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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青，1914年5月12日出生于浙江鄞县，姓冯，名和仪，字允庄，苏青为其笔名，曾与宋美龄、蝴蝶、阮玲玉、张爱玲同被称为“十个女人的上海滩”。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人们称苏青、张爱玲为上海滩女作家中的“双璧”，以至于今天每每提起苏青，往往首先映入脑海的却是与她齐名的张爱玲，真不知这是她的幸还是不幸?八十年代的张爱玲热连带着苏青也火了起来，于是人们知道了苏青的《结婚十年》在短短时间里印了三十六版，《浣锦集》半年之内印了九版。她的自传体小说、散文成为许多人的最爱，可那些都是穿着旗袍的苏青的作品。建国后改穿列宁装的苏青也由小说走向戏曲，依然令人刮目相看。苏青创作的戏曲主要有《兰娘》、《新房子》(与陈曼合作)、秋江(与陈曼合作)、《江山遗恨》、《翠娘盗令》、《卖油郎》、《屈原》、《宝玉与黛玉》、《假凤虚凰》、《李娃传》等越剧作品。据说其锡剧剧本远较越剧多，而且还有甬剧作品。[1]然而，这许多作品中，尽管有些在当时叫座又叫好，但广泛流传的却并不多，而且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以及苏青的入狱，使她这个编剧鲜为人知，剧本也很难寻觅，以致于研究者非常稀少，即使提到，也语焉不详，甚至有一些谬误。假如本文能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著名女作家建国后几乎堙没的创作成就，还原她在越剧史上应有的地位，理解她在《红楼梦》戏曲改编中的努力，那也算是对逝者一点小小的安慰吧。 人生无几时 颠沛在其间 这是苏青1948年12月出版的又一部自传体小说《歧途佳人》扉页上的两句话。苏青的一生其实还是很精彩的，可她却着意于“颠沛”二字，可以想见，在1949年之前，苏青的辉煌与热闹是给外人看的，留给她自己的只有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的艰辛与孤苦，她的内心深处时时浮现的是“颠沛”。而冥冥之中，这似乎又是她解放后生活的最佳写照。尽管编剧生涯鲜为人知，但苏青毕竟是苏青，出手不凡，在1954年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获得多个奖项的《屈原》以及1955年连演三百多场、几乎场场满座、后又北上京津等地公演、总共演出几乎近九个月的《宝玉与黛玉》都是她才华的展示。然而短暂的辉煌后，接踵而来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使苏青再次“颠沛”其间，入狱、看大门、隔离审查、下乡劳动，一个都没有少，最终在孤独中死去。 历史的风暴中个人的轨迹往往总是幽微不明，当我们循着解放后苏青重拾本名、成为“冯允庄”的历史走去时，才发现这个穿着由旗袍改为列宁装的女子竟然在戏曲舞台幕后犹如她的小说、散文一样，卓然成家。 新中国成立后，苏青是寂寞的，她的好友张爱玲、徐訏等都离开了大陆，而且文学提倡为工农兵服务，像苏青“常写这类男男女女的事情”[2]的著名作家也是不受欢迎的。再加上苏青的快言快语，具有着“伟大的单纯”[3]，也很容易在当时刚刚建立新政权、一切都还比较敏感时被公安局的同志找来谈话，作品不仅没有换来稿费，还差点出了问题[4]，因此，苏青不得不又开始为钱发愁了。 天无绝人之路。