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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历史学家和新儒学大家。他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其治学兼涉经、史、子、集四部，是人文科学领域中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被称为“我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1]。钱穆一生以阐释和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对中国文化怀有深厚的敬意和热情的褒扬。作为一代学术大师，钱穆对中国文学也有自己独到的评论和认识。这些评论弥足珍贵，反映了钱穆的文学观。特别是他对古典小说中的巅峰之作《红楼梦》，并未盲目附会称赞，而是以自身的文学体会，多方面对其进行批评。无论钱穆的评论是否精切恰当，都具有相当的价值和意义，给人以新的审视空间。 一 钱穆作为以史学家名于世的国学大师，常将文学寓于文化的大格局下，对文学作品的评论往往点到为止，三言两语却极为精到，目光如炬。他对《红楼梦》的评论都集中在其《中国文学论丛》一书，这些评论体现了一个国学大师的文学观念、文学期待及道德理念，深刻体现出一个传统文化孕育下的学者思索，留下了传统学术向新时代转型的文化投影。 对于《红楼梦》的文化意蕴和文学精神，钱穆从中国文学的“文体之繁变”梳理文学发展的脉络，认为中国文学“亲附人生，妙会实事”。以此为标准，他分析了诗歌和文体的发展变迁，指出:“大凡文体之变，莫不应一时之用，特为一种境界与情意而产生。”而中国的具体文化环境和小说，乃至于《红楼梦》的出现，皆与时代的大环境变化相呼应: 中国文化环境阔而疏，故一切宗教、文学、政治、礼律，凡所以维系民族文化而推进之者，皆求能向心而上行。否则国族精神散驰不收。然而未尝不深根宁极于社会之下层……及于交通日变，流布日广，印刷术发明，中国文学向下散播活动亦日易。宋元以来，说部流行脍炙人口者，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诸书。[2] 钱穆追溯中国文学发展脉络，结合文化环境的变化进行分析。由于文化环境的发展，中国文学随之产生新变以适应。这种适应体现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境界和情意，彰显了民族精神，透露出中华民族的宗教、文学、政治、礼律痕迹，维系着民族文化，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随着经济文化的进步，印刷术的出现，加上交通的便利，中国文学向下传播变得迅速而容易，为宋元以后说部的发达提供了便利，由此产生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优秀的小说。钱穆承认《红楼梦》脍炙人口，这是他对《红楼梦》文学成就的赞扬。可以看出他在分析文学现象时，不是孤立片面地看待文学发展，而是联系文学内部和外部的要素和运行规律，辩证统一地来分析，如剥茧抽丝，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指出宋元以来小说的勃兴原因，特别拈出荦荦大者如《红楼梦》等白话小说。 钱穆十分欣赏《红楼梦》的优美文字。他素来喜欢散文，特别其中的小品文。所谓小品文，是指非大文章，亦可以说不成文体，只是一段一节的随笔之类。钱穆认为这些小品在中国散文中有甚大价值，亦可以说中国散文之文学价值，主要在小品。他从先秦的《论语》讲开去，历数《史记》的论赞，魏晋六朝时曹操父子的书札、王羲之的《兰亭序》、陶渊明的散文、乃至《世说新语》等皆为小品文中上乘之作，到了唐宋明清，则有韩柳、欧苏的散文，归有光、桐城派诸人的散文小品。这些都深具文学情调，饱含人生况味，洋溢出恬淡洒脱的风流雅致。他认为曹雪芹的《红楼梦》虽然洋洋洒洒，百万余言，却深具小品文之动人魅力。他说: 又如近人多喜欢读《红楼梦》、《水浒》，那些也是大文章。