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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1]用丰富的色彩勾勒出一幅封建大家族兴衰存亡的历史画卷，塑造了无数绚烂多姿、鲜活而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刘姥姥虽是这部以反映贵族生活为主的小说中极其卑微的一个人物，作者却依靠杰出的创造力，使之成为是仅次于宝黛钗凤等一干绝对主角的经典人物。 读者大致觉得这是个插科打诨，类似于丑角的喜剧人物，甚至认为刘姥姥善于“趋炎附势”，为了得人钱财，“舍着老脸”打抽丰。这样的观点无疑过于将人物简单化和扁平化。 在这部“大旨谈情”反映青年男女爱情的小说中，作者为何要安排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乡野老妪的角色呢？其实作者设置这样一个贫苦的小人物，有着多重深意和作用，对《红楼梦》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 1芥荳之微 伏脉千里 跟以往中国传统小说的单线结构不同的是《红楼梦》的结构为典型的网状结构。如何从一堆网状的如乱麻般的故事中找到一个细细的线条开篇，既不露雕琢的痕迹，又能开合自如，的确是个难题。所谓“河有源，山有脉”，作者巧妙地从中理了个小线头，并对这个“线头”人物的作用作了交代：“按荣府中一宅人合算起来，人口虽不多，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虽事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乱麻一般，并无个头绪可做纲领。正寻思从哪一件事，自那一个人物写起为妙，恰好忽从千里之外，芥荳之微，小小一个人家，因与荣府略有些瓜葛，这日正往荣府中来，因此便就此一家说来，倒还是个头绪”。 因此，一开始没有惊心动魄，没有浓墨重彩，很清淡的用笔，看似如细流般散缓。而这正是匠心之所在，也是鸿篇巨著最恰当之表现手法，可以灵活地接续与转换，开合自如地处理。如是核心人物反而不宜用于开篇，时时要顾忌这个人物，有尾大不掉之虞。 此外，刘姥姥是再好不过的线索人物。借一个对贾府完全陌生的小人物来打开贾府的大门，跟读者的阅读进程一致。因此，人物虽小却巧，起到四两拨千斤之用。读者可以顺利地跟着这个小人物，步入《红楼梦》的世界。 刘姥姥并没有随着开篇任务的完成而退出，作者还埋下了伏线，多次利用这一人物连缀情节。姥姥一进荣国府时，见到凤姐这个“真佛”；为还恩情，二进荣国府，贾母盛情挽留，最后有了陪同所有的主角一起畅游大观园的机会；到最后，刘姥姥听闻变故后，三进荣国府，对家族的衰败和各个人物的结局作最后的交代。如此“三进”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体系。因此，这个小人物真正起到了“芥荳之微，伏脉千里”的作用。 2陌生化视角的运用 视角是作者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任何一部小说，作者都需拟定一个视角，即考虑采用何种叙述方式。戴维·洛奇就说“《包法利夫人》如从查理·包法利的视点叙述的话，恐怕就变成了另一本迥然不同的书了。”[2]由此可见叙事技巧对一部作品的重要影响。西方现代叙述学理论一般将叙述视角分为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而第三人称又分为全知全能式的“他”和有所限制的“他”。 我国古代小说的传统叙事通常为全知全能的“视角”。曹雪芹的伟大之处在于其叙述手法极其现代，娴熟地转换叙述视角，这种多角度、多层次，多衬染的创作手法，在古代小说中是绝难见到的，有超越时代的意外。除了用全知全能的“他”叙述之外，作者更采用了有所限制的“他”，化身为故事中人物“刘姥姥”的视角来叙述，以便于达到陌生化的效果。 “陌生化”是由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所谓陌生化就是“使之陌生”，“就是要审美主体对受日常生活的感觉方式支持的习惯化感知起反作用，要很自然地对主体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再看到或视而不见，使审美主体即使面临熟视无睹的事物时也能不断有新的发现。”[3]陌生化的艺术手段可以打破读者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知觉定势。一味地听作者介绍，不免产生审美疲劳，生硬而无趣。作者转入刘姥姥的视角的时候，便由全知全能式“他”改为有所限制的“他”。由于将叙述者隐去，这样主客体间由于少了作者横亘其间，凌驾于故事之上而更加亲近，跟书中人物（刘姥姥）一样有了初次体验的好奇和愉悦。 作者化身为刘姥姥来展开用陌生化视角，有这样几个有利因素： 首先，刘姥姥局外人的身份。如是贾府中人，不免陷入见怪不怪的思维定势，对周围的事物缺乏新奇的感受，不宜采用陌生化的手法。刘姥姥是初来乍到，从她的视角就很自然地对荣国府进行详细地描绘而不显得突兀。 其次，惟有这样的贫苦老妪才是陌生化视角的最佳人选。皆因长期生活在乡野，见识有限，贾府的一切都新奇。陌生化视角运用于这个人物非常符合人物好奇的心理逻辑，再合适不过。 如“刘姥姥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大有似乎打箩柜筛面的一般，不免东瞧西望。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般一物，却不住地乱晃。刘姥姥心中想着：‘这是什么爱物儿，有甚么用呢’正呆时，只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磐一般，不防倒唬的一展眼”。由于刘姥姥有限的认知体验，便有了很多啼笑皆非的理解，营造出强烈的陌生化效果。这样的理解差异，皆因贾府的东西都是“古往今来，不曾见过的吃过的”。