1951年1月19日，政府为了“培养知识分子从事戏改工作，发扬新爱国主义的人民戏曲”，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出面，在《解放日报》上刊登通告，公开招收由其主办的“戏曲编导学习班”(此为第一届)，共五十名。学员的年龄、身份、背景等都放得很宽，苏青也报了名，并于1月29日参加了考试。考试内容主要有:政治常识、本国史地、文艺理论、戏曲常识、口试。据说其中让写一篇“唱词”，而苏青连“唱词”为何物也不知道[5]，此部分只好放弃，足以想见其考试成绩不佳，因此在1951年2月4日揭晓的四十二名通过笔试的录取人员名单上并没有苏青。后来是在上海文化局局长夏衍的出面过问下，苏青才得以前来学习班报到。 当年与苏青曾同在学习班的沈泯、傅骏、周良材等都曾撰文写过回忆文章，虽然个别地方有所出入，但至少让我们对苏青当年在学习班的情况有大体了解。文章中几乎都提到了苏青给人的穿着打扮及性格方面的印象，非常普通，很难令人想象她是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沈泯说她“一身布衣布鞋，平实朴素，一口宁波土话，豪爽率直”[6]。周良材说她“身穿一套半新半旧的列宁装，一根腰带紧裹着那已经发福的身腰，嘴上含了一支翡翠绿的烟咀，上面点着长长的，冒着火花的卷烟。……坦率单纯，毫无城府可言”[7]。傅骏则说“她用的是本名冯允庄，一口宁波土话，整天衔着一个烟咀，唠叨，噜嗦，看上去象个很‘俗气’的‘家庭妇女’，完全看不出有什么‘女作家’的‘灵秀之气’，但是她性格豪爽，脾气直率，想说就说，快人快语，很有特色”[8]。用词虽不同，但其刻画却如出一辙，苏青的朴素甚至土气、豪爽而又单纯跃然纸上，为我们了解建国后不久的苏青提供了非常形象的资料。 周良材提到苏青在开班第一天就把自己的《结婚十年》几乎是人手一册的分发，结果“第二天教务长就召开全体大会，批评了这件事……强调‘这是旧社会的作品，宣扬的是不健康思想，不能在班内散发泛滥’云云，并责令一一收回《结婚十年》。”作者记叙的苏青是“对此若无其事，依然谈笑风生，神色坦然”，然而私下里苏青的内心深处作何想法就不得而知了。尤其是这年3月31日苏青前夫李钦后因贪污被判处死刑，在其判决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在敌伪时期他的前妻苏青所写风行一时的黄色小说《结婚十年》中所指的男子即为李钦后”[9]，自己畅销了三十六版的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竟然成了“黄色小说”，那对当事者又该作何评价?苏青读到这句话，估计无论如何也不能“若无其事”了。 然而生活还得继续。怕也好，担忧也好，与小说决裂，好好编自己的剧本参加结业考评吧。当时采用的是各人参加一个小组，“集体讨论，单独执笔”的形式，苏青参加的是越剧《兰娘》小组。[10]其本子未被采用，但应该说这是她从事越剧创作的第一个作品。 苏青最先要进的并不是尹桂芳的芳华越剧团，而是戚雅仙的合作越剧团。作为一个刚刚培训了四个月、之前几乎不知唱词为何物的编剧，开始的不顺利在所难免。苏青根据评剧《翡翠园》改编成《翠娘盗令》，因不合戏路未被采用，并被剧团送到第三届戏曲研究班又学习了三个月。而合作越剧团不知何故，不愿聘她为正式编剧，而是特约编剧。以苏青的性格及之前的辉煌经历而言，一气辞职确实是她的作风。 1951年底，苏青在当时已颇有名气的编剧陈曼的介绍下，加入了尹桂芳的芳华越剧团，并在试用三个月后转为正式编剧。芳华越剧团是尹桂芳的私营剧团，最初成立于1946年，当时竺水招、戚雅仙、编剧徐进等都在这个剧团。1948年由于尹桂芳骑马摔伤去香港养伤，芳华原班人马重组成云华剧团。但尹桂芳并未因此气馁，于1950年回上海后邀集徐天红、张茵、张云霞、戴忠桂、尹小芳等人重建芳华越剧团，并不断发展壮大，甚至超过了国营剧团。