疯子”）这个不朽的文学原型提供了探春对家族吃人的清醒认识，黛玉的敏感、错觉、多疑以及宝玉的疯狂似的反叛等原型要素。当然，鲁迅对他们并不是简单地组装，而是一次有意识的继承和创新。毛泽东说：“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10]创化“狂人”（“疯子”）是一次文学的继承和革新。文学随着时代发展变化，正如刘勰所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废兴系乎时序”。[11]狂人”（“疯子”）是一个复合性的文学原型，是鲁迅在《红楼梦》等中国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借鉴吸收果戈里等的外国文学元素，有机地创化与激活的一个新的文学原型。这个原型是民族的，当然更是世界的。 参考文献： [1][3][5]程金城.中国文学原型论[M].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170. [2]别林斯基选（卷5）[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24. [4]谈蓓芳.试论鲁迅《狂人日记》的历史渊源———对其创新所在的别一种理解[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6][7][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北京：三联出版社，110，26. [8]鲁迅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线装书局，1998.301~302. [11]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原载：《甘肃高师学报》2011年第1期 原载：《甘肃高师学报》2011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