他们之长处，也都在能以小品文拼成之。[3] 《红楼梦》虽是大文章，但分解开来，却可以看成是由诸多小品文联结而成的。《红楼梦》中的许多文字描写，也体现了小品文的清丽流畅，风流不俗。如有关宝黛之间交往的一些风流旖旎的描写，花朝节时湘云醉眠的场景，诸如此类，皆是优美的小品文。 钱穆虽然不善于作诗，却极喜吟诵诗歌。他认为能引发设身处地的体悟，能传达出诗歌所蕴含的意义，方是好诗。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不仅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而且借书中人物讲究诗法、评点诗歌，特别是香菱学诗、黛玉论诗法一节，钱穆深为叹赏。他在文章中对之加以发挥，指出黛玉教授诗歌的高明之处: 最近偶然看《红楼梦》，有一段话……林黛玉讲到陆放翁的两句诗: 重帘不卷留香久 古砚微凹聚墨多 有个丫鬟很喜欢这一联，去问林黛玉。黛玉说:“这种诗千万不能学，学做这样的诗，你就不会作诗了。”下面她告诉那个丫鬟学诗的方法。她说:“你应当读王摩诘、杜甫、李白跟陶渊明的诗。每一家读几十首，或是一两百首。得了了解之后，就会懂得作诗了。”这一段话讲得很有意思。放翁这两句诗，虽然对的很工整。其实只是字面上的堆彻，而背后没有人。[4] 他认为陆游这两句诗，虽然对得很工整妥帖，却缺乏特殊的意境与情趣，“在这环境中，换进别人，不见有什么不同，这便是俗。高雅的人，则应有他一番特殊的情趣和意境”。钱穆在这里实在算是黛玉的知音，更是曹雪芹评论诗歌的隔代知音。他分析黛玉之所以举王维、杜甫、李白三人，是因为这三人恰巧代表了三种性格，也代表了三派学问。王摩诘是释，李白是道，杜甫是儒。钱穆以为曹雪芹或是抄袭王渔洋以摩诘为诗佛，太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的说法[5]。在清代，王渔洋的神韵诗风独领风骚，而且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和王渔洋曾有过许多交往，雪芹本身深具魏晋风度，他的时代正是渔洋诗风风靡诗坛之时，因此如果说曹雪芹借用渔洋的说法亦是情理之中。钱穆由此得出结论: 陶、杜、李、王四人，林黛玉叫我们最好每人选他们一百两百首诗来读。这是很好的意见。[6] 要是我们喜欢读诗，拿起《杜工部集》，挑自己喜欢的写下一百首，常常读，虽不能如黛玉对那个丫鬟所说……可是若作出诗来，总可像个样。[7] 《红楼梦》里林黛玉，就找到了陆放翁诗的毛病。指摘一首诗一首词，说它无病呻吟。[8] 黛玉指出作诗的途径和诗歌艺术规律，慧眼独具，深得诗中三味。钱穆深刻地体会到林黛玉评论诗歌的精髓。他激赏林黛玉的诗歌评论，实际上是对《红楼梦》艺术魅力的一种肯定。《红楼梦》的描写渗透着中国文化的情韵，钱穆则从诗歌艺术的角度做出了精细的评判。 钱穆还从人品的角度来看待《红楼梦》中的小人物，他认为中国人最重品，人有人品，物有物品。品之高低，要以人与物之价值意义来加以衡量品判，如以道德水平的高低来评价人品，道德沦丧者，虽富可敌国、贵为天子，亦当沦为小人: 又如中国有婢女，见小说戏剧者，如《西厢记》之红娘、如《白蛇传》之青蛇……此皆圣贤中人。列诸《古今人表》，断当不在中等以下。又如《红楼梦》林黛玉有婢紫鹃，薛宝钗有婢莺儿。读其书，亦宁得以小婢视之。[9] 钱穆不以小说戏剧中地位低下的婢女为下品，认为这些丫鬟婢女，不可以因其人微而卑之，红娘、青蛇皆圣贤中人。读了《红楼梦》之后，对于紫鹃和莺儿，断不能以小婢视之。这些小人物聪慧善良，身上散发着人性的闪光点，人品也是高尚的。这体现了他对女性的赞美，对小说中小人物的重视和推崇。 钱穆对《红楼梦》的褒许言论，主要是从文化环境、文学艺术、传统道德的角度生发的，视野开阔，具体而微。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学者，在他认可的范围内，对《红楼梦》的艺术魅力做出了自己的阐释。 二 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的守望者，钱穆站在民族家国的立场，从维护民族文化传统的角度出发，不满近代国人盲目推崇西方文化与文学，而妄自菲薄中国优秀文化与文学。