而由小说改编剧、由“苏青”重拾的“冯允庄”也在尹桂芳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下开始慢慢在戏曲界发出光彩。 然而，苏青在芳华的第一个剧本、即她与陈曼合编的宣传“三反”运动的《新房子》，却并不叫好。这是芳华越剧团为1952年春节上演的戏目，在《解放日报》上刊登的广告为“1952年芳华剧团春节巨献，六幕五景七场三反名剧《新房子》”。《新房子》的上演日期为1952年1月27日，即农历正月初一，足见芳华对此戏还是颇为看重的。可惜，此戏上座情况并不好。苏青此后编写的古代农民起义题材的《江山遗恨》也同样影响了剧团的营业额。其实这些都不是苏青熟悉的题材，她的生活里本就是饮食、男女，是一些琐碎平常的家长里短，现在突然要努力向时代主潮靠拢，实在不是她的强项。苏青因此一度自怨自艾，甚至想要改行。而与剧团以及一些成员的人事矛盾也把她气得吐血，不得不在家休养。 编剧苏青的春天什么时候才能来到呢?估计她自己心里也没把握。总得编个能证明自己的戏吧。1953年秋，苏青根据大家都熟知的《卖油郎独占花魁》的故事编成了五幕八景十场民间故事剧《卖油郎》。这是苏青擅长的爱情故事，容易出彩。《卖油郎》共有十场，分别为:《劝妆》、《被逐》、《卖油》、《酒楼》、《访美》、《受吐》、《雪塘》、《遇救》、《订盟》、《赎身》。卖油郎秦钟(不是《红楼梦》里的秦钟，原作为秦重)与花魁女莘瑶琴之间的爱情更加合理，人物的性格也更真实丰富。秦钟一年才积攒了十两银子，为见花魁女三番两次上门等候，可老鸨总是让他等一等，终于让见面了，可花魁迟迟不回家。秦钟度日如年，不由唱道“可怜我十两银子要积一年，如今是二两已化灰尘”[11]。好容易花魁回来了，却是大醉而归，只在床上和衣睡，昏昏沉沉全不觉。秦钟心里暗悲伤，满腔的真心话以及对花魁的怜惜无法当面倾诉，“这十两银子剩四两”。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花魁“只是睡在床上不醒转”，急得秦钟千言万语说不出，只能慨叹“如今八两快用完，咳!眼看四更已过去，不由我又是急来又是怨”。眼看天亮，可花魁还是动也不动，秦钟满腹焦虑与委屈，不由连唱“你在梦中可知道，我为你脱了衣服身受冻;你在梦中可知道，我为你整夜不眠来侍奉;你在梦中可知道，我与你半句未讲十两银子全断送”。秦钟对花魁的爱怜，满腔热情无处诉的焦虑以及花魁迟迟不醒、自己的十两银子眼看就要泡汤的心疼都表现得真实而且有层次感，人物也就更可信，更能打动观众。 《卖油郎》于1953年9月18日夜场首演于丽都大戏院，导演司徒阳，设计仲美，作曲连波，技导郑传鉴。主演尹桂芳(饰秦钟)、徐天红(饰朱十老)、许金彩(饰莘瑶琴)。上座情况比之前都要好，但据说叫座不叫好，戏受到了有关方面的批评。 真正让苏青一炮打响的，应该是《屈原》。关于《屈原》的创作，有两种说法，一种是1954年华东六省一市戏曲汇演时，领导上指定参赛剧目要“主题积极，题材新颖，更要突破尹桂芳以往只演才子佳人的艺术风格”，最后决定由苏青执笔写《屈原》。[12]这种说法强调上面的决定。还有一种说法，我们觉得更符合苏青的性格以及解放前编辑、发行杂志所形成的对社会热点的敏锐捕捉的能力。据苏青的儿子李崇元回忆说，郭沫若的弟子文怀沙的母亲住在上海，住的离苏青家不远，两个人关系很好。苏青从文母那里听说郭沫若要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选世界十二名人”的活动，候选人中有中国的屈原，因此动了写屈原的念头。[13]而尹桂芳的支持也促使苏青把这个念头付诸行动。尹桂芳一向演小生，而越剧也以才子佳人、旖旎缠绵的故事为主，要表现屈原这样一个爱国大夫的情怀，对尹桂芳是个挑战，对苏青也是个难题。 