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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钱穆的《红楼梦》评论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裴宏江 参加讨论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历史学家和新儒学大家。他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其治学兼涉经、史、子、集四部,是人文科学领域中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被称为“我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1]。钱穆一生以阐释和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对中国文化怀有深厚的敬意和热情的褒扬。作为一代学术大师,钱穆对中国文学也有自己独到的评论和认识。这些评论弥足珍贵,反映了钱穆的文学观。特别是他对古典小说中的巅峰之作《红楼梦》,并未盲目附会称赞,而是以自身的文学体会,多方面对其进行批评。无论钱穆的评论是否精切恰当,都具有相当的价值和意义,给人以新的审视空间。
    一
    钱穆作为以史学家名于世的国学大师,常将文学寓于文化的大格局下,对文学作品的评论往往点到为止,三言两语却极为精到,目光如炬。他对《红楼梦》的评论都集中在其《中国文学论丛》一书,这些评论体现了一个国学大师的文学观念、文学期待及道德理念,深刻体现出一个传统文化孕育下的学者思索,留下了传统学术向新时代转型的文化投影。
    对于《红楼梦》的文化意蕴和文学精神,钱穆从中国文学的“文体之繁变”梳理文学发展的脉络,认为中国文学“亲附人生,妙会实事”。以此为标准,他分析了诗歌和文体的发展变迁,指出:“大凡文体之变,莫不应一时之用,特为一种境界与情意而产生。”而中国的具体文化环境和小说,乃至于《红楼梦》的出现,皆与时代的大环境变化相呼应:
    中国文化环境阔而疏,故一切宗教、文学、政治、礼律,凡所以维系民族文化而推进之者,皆求能向心而上行。否则国族精神散驰不收。然而未尝不深根宁极于社会之下层……及于交通日变,流布日广,印刷术发明,中国文学向下散播活动亦日易。宋元以来,说部流行脍炙人口者,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诸书。[2]
    钱穆追溯中国文学发展脉络,结合文化环境的变化进行分析。由于文化环境的发展,中国文学随之产生新变以适应。这种适应体现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境界和情意,彰显了民族精神,透露出中华民族的宗教、文学、政治、礼律痕迹,维系着民族文化,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随着经济文化的进步,印刷术的出现,加上交通的便利,中国文学向下传播变得迅速而容易,为宋元以后说部的发达提供了便利,由此产生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优秀的小说。钱穆承认《红楼梦》脍炙人口,这是他对《红楼梦》文学成就的赞扬。可以看出他在分析文学现象时,不是孤立片面地看待文学发展,而是联系文学内部和外部的要素和运行规律,辩证统一地来分析,如剥茧抽丝,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指出宋元以来小说的勃兴原因,特别拈出荦荦大者如《红楼梦》等白话小说。
    钱穆十分欣赏《红楼梦》的优美文字。他素来喜欢散文,特别其中的小品文。所谓小品文,是指非大文章,亦可以说不成文体,只是一段一节的随笔之类。钱穆认为这些小品在中国散文中有甚大价值,亦可以说中国散文之文学价值,主要在小品。他从先秦的《论语》讲开去,历数《史记》的论赞,魏晋六朝时曹操父子的书札、王羲之的《兰亭序》、陶渊明的散文、乃至《世说新语》等皆为小品文中上乘之作,到了唐宋明清,则有韩柳、欧苏的散文,归有光、桐城派诸人的散文小品。这些都深具文学情调,饱含人生况味,洋溢出恬淡洒脱的风流雅致。他认为曹雪芹的《红楼梦》虽然洋洋洒洒,百万余言,却深具小品文之动人魅力。他说:
    又如近人多喜欢读《红楼梦》、《水浒》,那些也是大文章。他们之长处,也都在能以小品文拼成之。[3]
    《红楼梦》虽是大文章,但分解开来,却可以看成是由诸多小品文联结而成的。《红楼梦》中的许多文字描写,也体现了小品文的清丽流畅,风流不俗。如有关宝黛之间交往的一些风流旖旎的描写,花朝节时湘云醉眠的场景,诸如此类,皆是优美的小品文。
    钱穆虽然不善于作诗,却极喜吟诵诗歌。他认为能引发设身处地的体悟,能传达出诗歌所蕴含的意义,方是好诗。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不仅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而且借书中人物讲究诗法、评点诗歌,特别是香菱学诗、黛玉论诗法一节,钱穆深为叹赏。他在文章中对之加以发挥,指出黛玉教授诗歌的高明之处:
    最近偶然看《红楼梦》,有一段话……林黛玉讲到陆放翁的两句诗:
    重帘不卷留香久
    古砚微凹聚墨多
    有个丫鬟很喜欢这一联,去问林黛玉。黛玉说:“这种诗千万不能学,学做这样的诗,你就不会作诗了。”下面她告诉那个丫鬟学诗的方法。她说:“你应当读王摩诘、杜甫、李白跟陶渊明的诗。每一家读几十首,或是一两百首。得了了解之后,就会懂得作诗了。”这一段话讲得很有意思。放翁这两句诗,虽然对的很工整。其实只是字面上的堆彻,而背后没有人。[4]
    他认为陆游这两句诗,虽然对得很工整妥帖,却缺乏特殊的意境与情趣,“在这环境中,换进别人,不见有什么不同,这便是俗。高雅的人,则应有他一番特殊的情趣和意境”。钱穆在这里实在算是黛玉的知音,更是曹雪芹评论诗歌的隔代知音。他分析黛玉之所以举王维、杜甫、李白三人,是因为这三人恰巧代表了三种性格,也代表了三派学问。王摩诘是释,李白是道,杜甫是儒。钱穆以为曹雪芹或是抄袭王渔洋以摩诘为诗佛,太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的说法[5]。在清代,王渔洋的神韵诗风独领风骚,而且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和王渔洋曾有过许多交往,雪芹本身深具魏晋风度,他的时代正是渔洋诗风风靡诗坛之时,因此如果说曹雪芹借用渔洋的说法亦是情理之中。钱穆由此得出结论:
    陶、杜、李、王四人,林黛玉叫我们最好每人选他们一百两百首诗来读。这是很好的意见。[6]
    要是我们喜欢读诗,拿起《杜工部集》,挑自己喜欢的写下一百首,常常读,虽不能如黛玉对那个丫鬟所说……可是若作出诗来,总可像个样。[7]
    《红楼梦》里林黛玉,就找到了陆放翁诗的毛病。指摘一首诗一首词,说它无病呻吟。[8]
    黛玉指出作诗的途径和诗歌艺术规律,慧眼独具,深得诗中三味。钱穆深刻地体会到林黛玉评论诗歌的精髓。他激赏林黛玉的诗歌评论,实际上是对《红楼梦》艺术魅力的一种肯定。《红楼梦》的描写渗透着中国文化的情韵,钱穆则从诗歌艺术的角度做出了精细的评判。
    钱穆还从人品的角度来看待《红楼梦》中的小人物,他认为中国人最重品,人有人品,物有物品。品之高低,要以人与物之价值意义来加以衡量品判,如以道德水平的高低来评价人品,道德沦丧者,虽富可敌国、贵为天子,亦当沦为小人:
    又如中国有婢女,见小说戏剧者,如《西厢记》之红娘、如《白蛇传》之青蛇……此皆圣贤中人。列诸《古今人表》,断当不在中等以下。又如《红楼梦》林黛玉有婢紫鹃,薛宝钗有婢莺儿。读其书,亦宁得以小婢视之。[9]
    钱穆不以小说戏剧中地位低下的婢女为下品,认为这些丫鬟婢女,不可以因其人微而卑之,红娘、青蛇皆圣贤中人。读了《红楼梦》之后,对于紫鹃和莺儿,断不能以小婢视之。这些小人物聪慧善良,身上散发着人性的闪光点,人品也是高尚的。这体现了他对女性的赞美,对小说中小人物的重视和推崇。
    钱穆对《红楼梦》的褒许言论,主要是从文化环境、文学艺术、传统道德的角度生发的,视野开阔,具体而微。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学者,在他认可的范围内,对《红楼梦》的艺术魅力做出了自己的阐释。
    二