他反对以西方的理念为唯一判断标准，提醒读者注意中国文化与文学根植于悠久的中华文明的客观现实。他对《红楼梦》的系列评论，也贯彻了这种文化精神，不盲目追捧。从自己的文化眼光出发，他特别看重作品思想性，对《红楼梦》及其研究每每多有批评。 首先，钱穆针对红学研究中存在的现象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考据工作虽然重要，但是不能以考据代替了文学欣赏，他赞成王国维把红学研究集中在《红楼梦》的文学意义上的做法。他指出: 考据工作，未尝不有助于增深对于文学本身之了解与欣赏。然此究属两事，不能把考据来代替了欣赏。就《红楼梦》言，远在六十年前，王国维《观堂集林》提出《红楼梦》近似西方文学中之悲剧，此乃着眼在《红楼梦》之文学意义上，但此下则红学研究，几乎全部都集中在版本考据上。[10] 在钱穆看来，《红楼梦》研究的价值在于其能揭示出文本蕴含的微言大义，版本考据并非不重要，但几乎全部集中关注于此处，不免有失轻重。红学研究的精髓在能传达出文化传统的精核，故他认为即使基于考据，也必须有实证做支撑，否则无从谈起。如在红学研究中“认为《红楼梦》乃影射清初君臣事迹，此若稍近传统之意，然终亦无奈考据之实证何。”[11]考据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但要把握好，做得扎实。 其次，钱穆不满《红楼梦》过多描写儿女私情，认为这种做法不能体现传统文学精神，终非上乘之作。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学精神在于作家胸怀中不能忘世，不能忘却家国民族的兴亡，而要关注于大社会和时代变化。基于此，他虽承认《红楼梦》的脍炙人口，但批判其缺乏文学精神。他说: 《红楼梦》仅描写当时满洲人家庭之腐败堕落，有感慨，无寄托。虽其金陵十二钗，乃至书中接近五百男女之错综配搭，分别描写，既精致，亦生动。论其文学上之技巧，当堪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相伯仲。然作者心胸已狭，即就当时满洲人家庭之由盛转衰，一叶知秋，惊心动魄。雪芹乃满洲人，不问中国事犹可，乃并此亦不关心，而惟儿女私情亭榭兴落，存其胸怀间。结果黛玉既死，宝玉以出家为僧结局。斯则作者之学养，亦即此可见。籍其晚年生活，穷愁潦倒，其所得于中国传统文学之陶冶者，亦仅依稀为一名士才人而止耳。其人如此，则其书可知。较之满洲人初入关之纳兰成德，相去诚逖然远矣。[12] 钱穆以为《红楼梦》只是有精致生动的文学技巧，堪与《三国》、《水浒》相伯仲。然而作者只感慨满洲人家庭的腐败没落，没有跳出其满洲民族的狭小圈子，并没有关注当时中国的汉族社会。作者的胸怀小，格局不大，比之同为满洲人的纳兰容若，似显逊色。盖纳兰处在满人入关之初，他的作品部分反映了当时激烈的民族冲突。其实雪芹所属时代正值乾隆大兴文字狱时，而曹家又在政治漩涡中饱受冲击，雪芹此举也属无奈的自保策略。钱穆喜欢那些描写民族兴亡、孕育家国之思的戏曲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和戏剧《桃花扇》、《冬青树》等，认为它们体现了中国文学“忧患”的传统，并批评“如《儒林外史》、《红楼梦》，皆安乐中垂死之象耳”[13]。以此为标准，无怪乎他说曹雪芹仅为一“名士才人”[14]。 最后，钱穆挚爱中国文化，毕生钟情于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近代中国士林受到欧风美雨的强烈洗礼，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的震荡、冲击下，文化传统究竟何去何从?这是他最为忧虑和关心的问题。在他的文学忧思里，深刻体现了他的苦心。如何看待《红楼梦》的悲剧性价值，如何在中国文化传统的背景下去理解《红楼梦》的思想性，在这一点上，钱穆对《红楼梦》评价始终不高。他对国人群捧曹雪芹，好言《红楼梦》，将其比拟为西方文学中之悲剧颇不以为然。他说: 近代国人又好言《红楼梦》，以为近似西方文学中之悲剧。然贾家阖府，以仅有大门前一对石狮子尚留得干净，斯其为悲剧，亦仅一种下乘之悲剧而已。下乘悲剧，何处难觅。