苏青四处求教，赵丹、郭沫若都曾面授机宜，甚至在文怀沙家中住了半月随时接受指教。苏青的《屈原》基本剧情仍是郭沫若的，全剧共八场[14]，即《橘颂》、《贿靳》、《疏原》、《著骚》、《诬陷》、《阻会》、《救婵》、《天问》。随着屈原与亲秦集团斗争的越来越激烈，人物的情感也越来越激愤，最后一场《天问》，在雷电交加下，屈原披发带链，激昂的感情深深打动了许多观众:“叹人世黑白颠倒无是非，浑浑噩噩梦一场，以阳为阴阴为阳，凤凰为鸡鸡凤凰。君不见屈原怀抱高才世无双，为何不能治国安民振家邦?举目看天地玄黄，宇宙洪荒，问苍天，公道在何方?在何方?”[15]怒火万丈中的屈原仰望苍天，喊出了心中最悲愤的感情。据说当年很多观众就是通过这个戏了解了屈原，而且能背诵剧中那些大段大段的唱词，甚至可以背诵《橘颂》、《天问》等颇有难度的屈原作品。 《屈原》于1954年5月22日首演于丽都大戏院，导演司徒阳，作曲连波、金茄，设计仲美。尹桂芳饰屈原、徐天红饰张仪、许金彩饰南后、戴忠桂饰婵娟、尹瑞芳饰宋玉。1954年7月4日日场二时半、夜场七时四十五分芳华越剧团演完最后两场后歇夏，直至9月8日才重新在丽都大戏院演出传奇大悲剧《义救孤儿记》。10月20—21日，《屈原》作为上海市代表团的剧目参加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并获得优秀演出奖、音乐演出奖。其中芳华越剧团扮演屈原的尹桂芳获得表演一等奖，扮演张仪的徐天红获表演二等奖，扮演南后的许金彩获表演三等奖。唯独编剧没有获奖，据说是因为“历史遗留问题”。汇演于11月6日结束，从7日—10日，一部分优秀剧目在华东大众剧院、长江剧场、人民大舞台联合公演。[16]公演结束后，丽都大戏院还趁热打铁，于11月16日夜场七点半再次上演《屈原》，至11月26日结束。 总之，《屈原》获得了文艺界一致好评，赵丹、周信芳、俞振飞、田汉等都对此剧大加赞赏，俞振飞甚至因此打了退堂鼓，不演昆剧《屈原》了。此后，不断有人前来对此剧观摩，录音，以及将其翻唱成其他剧种。 关于《宝玉与黛玉》 前面我们说过，苏青与陈曼合编的《新房子》是芳华剧团1952年的春节巨献，时隔三年，苏青编剧的《宝玉与黛玉》再次成为芳华剧团1955年的春节巨献，前一个虽然失败，后一个却几乎创造了越剧演出史上的奇迹。 在当年“《红楼梦》精华之一——《宝玉与黛玉》”的戏单上这样写着:“改编:冯允庄;导演:司徒阳;舞台设计:仲美;造型设计:陈绍周;服装设计:张建安、仲美;作曲:连波;技导:郑传鉴。”其演员表为(以出场先后为序):紫娟【笔者注:应为鹃】(谢秀芳)、傻大姐(沈曼丽)、袭人(罗娟)、林黛玉(李金凤)、贾宝玉(尹桂芳、华东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一等奖获得者)、贾母(谢小仙)、王夫人(高菊英)、王熙凤(许金彩、华东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三等奖获得者)、薛宝钗(尹瑞芳反串)、贾政(徐天红、华东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二等奖获得者)、蕙香(小天红)、平儿(俞茵)、丫环(沈香娟、刘青文)、贾环(尹小芳)、门客(李青君)、家人甲(茅胜奎)、家人乙(高金花)、家人丙(徐幼红)、家人丁(尹幼芳)、喜娘(徐幼红)、雪雁(袁雪瑾)。 从《解放日报》刊登的广告来看，从1955年1月10日的广告中开始出现春节上演《宝玉与黛玉》的信息，分别从1月15日(阴历12月22日，星期六)、1月18日、1月21日上午十点开始售24日———30日的春节工会、其他团体以及部队团体戏票，都是当日售罄，个个满座。1955年1月24日，即农历正月初一首演《宝玉与黛玉》时，绝对是日夜满座了。