    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的守望者,钱穆站在民族家国的立场,从维护民族文化传统的角度出发,不满近代国人盲目推崇西方文化与文学,而妄自菲薄中国优秀文化与文学。他反对以西方的理念为唯一判断标准,提醒读者注意中国文化与文学根植于悠久的中华文明的客观现实。他对《红楼梦》的系列评论,也贯彻了这种文化精神,不盲目追捧。从自己的文化眼光出发,他特别看重作品思想性,对《红楼梦》及其研究每每多有批评。
    首先,钱穆针对红学研究中存在的现象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考据工作虽然重要,但是不能以考据代替了文学欣赏,他赞成王国维把红学研究集中在《红楼梦》的文学意义上的做法。他指出:
    考据工作,未尝不有助于增深对于文学本身之了解与欣赏。然此究属两事,不能把考据来代替了欣赏。就《红楼梦》言,远在六十年前,王国维《观堂集林》提出《红楼梦》近似西方文学中之悲剧,此乃着眼在《红楼梦》之文学意义上,但此下则红学研究,几乎全部都集中在版本考据上。[10]
    在钱穆看来,《红楼梦》研究的价值在于其能揭示出文本蕴含的微言大义,版本考据并非不重要,但几乎全部集中关注于此处,不免有失轻重。红学研究的精髓在能传达出文化传统的精核,故他认为即使基于考据,也必须有实证做支撑,否则无从谈起。如在红学研究中“认为《红楼梦》乃影射清初君臣事迹,此若稍近传统之意,然终亦无奈考据之实证何。”[11]考据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但要把握好,做得扎实。
    其次,钱穆不满《红楼梦》过多描写儿女私情,认为这种做法不能体现传统文学精神,终非上乘之作。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学精神在于作家胸怀中不能忘世,不能忘却家国民族的兴亡,而要关注于大社会和时代变化。基于此,他虽承认《红楼梦》的脍炙人口,但批判其缺乏文学精神。他说:
    《红楼梦》仅描写当时满洲人家庭之腐败堕落,有感慨,无寄托。虽其金陵十二钗,乃至书中接近五百男女之错综配搭,分别描写,既精致,亦生动。论其文学上之技巧,当堪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相伯仲。然作者心胸已狭,即就当时满洲人家庭之由盛转衰,一叶知秋,惊心动魄。雪芹乃满洲人,不问中国事犹可,乃并此亦不关心,而惟儿女私情亭榭兴落,存其胸怀间。结果黛玉既死,宝玉以出家为僧结局。斯则作者之学养,亦即此可见。籍其晚年生活,穷愁潦倒,其所得于中国传统文学之陶冶者,亦仅依稀为一名士才人而止耳。其人如此,则其书可知。较之满洲人初入关之纳兰成德,相去诚逖然远矣。[12]
    钱穆以为《红楼梦》只是有精致生动的文学技巧,堪与《三国》、《水浒》相伯仲。然而作者只感慨满洲人家庭的腐败没落,没有跳出其满洲民族的狭小圈子,并没有关注当时中国的汉族社会。作者的胸怀小,格局不大,比之同为满洲人的纳兰容若,似显逊色。盖纳兰处在满人入关之初,他的作品部分反映了当时激烈的民族冲突。其实雪芹所属时代正值乾隆大兴文字狱时,而曹家又在政治漩涡中饱受冲击,雪芹此举也属无奈的自保策略。钱穆喜欢那些描写民族兴亡、孕育家国之思的戏曲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和戏剧《桃花扇》、《冬青树》等,认为它们体现了中国文学“忧患”的传统,并批评“如《儒林外史》、《红楼梦》,皆安乐中垂死之象耳”[13]。以此为标准,无怪乎他说曹雪芹仅为一“名士才人”[14]。
    最后,钱穆挚爱中国文化,毕生钟情于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近代中国士林受到欧风美雨的强烈洗礼,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的震荡、冲击下,文化传统究竟何去何从?这是他最为忧虑和关心的问题。在他的文学忧思里,深刻体现了他的苦心。如何看待《红楼梦》的悲剧性价值,如何在中国文化传统的背景下去理解《红楼梦》的思想性,在这一点上,钱穆对《红楼梦》评价始终不高。他对国人群捧曹雪芹,好言《红楼梦》,将其比拟为西方文学中之悲剧颇不以为然。他说:
    近代国人又好言《红楼梦》,以为近似西方文学中之悲剧。然贾家阖府,以仅有大门前一对石狮子尚留得干净,斯其为悲剧,亦仅一种下乘之悲剧而已。下乘悲剧,何处难觅。而且在大观园中,亦仅有男女之恋,非有夫妇之爱。潇湘馆中之林黛玉,又何能与寒窑中之王宝钏,以及韩玉娘、薛三娘诸人相比。贾宝玉出家为僧,亦终是一俗套,较之杨四郎虽同为一俗人,然在杨四郎尚有其内心挣扎之一番甚深悲情,不脱俗,而见其为超俗。贾宝玉则貌为超俗,而终未见其有脱俗之表现。衡量一国之文学,亦当于其文化传统深处加以衡量。又岂作皮相之比较,必学东施效颦,乃能定其美丑高下乎。[15]
    钱穆认为国人按西方的悲剧标准,以为《红楼梦》为一悲剧,然而揆诸贾府的肮脏堕落现实,《红楼梦》仅为一下乘悲剧。大观园中的小儿女私情,只是男女之恋,并没有五伦之中的夫妇之爱。他所称许的是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对夫妇之爱忠贞不渝;韩玉娘于家国沦亡之际,以一女流之身仍心存国家民族之大爱,终和其夫团圆之日逝世,以及薛三娘推其夫爱子之心,以养以教,终至成人,夫荣子贵,苦尽甘来的故事。这三部戏剧充满了夫妇之爱、家国之痛,宣扬了传统伦理观念,钱穆认为这些都是中国的悲剧。同时他认为中国的悲剧也含有极深喜剧成分在内,悲喜皆此一心,“惟受外面种种事态相乘,不能有悲无喜,亦不能有喜无悲,而此心完好如一。”这才是中国悲剧之真谛。故钱穆认为贾宝玉出家为一俗套,而曹雪芹之《红楼梦》之所以受国人特加重视“则无他,以其描写男女之爱,更似西方耳”[16]。他说:
    中国人非不懂男女之爱,亦非无情于此种爱,而忧深虑远,乃觉人生大事尚有远超于此以上者。果使过分重视此等事,则终不免为人世多造悲剧。试看曹雪芹《红楼梦》,贾宝玉林黛玉十二金钗………而中国文化之传统理想,则尽抛脑后,亦惜更无高文妙笔以挽转此厄运。然而红楼故事之制为剧本,演之舞台,则尤二姐尤三姐之刺激感动,乃更有胜于黛玉之葬花晴雯之撕扇补裘之上。可见人心终难骤变,此中消息,宜可深省矣。[17]
    西方文化重男女之恋,钱穆直言中国人对于男女之爱也并非不懂,但不过分重视。中国人觉得人生大事更有重于此事者。《红楼梦》津津于小儿女之私情,没有大的追求,一片幻灭之感,看不到人生的意义和希望,故达不到他心目中的大悲剧标准。他认为《红楼梦》中的二尤故事,比之黛玉葬花、晴雯撕扇补裘,更能给人以刺激感动。盖按钱穆的道德观,黛玉葬花纯为感慨年华易逝、佳偶难成,晴雯撕扇补裘亦是骄纵取宠、为主子效力的奴隶思想而已。尤二姐,特别是尤三姐,刚烈自尊,不惜以死明自身的洁白无瑕。在钱穆看来,这种刚烈女子能给人更强的感动与同情。
    钱穆对《红楼梦》的批判,更多着眼于思想道德层面。他承认曹雪芹的艺术才华,称赞其艺术技巧,但不满意《红楼梦》的仅有感慨,寄托不多,汲汲于小儿女私情而不能自拔。没有家国民族的大爱,没有夫妇人伦的爱情。格局不够开阔,追求不够崇高。不能表达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不能传达出中国悲剧的真谛。钱穆更看重的是中国文学观下的悲剧,更珍视推许的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情感和伦理的文艺作品。
    三
    钱穆对《红楼梦》的评论,满意的只是艺术层面的,他对《红楼梦》的微词大多集中在《红楼梦》的思想性上面。从知人论世的文学观出发,他认为“其生平是何等人,乃可有何等作品。文学作者为人之意义与价值更过于其作品”[18],所以他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也有批评。总体来看,钱穆认为,对于文学作品来说,人品高于文品,思想性高于艺术性。他更看重的是作品中所传达的家国之思,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道德观。从此出发,便不难理解他对《红楼梦》评价不高的深层原因。