而且在大观园中，亦仅有男女之恋，非有夫妇之爱。潇湘馆中之林黛玉，又何能与寒窑中之王宝钏，以及韩玉娘、薛三娘诸人相比。贾宝玉出家为僧，亦终是一俗套，较之杨四郎虽同为一俗人，然在杨四郎尚有其内心挣扎之一番甚深悲情，不脱俗，而见其为超俗。贾宝玉则貌为超俗，而终未见其有脱俗之表现。衡量一国之文学，亦当于其文化传统深处加以衡量。又岂作皮相之比较，必学东施效颦，乃能定其美丑高下乎。[15] 钱穆认为国人按西方的悲剧标准，以为《红楼梦》为一悲剧，然而揆诸贾府的肮脏堕落现实，《红楼梦》仅为一下乘悲剧。大观园中的小儿女私情，只是男女之恋，并没有五伦之中的夫妇之爱。他所称许的是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对夫妇之爱忠贞不渝;韩玉娘于家国沦亡之际，以一女流之身仍心存国家民族之大爱，终和其夫团圆之日逝世，以及薛三娘推其夫爱子之心，以养以教，终至成人，夫荣子贵，苦尽甘来的故事。这三部戏剧充满了夫妇之爱、家国之痛，宣扬了传统伦理观念，钱穆认为这些都是中国的悲剧。同时他认为中国的悲剧也含有极深喜剧成分在内，悲喜皆此一心，“惟受外面种种事态相乘，不能有悲无喜，亦不能有喜无悲，而此心完好如一。”这才是中国悲剧之真谛。故钱穆认为贾宝玉出家为一俗套，而曹雪芹之《红楼梦》之所以受国人特加重视“则无他，以其描写男女之爱，更似西方耳”[16]。他说: 中国人非不懂男女之爱，亦非无情于此种爱，而忧深虑远，乃觉人生大事尚有远超于此以上者。果使过分重视此等事，则终不免为人世多造悲剧。试看曹雪芹《红楼梦》，贾宝玉林黛玉十二金钗………而中国文化之传统理想，则尽抛脑后，亦惜更无高文妙笔以挽转此厄运。然而红楼故事之制为剧本，演之舞台，则尤二姐尤三姐之刺激感动，乃更有胜于黛玉之葬花晴雯之撕扇补裘之上。可见人心终难骤变，此中消息，宜可深省矣。[17] 西方文化重男女之恋，钱穆直言中国人对于男女之爱也并非不懂，但不过分重视。中国人觉得人生大事更有重于此事者。《红楼梦》津津于小儿女之私情，没有大的追求，一片幻灭之感，看不到人生的意义和希望，故达不到他心目中的大悲剧标准。他认为《红楼梦》中的二尤故事，比之黛玉葬花、晴雯撕扇补裘，更能给人以刺激感动。盖按钱穆的道德观，黛玉葬花纯为感慨年华易逝、佳偶难成，晴雯撕扇补裘亦是骄纵取宠、为主子效力的奴隶思想而已。尤二姐，特别是尤三姐，刚烈自尊，不惜以死明自身的洁白无瑕。在钱穆看来，这种刚烈女子能给人更强的感动与同情。 钱穆对《红楼梦》的批判，更多着眼于思想道德层面。他承认曹雪芹的艺术才华，称赞其艺术技巧，但不满意《红楼梦》的仅有感慨，寄托不多，汲汲于小儿女私情而不能自拔。没有家国民族的大爱，没有夫妇人伦的爱情。格局不够开阔，追求不够崇高。不能表达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不能传达出中国悲剧的真谛。钱穆更看重的是中国文学观下的悲剧，更珍视推许的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情感和伦理的文艺作品。 三 钱穆对《红楼梦》的评论，满意的只是艺术层面的，他对《红楼梦》的微词大多集中在《红楼梦》的思想性上面。从知人论世的文学观出发，他认为“其生平是何等人，乃可有何等作品。文学作者为人之意义与价值更过于其作品”[18]，所以他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也有批评。总体来看，钱穆认为，对于文学作品来说，人品高于文品，思想性高于艺术性。他更看重的是作品中所传达的家国之思，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道德观。从此出发，便不难理解他对《红楼梦》评价不高的深层原因。 首先，钱穆所持的是理学文化视域下的文学观。钱穆认为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并且是其最有灵性的一部分，它同时还是民族精神的表征。文学根植于中国广阔的地域上，反映出中国大文化环境的特性，成为民族心灵的载体，呈现国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因此，文学是民族心灵史的记录者和表现者。