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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文章中说蕙香是苏青新增的《红楼梦》中的人物，这话不确。《红楼梦》原本就有蕙香这个小丫环。第二十一回《贤袭人娇嗔箴宝玉俏平儿软语救贾琏》中写宝玉因与袭人怄气，连麝月也一并不理，只让两个小丫头伺候，其中一个大点的生得十分水秀，“宝玉便问:‘你叫什么名字’?那丫头便说:‘叫蕙香。’宝玉便问:‘是谁起的?’蕙香道:‘我原叫芸香的，是花大姐姐改了蕙香。’宝玉道:‘正经该叫“晦气”罢了，什么蕙香呢!’又问:‘你姊妹几个?’蕙香道:‘四个。’宝玉道:‘你第几?’蕙香道:‘第四。’宝玉道:‘明儿就叫“四儿”，不必什么“蕙香”“兰气”的，那一个配比这些花，没的玷辱了好名好姓。’”[23]蕙香自此改叫四儿。四儿的戏份很少，除在宝玉生日等场合搬搬果子之外，我们对她几乎没有什么记忆，倒是曹雪芹对她出场时的外貌描述“水秀”一词令人惊艳。后来王夫人要清理怡红院，四儿因为与宝玉生日同一天并背地说“同日生日就是夫妻”而被逐出大观园。(七十七回) 也许是为了减少头绪，因为蕙香其实是金钏、玉钏、晴雯的集合;也许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作者对封建制度的控诉，本来没什么事迹的人物更容易表现作者本人拟好的故事。原著《红楼梦》中只见宝黛共读西厢，何曾见宝玉给哪个丫环讲过西厢故事啊?然而“蕙香”这个人物的设置，却引起了当时许多专家学者的讨论，有赞同的，自然也有反对的。 赵景深根据当时大多数剧团的演出水平，肯定了《宝玉与黛玉》的成绩，并认为在“大家热烈讨论《红楼梦》的时候，应该推荐给上海市民”，因此在1955年2月24日《新闻日报》上的《谈越剧〈宝玉与黛玉〉》就给了人“捧场”和“过分夸大”的感觉。文中用了四个“很”字，“我这次很满意地看到芳华越剧团《宝玉与黛玉》的演出”、“它把封建社会几个叛逆者写得很突出”、“丫头们的性格也写得很好”、“导演、演员、音乐各方面与剧作者也合作得很好”，并提出剧作中的蕙香“代表所有贾府中被压迫的婢女和艺人，如鸳鸯、司棋、龄官这些人的。剧作者有意安排了未成年的蕙香，使得观众对她更为同情。”应该说赵景深的初衷是好的，既结合了形势，又根据当时一般剧团的演出水平大力推荐该剧，但措辞确实有些模糊，难怪引起别人的不同意见。因此《新民报晚刊》于1955年3月17日、18日接连登载了夏写时的《评越剧〈宝玉与黛玉〉———兼及赵景深先生对该剧的评论》(上、下)以及赵景深的《对夏写时先生批评的答复》，既加深了对剧作《宝玉与黛玉》的讨论，也让今天的我们对当时此剧创造的轰动效应有更为理性的了解。 关于《宝玉与黛玉》的情节、结构方面，尽管在将《红楼梦》原著中许多脍炙人口的情节捏合到一起上确实有值得称道之处，但个别地方却也不合情理。如第五场《议亲设谋》的地点竟然是在贾宝玉居住的怡红院，第八场中宝玉穿着结婚的吉服就跑到了潇湘馆，似乎也欠妥当。 苏青的文风一贯是通俗明了的，她的小说、散文都是娓娓道来，如谈家常，而越剧本身的通俗性也决定了唱词在优美的同时也要易懂。因此苏青写戏，特别注重吸引观众，并不过于追求“美”与“雅”。然而苏青并不是不讲究唱词优美的，比如《哭灵出走》一场: 宝玉:林妹妹，宝玉来了……妹妹呀!(唱)灵台一见血泪涌，千言万语诉何从?十载相聚今分手，一番心愿付东风。实指望朝朝暮暮常相伴，实指望生生死死永相共。实指望有情人儿成眷属，实指望从此蓝桥路可通。谁知风波平地起，吹散好梦影无踪!这天长地久有时尽，妹妹呀!我此恨绵绵永无穷! 尽管通俗，但也算是用典恰切，词句优美了。 无论如何，苏青的《宝玉与黛玉》风暴般攫取了上海观众的眼球，并从7月份开始到京、津、济等地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公演，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9月24日夜场起，《宝玉与黛玉》重回丽都大戏院做短期演出，仍然几乎是场场全满，直演至10月19日。在芳华越剧团演完《忠王李秀成》后，1955年11月19日上演冯允庄编、司徒阳导《李娃传》。