    首先,钱穆所持的是理学文化视域下的文学观。钱穆认为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并且是其最有灵性的一部分,它同时还是民族精神的表征。文学根植于中国广阔的地域上,反映出中国大文化环境的特性,成为民族心灵的载体,呈现国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因此,文学是民族心灵史的记录者和表现者。它以独有的艺术方式塑造和呈现着民族精神。优秀的文学作品激发爱国情感和民族主义,体现出家国之思、民族之爱。钱穆对文学的理解与观点有意无意中所体现出来的便是对文学“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作为理学家,钱穆分析文学作品时,更善于发掘作品中蕴藏的忠孝节义理念,他认为这些充溢在作品中有微言大义,启发教诲人生的作用。因此钱穆屡屡称赞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及戏曲《桃花扇》、《冬青树》等。他认为此类作品虽属社会性的下层文学,但是它们皆同民族文化传统之忠贞节义与家国忧患相融通,“西方小说戏剧富娱乐性刺激性,而中国小说戏剧则富教诲性感化性。施耐庵《水浒传》可为代表作”[19]。而《红楼梦》所写只是一满洲家庭兴衰过程,“不问中国事犹可,乃并此亦不关心”,没有表现当时广阔的汉族社会现实,没有对家国命运天下兴衰的深挚关注,“只具游戏性、娱乐性,只有写作技巧,何曾有写作精神”[20]。从道德层面来看,钱穆认为“西方文学最喜言男女恋爱,中国文学则多言夫妇之爱”,《红楼梦》中无夫妇之爱,尽为男女之恋,所以“潇湘馆中之林黛玉,又何能与寒窑中之王宝钏,以及韩玉娘、薛三娘相比”[21]。因为大观园中没有贞烈感人的夫妇之爱,所以钱穆称《红楼梦》为一下乘悲剧,反而赞扬“尤二姐尤三姐之刺激感动”。钱穆还抱有传统的雅俗文学分类之见,他评价罗贯中《三国演义》的社会功用时言“然改造正史,多出杜撰,仅得流行于下层社会,而不得进而供士大夫治平大道作根据”。他认为诗文是雅文学,可以言志言情,有益世道人心,而“小说戏剧之在中国,终为文学中之旁枝末流,而不得预于正统之列”[22]。从这种理学视域下的文学观出发,钱穆当然不能给小说以过高的评价,更不能对描写“儿女私情亭榭兴落”的《红楼梦》投以青眼。
    其次,钱穆对作家与作品之间关系的认识。钱穆认为中国文学必以作家个人为主。而此个人,承继前后,必具有传统上之一种极度自信。此种境界,实为中国传统学者一种共同信仰与共同精神所在。若其表显于文学中,则必性情与道德合一,文学与人格合一,才可达此境界。从此出发,他认为《红楼梦》虽人物众多,描写精致而生动,但只是文学技巧而已,无有意义的寄托。这是因为作者心胸已狭。在钱穆看来,作为满洲人身份,曹雪芹没有关注和关心中国之事,作者胸怀间只有儿女私情亭台兴落。从黛玉亡、宝玉出家的结局也可见作者的学养。再结合雪芹一生遭际,钱穆以为雪芹所得于中国传统文学陶冶者不多,只为一名士才人而已,所以发出“其人如此,斯其书可知”[23]的感叹。他说:“我们学作文章,读一家作品,也该从他笔墨去了解他胸襟。”[24]“没有胸襟,怎能有他笔墨!这笔墨须是从胸襟中来。”[25]他认为个人不必要想成个文学家,但可以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从中接触到一个较高的人生,这个人生合乎自己而且更高。钱穆认为作家需具有博大的胸襟,那么他的作品才有可能表现较高的人生意蕴和精神,给读者深长的感动和教益。优秀的文学是作者高尚道德和情性的表现,作者的人格和作品质量的高下紧密相关。而以钱穆的眼光,曹雪芹显然学养不够,胸襟不大,立意不高,所以笔墨没有展现时代风云下的家国民族,格局气派都不够大。这其实是传统儒家“有德者必有言”[26]观点的继承和发扬。而无论是曹雪芹,或者是《红楼梦》,两者都没有达到钱穆对作家胸襟和作品立意要求的标准,这直接影响了他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评价高度。
    再次,童年经历和阅读感受所形成的定势作用。钱穆童年正值清代末期,他十岁时(1905年)进无锡荡口镇国语学校学习,他的体操老师钱伯圭曾告他“汝知今天我们的皇帝不是中国人吗”,钱穆听后,十分惊讶,回家问其父,被告知“今天我们的皇帝是满洲人,我们则是汉人,你看街上店铺有满汉云云字样,即指此”。钱穆称“余自幼抱民族观念,同情革命民主,亦由伯圭师启之”[27]。在他读四年级时,读到了谭嗣同的《仁学》,大喜,日夜阅读,思书中人类发式,觉满洲人辫发非中国人发式,竟然剪去长辫,“大得意,一人独自欢乐”[28]。这是辛亥革命前一年的事,可见钱穆的胆量和种族思想。在钱穆看来《红楼梦》描写满洲家庭生活,“雪芹乃满洲人,不问中国事犹可,乃并此亦不关心”。