它以独有的艺术方式塑造和呈现着民族精神。优秀的文学作品激发爱国情感和民族主义，体现出家国之思、民族之爱。钱穆对文学的理解与观点有意无意中所体现出来的便是对文学“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作为理学家，钱穆分析文学作品时，更善于发掘作品中蕴藏的忠孝节义理念，他认为这些充溢在作品中有微言大义，启发教诲人生的作用。因此钱穆屡屡称赞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及戏曲《桃花扇》、《冬青树》等。他认为此类作品虽属社会性的下层文学，但是它们皆同民族文化传统之忠贞节义与家国忧患相融通，“西方小说戏剧富娱乐性刺激性，而中国小说戏剧则富教诲性感化性。施耐庵《水浒传》可为代表作”[19]。而《红楼梦》所写只是一满洲家庭兴衰过程，“不问中国事犹可，乃并此亦不关心”，没有表现当时广阔的汉族社会现实，没有对家国命运天下兴衰的深挚关注，“只具游戏性、娱乐性，只有写作技巧，何曾有写作精神”[20]。从道德层面来看，钱穆认为“西方文学最喜言男女恋爱，中国文学则多言夫妇之爱”，《红楼梦》中无夫妇之爱，尽为男女之恋，所以“潇湘馆中之林黛玉，又何能与寒窑中之王宝钏，以及韩玉娘、薛三娘相比”[21]。因为大观园中没有贞烈感人的夫妇之爱，所以钱穆称《红楼梦》为一下乘悲剧，反而赞扬“尤二姐尤三姐之刺激感动”。钱穆还抱有传统的雅俗文学分类之见，他评价罗贯中《三国演义》的社会功用时言“然改造正史，多出杜撰，仅得流行于下层社会，而不得进而供士大夫治平大道作根据”。他认为诗文是雅文学，可以言志言情，有益世道人心，而“小说戏剧之在中国，终为文学中之旁枝末流，而不得预于正统之列”[22]。从这种理学视域下的文学观出发，钱穆当然不能给小说以过高的评价，更不能对描写“儿女私情亭榭兴落”的《红楼梦》投以青眼。 其次，钱穆对作家与作品之间关系的认识。钱穆认为中国文学必以作家个人为主。而此个人，承继前后，必具有传统上之一种极度自信。此种境界，实为中国传统学者一种共同信仰与共同精神所在。若其表显于文学中，则必性情与道德合一，文学与人格合一，才可达此境界。从此出发，他认为《红楼梦》虽人物众多，描写精致而生动，但只是文学技巧而已，无有意义的寄托。这是因为作者心胸已狭。在钱穆看来，作为满洲人身份，曹雪芹没有关注和关心中国之事，作者胸怀间只有儿女私情亭台兴落。从黛玉亡、宝玉出家的结局也可见作者的学养。再结合雪芹一生遭际，钱穆以为雪芹所得于中国传统文学陶冶者不多，只为一名士才人而已，所以发出“其人如此，斯其书可知”[23]的感叹。他说:“我们学作文章，读一家作品，也该从他笔墨去了解他胸襟。”[24]“没有胸襟，怎能有他笔墨!这笔墨须是从胸襟中来。”[25]他认为个人不必要想成个文学家，但可以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从中接触到一个较高的人生，这个人生合乎自己而且更高。钱穆认为作家需具有博大的胸襟，那么他的作品才有可能表现较高的人生意蕴和精神，给读者深长的感动和教益。优秀的文学是作者高尚道德和情性的表现，作者的人格和作品质量的高下紧密相关。而以钱穆的眼光，曹雪芹显然学养不够，胸襟不大，立意不高，所以笔墨没有展现时代风云下的家国民族，格局气派都不够大。这其实是传统儒家“有德者必有言”[26]观点的继承和发扬。而无论是曹雪芹，或者是《红楼梦》，两者都没有达到钱穆对作家胸襟和作品立意要求的标准，这直接影响了他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评价高度。 再次，童年经历和阅读感受所形成的定势作用。钱穆童年正值清代末期，他十岁时(1905年)进无锡荡口镇国语学校学习，他的体操老师钱伯圭曾告他“汝知今天我们的皇帝不是中国人吗”，钱穆听后，十分惊讶，回家问其父，被告知“今天我们的皇帝是满洲人，我们则是汉人，你看街上店铺有满汉云云字样，即指此”。钱穆称“余自幼抱民族观念，同情革命民主，亦由伯圭师启之”[27]。在他读四年级时，读到了谭嗣同的《仁学》，大喜，日夜阅读，思书中人类发式，觉满洲人辫发非中国人发式，竟然剪去长辫，“大得意，一人独自欢乐”[28]。这是辛亥革命前一年的事，可见钱穆的胆量和种族思想。