可令人惊异的是，很快，1955年12月1日，苏青被捕。紧跟着，从1956年1月1日起，丽都大戏院开始演出天鹅越艺社的《洛阳春》，芳华越剧团则去了一号场原共舞台演出《西厢记》。 但实际上，苏青的《宝玉与黛玉》并未停止演出，戏单上编剧冯允庄的名字换成了“集体改编”，八场戏也改为《赠香》、《读曲》、《葬花》、《毒打》、《议婚》、《焚稿》、《洞房》、《出走》。[24]甚至，芳华越剧团迁往福州后，还曾在当地演过《宝玉与黛玉》，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有一本《宝玉与黛玉》的总谱，编曲为高鸣、连波，写有“送给中国音乐研究所，高鸣1959年6月于福州”，还有“芳华越剧团演出于1959年五月四日”。此本比起研究院图书馆所藏的另一本有连波1955年7月9日签名的《宝玉与黛玉》曲谱来说，在编曲方面固然有变化，但在剧情、唱词方面却没有太大变化。因为都是曲谱本，所以在每一幕的名称方面就不是很讲究，连波本几乎只有场次之分，而没有具体名称，高鸣本虽有场次，但数字用的有些混乱，而且名称似乎也有改变，如改为《试玉》、《泄密》、《焚稿》等，还是做了一些改编的。 1962年，芳华越剧团回娘家上海演出，邀请导演黄祖模重排《红楼梦》，用的是徐进的本子，并将第一场“黛玉进府”改为了“元妃省亲”，可见，《宝玉与黛玉》的影响应该还是存在的。 然而无论如何，苏青的《宝玉与黛玉》几乎是湮没不传了。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是徐进编剧的《红楼梦》。其改编始于1955年底，此时恰是冯允庄被捕前后。徐进在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8月第1版、1962年5月第2版的《红楼梦》前言中说“从1955年底开始，我便着手进行改编……戏的改编过程，也是向原著、向其他改编者的经验学习的过程……很多改编者的劳动成果也启发帮助了我，《红楼梦散套》、韩小窗的《露泪缘》、马如飞的开篇、话剧本、锡剧本等都成为我改编中的良师益友”，作者没有提在他开始改编时刚刚上演完的冯允庄的《宝玉与黛玉》。事实上，徐进的改编本也是以宝黛的爱情故事为中心，芳华越剧团刚刚在演出上获得轰动效应的《宝玉与黛玉》若说对徐进没有影响，似乎不太可能。也许是当时的形势使然，也许真的是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在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4月第2版《红楼梦》中的《重印后记》有这样的话:“最后要说的是:我在改编工作中，同时参照和汲取了其他《红楼梦》戏曲改编本在人物、结构、语言等方面的优点。”其实，有还是没有影响，现在说来已经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徐进的越剧《红楼梦》确实已经成为经典。尽管最初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经过了作者的八次修改后，比如对金钏之死的几次删改与恢复，那些经典唱段，如“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最终定稿，[25]都饱含了剧作者的无数心血。一个好的剧本不可能一次定型，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更好地进步。假如冯允庄当年没有被捕入狱，而是一直在顺利地进行她的越剧创作，那么，她的《宝玉与黛玉》是否也可以修改得更为完美、更加合理呢?[26]可惜，历史不能假设，更不会重来。 花落人亡两不知 苏青写戏向来非常认真，她在编写《屈原》时，自费掏腰包去北京观摩话剧《屈原》，甚至为了获得专家的随时指点，搬进文怀沙家中住了半个月。在写《宝玉与黛玉》的时候，苏青继续发扬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寻师求教，她经人介绍认识了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宝玉与黛玉》上演前，苏青将一份油印的剧本送给贾植芳，请他提提意见。