同样对满人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他也认为文康“浅薄无聊”,并说“即以此两人为例,而此下满族之不能有前途,亦断可知”[29]。他称《红楼梦》为“下乘之悲剧”,贾宝玉的出家为僧“终是一俗套”等等,皆与他童年经历下所形成的心理定势有一定关系,一定程度上是他“自幼抱民族观念”的投射使然。另外,钱穆童年的阅读感受也值得一提。他读私塾时,即常常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对其中不少章节倒背如流,其时他“尚不知有《离骚》《庄子》《史记》杜诗”。九岁时在父亲朋友面前背诵《三国演义》,大受称赞,十岁十一岁时,其师顾先生知他读过此两小说,还教导他要读金圣叹的注[30]。因为钱穆最早阅读的小说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二书,并深为欣赏,后来才读到《红楼梦》,这种阅读感受和体验,无疑会形成先入为主的心理定势,对他阅读、接受并评价都要产生一定作用。当然,在我们现在看来,钱穆的民族观无疑是偏狭的,但这种观念的确对其《红楼梦》评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总之,钱穆对《红楼梦》的认识和评价,反映了一位国学大师眼中的《红楼梦》印象。钱穆曾说,“我们不必每人自己要做一个文学家,可是不能不懂文学,不通文学,那总是一大缺憾。这一缺憾,似乎比不懂历史,不懂哲学还更大”瑑瑡。通过解读他对《红楼梦》的评论,我们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这些评论格局宏大,角度新颖,体现了钱穆的文学眼光,引导我们立体地关注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具有相当的价值和意义,给人以新的审视空间。
    注释
    [1]陈勇《钱穆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引言第1页。
    [2]钱穆《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中国文学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9-20页
    [3]钱穆《中国文学中的散文小品》,《中国文学论丛》,第94页。
    [4][5][6][7][8][24][25][31]钱穆《谈诗》,《中国文学论丛》,第111、112、122、127、128、124、124、126页。
    [9]钱穆《品与味》,《中国文学论丛》,第219页。
    [10][19][22][30]钱穆《中国文化与文艺天地》,《中国文学论丛》,第148、149、159、148页。
    [11][12][13][14][18][20][23][29]钱穆《中国文学史概观》,《中国文学论丛》,第64、62、63、62、64、59、62、63页。
    [15][21]钱穆《情感人生中之悲喜剧》,《中国文学论丛》,第170、170页。
    [16][17]钱穆《再论中国小说戏剧中之中国心情》,《中国文学论丛》,第189、185页。
    [26]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5年第146页。
    [27[28]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2005年,第46、69页。
    (本文作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邮编:200234)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1辑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1辑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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