在钱穆看来《红楼梦》描写满洲家庭生活，“雪芹乃满洲人，不问中国事犹可，乃并此亦不关心”。同样对满人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他也认为文康“浅薄无聊”，并说“即以此两人为例，而此下满族之不能有前途，亦断可知”[29]。他称《红楼梦》为“下乘之悲剧”，贾宝玉的出家为僧“终是一俗套”等等，皆与他童年经历下所形成的心理定势有一定关系，一定程度上是他“自幼抱民族观念”的投射使然。另外，钱穆童年的阅读感受也值得一提。他读私塾时，即常常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对其中不少章节倒背如流，其时他“尚不知有《离骚》《庄子》《史记》杜诗”。九岁时在父亲朋友面前背诵《三国演义》，大受称赞，十岁十一岁时，其师顾先生知他读过此两小说，还教导他要读金圣叹的注[30]。因为钱穆最早阅读的小说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二书，并深为欣赏，后来才读到《红楼梦》，这种阅读感受和体验，无疑会形成先入为主的心理定势，对他阅读、接受并评价都要产生一定作用。当然，在我们现在看来，钱穆的民族观无疑是偏狭的，但这种观念的确对其《红楼梦》评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总之，钱穆对《红楼梦》的认识和评价，反映了一位国学大师眼中的《红楼梦》印象。钱穆曾说，“我们不必每人自己要做一个文学家，可是不能不懂文学，不通文学，那总是一大缺憾。这一缺憾，似乎比不懂历史，不懂哲学还更大”瑑瑡。通过解读他对《红楼梦》的评论，我们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这些评论格局宏大，角度新颖，体现了钱穆的文学眼光，引导我们立体地关注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具有相当的价值和意义，给人以新的审视空间。 注释 [1]陈勇《钱穆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引言第1页。 [2]钱穆《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中国文学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9－20页 [3]钱穆《中国文学中的散文小品》，《中国文学论丛》，第94页。 [4][5][6][7][8][24][25][31]钱穆《谈诗》，《中国文学论丛》，第111、112、122、127、128、124、124、126页。 [9]钱穆《品与味》，《中国文学论丛》，第219页。 [10][19][22][30]钱穆《中国文化与文艺天地》，《中国文学论丛》，第148、149、159、148页。 [11][12][13][14][18][20][23][29]钱穆《中国文学史概观》，《中国文学论丛》，第64、62、63、62、64、59、62、63页。 [15][21]钱穆《情感人生中之悲喜剧》，《中国文学论丛》，第170、170页。 [16][17]钱穆《再论中国小说戏剧中之中国心情》，《中国文学论丛》，第189、185页。 [26]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5年第146页。 [27[28]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2005年，第46、69页。 (本文作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邮编:200234)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1辑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1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