贾植芳于1955年1月5日给苏青回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允庄先生: 来信及《红楼梦》一切稿均收到。因为事忙，今日才读毕。我觉得全剧精神及结构颇好，并能符合全书反封建主旨。作者是通过宝黛爱情来暴露和控诉封建制度的违反人性罪恶的，因此，必须深刻显示出爱情的社会定义来，它的纯洁性和丰富性。即是说，这两个正面形象必须通过细节描绘，来充分地、尖锐地表现出他们所代表的历史社会现象本质的东西，即它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也就是作品的思想性所在。我认为，首先掌握了这一点，是提高剧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键。贾府罪恶和宝黛故事是一致的。 另外，我也请一个对古典文学较有修养的同志看了一遍，他的一些简单和不成熟的意见，都写在稿端，并供参考。 匆此、盼祝，笔祺! 贾植芳 元月5日 贾植芳(1915—2008)，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从中学开始就参加民主救国运动，一生中曾四次入狱，尤其是最后一次、1955年因胡风案入狱达11年，并在“文革”中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被判有期徒刑12年，1980年平反。恰在1954年底，苏青因《宝玉与黛玉》向贾植芳写信求教。贾植芳向来没什么架子，对前来求教的人都是有问必答，热心回复。然而，贾植芳是不太喜欢越剧的，也不太喜欢《红楼梦》。他在1990年写的《我的读书记》中曾说起自己在高小时代为书籍入迷，但入迷的是《封神榜》、《水浒》、《西游记》、《薛仁贵征东》、《罗通扫北》、《大八义》、《小八义》等武侠神怪小说，至于“《红楼梦》、《西厢记》这些感情细致、谈情说爱的说部，却一时读不进去”[27]。同年写的《我的戏剧观》中则说“我多年旅居上海，对于流行的越剧颇为看不惯，不爱看，因为它的剧情大多以男女爱情、家庭纠纷为主，哭哭啼啼，婆婆妈妈。这些感情太细腻，为我这个禀性粗犷，又经历人生坎坷的性格所不能接受，正像我从少年时期看小说看不进《红楼梦》、《西厢记》这类言情作品一样”。确实，一个人的经历、性格与其喜好往往有着直接的联系。尤其是在经历了前三次入狱，而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切都还处在敏感时期，贾植芳应该是不愿介入热点讨论的。就像他自己所说:“50年代初期，在《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等一系列政治性批判热潮中，我只做冷眼旁观，取不介入态度。”因此，贾植芳在给苏青的回信中难免会言语简单，他可能确实不愿对自己不是很喜欢的越剧、《红楼梦》、尤其是在当时全国上下轰轰烈烈地进行《红楼梦》研究大批判运动的敏感时刻发表什么见解，才会语焉不详，并让他人为苏青写出更为详细的意见。贾植芳信中所说“一个对古典文学较有修养的同志”，是贾植芳的一名学生，当时正念大三，叫潘行恭。至于苏青后来是否参照潘同志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因资料的匮乏，笔者不敢臆断。 无论如何，苏青的《宝玉与黛玉》获得空前的成功，其内心的欢喜是肯定的，自从《屈原》以来，苏青应该是越来越得心应手了。她给贾植芳写了封信，约他喝茶，地点选在上海新亚酒店。宾主相谈甚欢，苏青谈起了想让《宝玉与黛玉》去北京演出，并征求意见。贾植芳表示赞成，并提醒苏青要注意北京与上海的观众口味不同，还表示可通过在京的胞兄贾芝介绍苏青去见何其芳等人，以便寻求帮助。[28]可惜这些帮助还没来得及进行[29]，贾植芳就于1955年5月15日被带走，并很快进了第三看守所。 此时《宝玉与黛玉》还正在丽都大戏院如火如荼的上演，还没有到京、津、济等地演出，苏青也还在准备编写新戏。也是5月份，苏青为编《李太白》二度住进文怀沙家中求教。此时，批判胡风的运动已在全国展开，可苏青觉得这与自己无关，只想着编戏。可文怀沙告诉她“这次运动很厉害，比整风还厉害”、“是结合检查自己检举别人”。