通过她的视角，一个清代西洋自鸣钟即清晰地呈现，读者跟姥姥一样有了初次体验的强烈新鲜感。再如从来没有见过鸽子蛋，误当成是鸡蛋，说“这儿的鸡儿也俊，下的蛋也小巧，怪俊的”，让人忍俊不住。因此从刘姥姥的视角来叙述，给《红楼梦》增添了强烈的陌生化效果和幽默色彩，这是平铺直叙所无法企及的。 3对人物的映衬作用 对人物的映衬作用是刘姥姥在《红楼梦》中的第三个作用。从三十九回至四十二回，描写刘姥姥在大观园的经历，是《红楼梦》最充满快乐的一节。描绘了一个繁花似锦，美不胜收的“富贵温柔乡”。然而，笔端写的是“良辰美景”，在欢愉中却写出了辛酸和残忍。诚如脂砚斋所言“不知多少眼泪，洒向此回书中”。 贾府上下无不将刘姥姥视为一个调笑的丑角，称之为“穷婆子”“女篾片”“母蝗虫”。无论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贾母、王熙凤，还是依附统治阶级生存的林黛玉、妙玉、鸳鸯，在等级制度的社会，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无法超越阶级的本性。刘姥姥在大观园住了三两天，一个奇妙的现象是，贾府的各色人等，无论高低贵贱，都无意间现了原形。在低贱贫寒之人面前他们无需曲意应酬，有意无意间将隐藏在内心的潜意识表现了出来。 贾母在下人的眼里，一向“怜老惜贫”，奉行封建正统伦理的准则，是宽厚仁德的表率。贾母一时惜老怜贫的恻隐之心，被视为天大的恩典。然而，这样的小恩小惠，却让贾母从乡下食不果腹的老妪身上得到了意气风发的幸福感、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和“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满足感，进一步强化了其众星捧月般的权威形象。 林黛玉一直是一个让人倍感怜惜的弱者形象，在贾府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处处小心谨慎。照理本应更能体会求亲告友之苦，却更甚于别人无情。探春提到刘姥姥，林黛玉便说：“他是哪一门子的姥姥，直叫他是个“母蝗虫”就是了。”“别的虫草不画罢了，昨儿”母蝗虫”不画上，岂不缺了典？”黛玉之尖酸刻薄可见一斑。这深刻映衬出其作为贵族小姐根深蒂固的等级意识。 妙玉则孤傲更甚。只因低贱卑微的刘姥姥喝过，便将成窑的茶杯搁在外头。宝玉建议赠与那穷婆子，卖了度日，妙玉道“这也罢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若我使过，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他，我也不管你，只交给你，快拿了去吧”。 因此，通过这样一个小人物，多维度地对贾府的各色人物隐藏的一面映衬了出来。这种映衬，刻画了人物性格的立体感和复杂性，塑造出了福特所说的“圆形人物”。 其实，刘姥姥与贾府中的人物是一种相互映衬的关系。 与荣国府众人的傲慢、刻薄相比，刘姥姥处处透着本真、淳朴和宽厚。刘姥姥到贾府求亲告友，实在为生活所迫。在生存面临威胁的时候，尊严只能暂时放在一边。虽被百般戏弄，却当是对贾府的回报，一心只要让老太太开心。“姑娘说那里话，咱们哄着老太太开个心儿，可有什么恼的，你先嘱咐我，我就明白了，不过大家取个笑儿，我要心里恼，也就不说了。” 正是这样的厚道，打动了以狠毒著称的王熙凤和作为贾府最高统治者的贾母，对这个人物也放下戒心，真心相待。当王熙凤冤魂缠身、众叛亲离时，姥姥赢得了她的尊重和信赖，病重托孤“姥姥，我的命交给你了，我的巧姐儿也七灾八病的，也交给你了”。这样的结局不由让人唏嘘不已。 尊贵如贾母，聪慧如黛玉、孤傲如妙玉、圆滑如凤姐，最终却结局悲怆，富贵荣华成为过眼云烟。.刘姥姥却从苦难走向自给自足，健壮泰然地安度晚年。凤姐苦心积聚的财富因作恶多端一朝散尽，而偶然的一丝仁慈，不曾想结下善果。姥姥终不负凤姐临终所托，在巧姐深陷绝境时，救她跳出火坑。这何尝不是对封建贵族的一种嘲弄和讽刺？ 4结语 综上所述，从文学形象来看，心地善良，淳朴本真的刘姥姥，是一个散发着劳动人民纯美本色的厚重生动的艺术形象。从小说创作技法的角度来看，这个如“芥荳之微”般的小人物，在文学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是利用这一人物作小说的开篇，并见证荣国府由盛而衰的历程，起到“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艺术效果。其次，作者从刘姥姥独特的人生经历和身份出发，采用陌生化的视角，展示了曹雪芹极其现代的创作技巧和绝佳才华。这样的叙述方式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全知全能的单一叙事视角，使读者获得了想象和思考的自由，对小说的叙事艺术产生重要影响，有重要的创新价值。再次，作者在人物刻画上，也打破了类型化的传统手法，利用刘姥姥对书中众多的人物进行“烘云托月”般的多侧面映衬，人物形象刻画得立体、丰满和传神。因此，作者苦心孤诣设置的这样一个贫苦小人物，不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而是凝聚了一代文学巨匠的无限智慧，在《红楼梦》这座辉煌的艺术圣殿里绽放出独特而夺目的光彩。 参考文献： [1]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2][英]戴维·洛奇著,王俊岩等译.小说的艺术[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3]端木静敏.再论陌生化[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0,(7):82. 原载：《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原载：《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