苏青不禁开始担心自己在汪伪时期的那段历史，而且自己的《结婚十年》是被定为黄色小说的。紧接着，苏青又听说有人说自己有“历史问题”，不由更加害怕，赶紧离开北京回到了上海。[30] 然而，回到上海的苏青应该更紧张了，此时，全国各地都展开了对胡风的批判，上海自然也不例外。《新民报晚刊》是当时上海的主要报刊之一，也是人们主要的阅读对象。从1955年5月起，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罪行”(5月)以及“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6月)。报纸上巨大的“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字样令人触目惊心。尤其贾植芳被牵扯进“胡风反革命集团”时，苏青肯定是更忐忑不安了。《新民报晚刊》1955年6月8日第二版刊登了《戏曲界编导、演员举行座谈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文章描述了上海市戏曲界部分编导、演员结合最近看的苏联电影《不能忘记这件事》，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苏青是否参加了这次座谈不得而知，但文章提到了沪剧、评弹、京剧等演员、编剧都有发言，越剧演员戚雅仙、陈金莲、许瑞春等都有发言，尤其芳华越剧团、《宝玉与黛玉》的主演许金彩、徐天红也都发了言，表明要澄清自己的思想，坚决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做斗争，彻底清除胡风反动思想的影响。 《新民报晚刊》1955年6月15日第二版分别刊登了复旦大学师生的《揭露贾植芳的“嘴脸”》、《声讨胡风分子贾植芳的罪行》。6月30日第二版“坚决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下刊登了复旦大学学生的《撕破胡风分子贾植芳的假面具》[31]。贾植芳此时早已被捕，他的家也被搜查，许多信件也被拿走，苏青求教戏曲的信也可能在其中。而且，在当时那个背景环境下，苏青因此被捕是一点也不稀奇的。仅以贾植芳回忆中的几个例子为例，我们可能更好地理解当时胡风案牵连之广。贾植芳被带走的当天，“公安局马上派了两男两女四人到我家里，先是要任敏(笔者注:贾植芳夫人)交出胡风给我们的信件，接着是搜查，并在家里安插了监视人员。……果然，不久有一个姓沈的同学来找我……那天刚一走进来就被盘查，他身上穿着公安制服，赶忙说明自己的身份，才被放回。可随后材料转到原单位，他被上海警备区关押了多半年，开除了党籍、军籍，戴上了‘胡风分子’的帽子。1957年又因为‘翻案罪’被定为‘右派分子’。”当天还有一个姓王的学生(已经分配在新文艺出版社工作)也来找贾植芳，以“给反革命分子通风报信”的罪名，定性为“胡风影响分子”。1957年又加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坎坷了30年。而最惨的是泥土社的老板许史华，他不过是来取稿子的，结果一关就是11年，出狱后因妻离子散而绝望自杀。这只是其中的几个例子，可能会让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那些浩劫、也很难想象当时情形的人有一个较为直观的感受。因此，假如苏青因为几封向贾植芳求教的信被捕，是丝毫不奇怪的。而且在“苏青遭羁押后，公安部门曾专门提审过牢里的贾植芳，讯问他与苏青的来往种种”[32]。 然而，苏青的被捕是否就是因贾植芳的被捕入狱而受的牵连呢?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在贾植芳5月15日被带走后，不仅《宝玉与黛玉》北上公演，而且苏青还又编了不少戏，直到苏青被捕前，丽都大戏院还于1955年11月19日起上演了苏青的《李娃传》。因此，也有人说苏青的被捕主要有两个“罪行”，一是她与汪伪汉奸的关系，二是新中国刚成立时，她在香港《上海日报》上发表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文章。而起因并不是胡风案，而是同一年发生、同样震惊社会的所谓“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的牵连。[33]无论如何，在那个人人都有嫌疑、都有可能被捕的情况下，苏青到底是因为哪个所谓“反革命集团”的牵连其实并不重要。总之，1955年12月1日，曾经是芳华越剧团编剧的冯允庄(苏青)被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囚号是21805。苏青在狱中与周佛海的儿媳关在一起，她安慰苏青说没有太大问题。果然，苏青于1957年6月27日被“宽大释放”，比起其他那些饱受磨难的人来说幸运地多了。 1984年11月19日，上海市公安局作出了《关于冯和仪案的复查决定》:“经复查，冯和仪的历史问题属一般政治问题，解放后且已向政府作过交代。据此，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将冯逮捕是错误的，现予以纠正，并回复名誉。”[34](似乎苏青的被捕还是因为历史问题)此时，距离苏青去世已过去了两年。 历史不会因为一两句话就改变重来。被捕前的苏青好歹也算是上海越剧界有名的编剧，光是《屈原》、《宝玉与黛玉》就足以让她功成名就，而她在芳华的生活也确实算得上稳定、惬意。据其子李崇元回忆，苏青那时每天下午都在他放学后带他坐三轮车去芳华越剧团(丽都大戏院)，晚上九点钟下班。而且每次出去也带着自己，去西湖，去无锡。“那一段时间母亲的生活最稳定，因为编写剧本收入非常不错，每月300元钱，那时别人每月只有三十几元”。[35]苏青简直算得上是个“大款”了。 可出狱后，苏青的生活一落千丈。不仅亲友很少来往，狱中生活也让苏青变得沉默、灰心。1959年，芳华越剧团要离开上海，要“支援前线”迁往福建。有一阵子，苏青也接到了通知，她也打点行李，时刻准备着与自己的小女儿同去，可后来她所属的黄浦区文化局接到通知，说不用去了，苏青因而得以留在了上海，也算是因祸得福吧。越剧是上海人的心头肉，可到了福建却备受冷落，以尹桂芳的号召力，观众也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人，与上海几乎常常满座、一票难求的气势真是天壤之别。 芳华去了福建，苏青留在了上海。苏青的“芳华”岁月就此结束，她的辉煌也如昙花一现，现在有几个人知道她的《宝玉与黛玉》呢? 此后，苏青被安排到了红旗锡剧团当编剧，创作的剧本不少，但流传下来的似乎并不多。也许苏青可以创作出更好的剧本来，也许她的《宝玉与黛玉》经过数次修改后也可以成为越剧精品，与徐进的《红楼梦》同为“双璧”，可历史没有给她这个机会，“文革”来了。苏青的工资每月只有15元，比起当年的300元真让人情何以堪?苏青一度被安排去看大门，可就是这样的生活也没有了，苏青被剧团辞退，送交里弄监督，继而被关入“牛棚”隔离审查，又被遣下乡劳动，后又遭批斗，身心严重受到了伤害，疾病缠身，以致拍x光片竟找不着肺了。 苏青晚年时只有一两位朋友有来往，其中一位就是创办于1932年的《女声》杂志主编王伊蔚，苏青在给她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期也不远了。”[36] 一语成谶，苏青果真孤独、寂寞地离开了这个世界。1982年12月7日，苏青的小儿子李崇元早早撤了地摊，买了一包黄鳝，打算给母亲调调口味。“一到家，进去，母亲躺在床上没有声响，我也不大在意，正准备洗菜，转头看看母亲，母亲的头歪在一边。母亲当时身上还是热的，嘴角有血，靠门的一只眼睛睁着，估计是等人来吧”。[37] 一代才女苏青就这么去了，临死时没有遗言，身边也没有一个人。没有告别仪式，只有苏青小女儿一家三口以及小儿子李崇元。\“人生有几时，颠沛在其间”。苏青的凄凉晚景以及死后的沉寂无名终究已成为历史，但愿我们在关注小说家、散文家苏青的同时，也来关注一下剧作家苏青吧。 注释 [1]参见沈泯的《苏青与戏曲》，《上海戏剧》1995年第4期。王一心《海上花开———民国上海四才女之苏青传》中也有论述，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2月第1版。 [2]苏青《自己的文章———代序》，原载1943年10月的《风雨谈》第6期，见亦清、一心、晓蓝编《苏青散文精编》，第504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 [3]此为张爱玲语。1944年3月，上海《杂志》社邀请苏青、张爱玲等好多女作家谈文学因缘，张爱玲即席发言中即有此语。 [4]关于苏青刚解放时的情况，如写了《市妇运会请建女厕》、《夏盈明的自杀》等，在王一心的《海上花开———民国上海四才女之苏青传》以及毛海莹的《寻访苏青》(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等著作中都有论述，此不赘。 [5]笔者对此说持怀疑态度。苏青爱看戏，她自称“消遣第一是看戏”，她在1944年第13卷第1期(1944年4月10日)的《杂志》上的文章中提到陪母亲及亲戚看戏，看的就是越剧。不仅如此，苏青还曾亲自上台，她在宁波市立女中、省立四中都演过戏。婚后最初在上海时因无聊自己在家以英文版的《独幕剧精选》为蓝本，自导自演自评。抗战期间，苏青还曾在中华联合制片有限公司做编剧，尽管没有作品。有着这些经验的苏青似乎不应不知道“唱词”为何物，写不好倒是真的。 [6]沈泯《苏青与戏曲》。 [7]周良材《追忆苏青二、三事》，完稿于2005年2月3日，于2005年2月18日首发于作曲家许如辉纪念网。 [8]傅骏《苏青:越剧界的张爱玲》，《上海戏剧》，1998年第9期。 [9]转引自王一心《海上花开———民国上海四才女之苏青传》，第239页。 [10]苏青当时和傅骏在一个小组，《兰娘》属于新编古装剧，说的是古代的反特故事，讲述兰娘大义灭亲惩治内奸的故事，是为配合社会上正在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当时社会上最流行的剧目。《兰娘》后由上海章燕飞的青年越剧团排练演出，选用的是傅骏执笔写的那一部，署了傅骏的名，但是集体的成果，也可以说有苏青的功劳。这是结合沈泯的《苏青与戏曲》以及傅骏的《苏青:越剧界的张爱玲》互看得出的结论。 [11]见1953年丽都大戏院所印《卖油郎》戏单中的《唱词选刊》。以下此剧唱词皆出于此，不另注。 [12]见周良材《追忆苏青二、三事》 [13]中亚《有关苏青上海访问记》，见《书城》，2000年第11期。 [14]关于《屈原》，赵蕙蓉在《苏青、尹桂芳和屈原》中说是七场，在王一心的《海上花开———民国上海四才女之苏青传》中说是八场。其实这可能是《屈原》一剧不同的修改本。笔者手中有郭沫若原著、冯允庄改编、湖北省蒲剧团整理的《屈原》的手写复印剧本，它的文字就和芳华的演出本不一样，分第一场《橘颂》、第二幕没有名字，但内容看起来应该是《贿靳》，第三幕为《疏原》，紧接着为《著骚》，应为第四场，可却错写成了第三幕，其后则分别为《诬陷》(写成第四幕，此中的文字与赵蕙蓉所引用的文字基本一致，但因其在整理中的失误，导致最后结束时写的是第七幕《天问》。因赵蕙蓉的文章中没有注明引文的具体出处情况，笔者也无法判断其所引剧本的情况)、《问钓》(第五幕第一场)、《鸣冤》(第五幕第二场)、《救婵》(第六幕)、《天问》(第七幕)。因此本写的是整理本，而且没有更具体的信息，因此，笔者不好判断是《屈原》最后定本之前的修改本，还是这个剧团自己的修改本，留待将来，俟之高明。另外，笔者还见过上海市芳华剧团演出原本、太原市新新晋剧团翻印的《屈原》，其场次基本一样，只有第七场写的是《诱婵》，而不是《救婵》，好像更突出婵娟不受子兰的威逼利诱，而不是婵娟被卫士仆夫所救。而且剧中的念白、唱词等都有很大差异。而这些差异的产生，也许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修改本而已。如此，也再次说明剧本是不断修改调整的，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最为观众所欢迎的好戏。 [15]录自土豆网视频，网址为: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VQZJdYyVBTU/ [16]主要是福建、安徽、浙江、江苏代表团。此外，参加大会展览演出的杭州国风昆苏剧团也假座光华大戏院于6—10日演出昆曲剧目。见《新民报晚刊》1954年11月5日第二版。 [17]毛海莹《寻访苏青》，第28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18]原载1944年11月1日《天地》第14期，转引自亦清、一心、晓蓝编《苏青散文精编》，第153—154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 [19]参看汤敏的《尹桂芳与红楼梦》，《戏文》，2005年第4期。郑公盾的《漫谈〈红楼梦〉的戏曲改编》，《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4辑。 [20]汤敏《尹桂芳与红楼梦》。 [21]主要参看《宝玉与黛玉》的戏单(由于剧作的堙没不传，有些作者误将戏单的信息当成了剧本的信息，如毛海莹的《寻访苏青》中就将“《宝玉与黛玉》(八场)，上海市芳华越剧团演出，1955.7.10;冯允庄改编，司徒阳导演;尹桂芳，李金凤，尹瑞芳等主演;16开，6页”，说成说“该剧本的大致信息”，其实这是戏单，并不是剧本)，见其第115页)，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所藏的两本分别有连波、高鸣签名的赠送本(曲谱)。以下所引关于《宝玉与黛玉》中的引文非有特殊说明者，皆出于此，未免累赘，恕不另注。 [22]详细情况可参看孙玉明《红学:195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 [23]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 [24]王一心《海上花开———民国上海四才女之苏青传》，第251页。另外，据傅骏回忆，大约是在1956年，他曾被市文化局戏剧处派到芳华越剧团帮助修改《宝玉与黛玉》。修改本是重新印过一稿的，粉红色小开本，后在文革中丢失，关于这个本子排没排，是否演出过，则不得而知了。因资料的匮乏，我们不好判断这些改编本的具体情况，只能据此备案了。 [25]具体情况，参见傅谨《越剧〈红楼梦〉的文本生成》，见《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3辑。[26]在周良材的《追忆苏青二、三事》中有苏青出狱后与其在大跃进时相见的一段描述:“当时她还说过什么话，我大都忘了，但有一点印象颇深，她忿忿然地向我诉说:‘出狱后不久，不少作品被人改头换面剽窃去了!’听后，我不平地说:‘我国虽没有“版权法”，但可以向剽窃单位的领导反映情况，讨个公道呀?’她长叹一声道:‘算了，算了，人家现在是宠儿，是红人，我算什么?怎么搞得过他们?’说完，显出了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当我进一步追问‘他们’是谁?苏青没有直答，‘王顾左右而言他’，用手向南指指说，要去复兴公园打太极拳。”此中的具体情况因材料的匮乏，一时无法进一步查实，据此备考。 [27]见《把人字写端正———贾植芳生平自述与人生感悟》，第23页，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4月第1版。以下文中所引关于贾植芳的文字如无特殊说明，皆出于此，不另注。 [28][30[[32][33][34]王一心《海上花开———民国上海四才女之苏青传》，第251页、第251—252页、第253页、第253页、第256页。 [29]还有些文章、著作提到苏青打算写《司马迁》，并向贾植芳请教过，因此被牵连进“胡风案”。见周良材的《追忆苏青二、三事》，以及毛海莹的《寻访苏青》等。 [31]三篇文章的作者分别为鲍正鹄、邓绍基、余华心。 [35][37]中亚《有关苏青上海访问记》。 [36]转引自张昌华的《民国风景———文化名人的背影之二》，第271页，东方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本文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邮编:100029) 原载：《红楼梦学刊》二〇一一年第五辑 原载：《红楼梦学刊》二〇一一年第五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