此后，直到1955年5月19日，连演四个月，近三百场，几乎场场满座，火爆局面可想而知。 要知道，当时上海的戏曲演出非常热闹，演出的团体、剧种都很多，仅以当时《新民报晚刊》、《解放日报》等刊登的演出广告上就可略见一斑。京剧、淮剧、滑稽戏、越剧、沪剧等等都有，尤其后两种最受上海人喜爱。演出的剧团则有上海市人民淮剧团、天蟾实验京剧团、上海京剧院二团、共舞台京剧团、大公、艺峰、蜜蜂滑稽剧团等。演出沪剧的有上海市人民、艺华、努力、长江、勤艺、爱华沪剧团等。而战时上海越剧的兴盛更是在解放后获得了长足发展，越剧剧团百花齐放，芳华、华艺、合作、合众、春光、少壮、振奋、光明越剧团、天鹅越艺社等，各推新戏，大放异彩。而且当时的天蟾舞台还经常邀请名角前来演出，就在《宝玉与黛玉》上演期间，盖叫天、张君秋、尚小云、马连良等都曾来上海演出过。就在这样的激烈竞争下，苏青的《宝玉与黛玉》还是获得了如此巨大成功，固然有《红楼梦》的“全民性”基础，但苏青剧本的光彩是否也不能抹煞呢! 苏青很会抓住时机，《屈原》的一炮而红就已经表明了苏青解放前的生存能力不是纸上谈兵，敏锐的嗅觉让她能够在关键时刻抓住机会。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大批判运动就再次让她找到了热点，也看到了自己编剧的方向。 曹雪芹的《红楼梦》不知给了多少人以滋养，张爱玲是不必说了，苏青也对《红楼梦》熟得很。她从小爱看小说，“苏青老家楼梯处的拐角放了一个马桶，距马桶一手远处还放了一个书橱，上面有许多小说，什么《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牡丹亭》啦，应有尽有，好比半个‘小书房’。苏青坐在马桶上时常就随手拿起一本小说看起来，一坐就是半天。”[17]后来写起文章也是顺手拈来，苏青在《谈男人》中随手就会把贾宝玉拿来做例子:“而且女人们又是难伺候的，像贾宝玉般整天到晚躲在大观园里，不务正业，尚且还要愁体贴不着林黛玉的心思”，“一个年青的女人必定是爱贾宝玉的，也许等到她懂得世故了，才改变心态宁愿嫁给甄宝玉去。女人爱贾宝玉是想得到甜蜜的爱，嫁甄宝玉只不过想做一品夫人罢了”，“若是女人们都不要求男人去赚钱争威风，则像贾宝玉般成天同丫环们制胭脂汁的也必定比比皆是，世界上倒可以减少些战争残杀呢。”[18]看来，苏青对贾宝玉还是有点微词的，估计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十年后，她会因为一部关于贾宝玉的戏剧而创造了越剧演出史上的奇迹。 苏青的《宝玉与黛玉》起初就叫《红楼梦》，因剧情主要是围绕宝黛的爱情悲剧来写，因此后来改为《宝玉与黛玉》。此剧共八场，第一场《元宵省亲》，第二场《逼读八股》，第三场《倾诉衷情》、第四场《贾政责子》、第五场《议亲设谋》、第六场《湘馆焚稿》、第七场《洞房惊变》、第八场《哭灵出走》。要在短短的八场戏之中把百科全书式的《红楼梦》表达得人人满意，估计对苏青来说实在也是个挑战。尤其《红楼梦》被改编的次数与种类实在太多了，单以越剧而言，此前就有弘英、夏防、包玉珪、洪隆等各自的改编本[19]。而尹桂芳也分别于1943年在弘英的《红楼梦》以及1951年陈曼、沈泯、毛秋白等的《贾宝玉》中出演贾宝玉。[20]这些经验的积累以及对《红楼梦》的熟悉自然会让尹桂芳对剧本有很高的要求，并且其他越剧团也曾演过《尤三姐》、《红楼梦》等戏。如何跳出窠臼，编出自己的《红楼梦》，相信即使是苏青，也不敢掉以轻心。 苏青没有按照《红楼梦》本来的故事即写作顺序来安排故事，而是充分发挥剧作家集中矛盾冲突、节奏有张有弛的特点，在以宝黛爱情为中心的基础上，结合父子矛盾，突出宝黛与封建家长之间在爱情与婚姻上的不可协调，最终酿成了黛玉惨死、宝玉出走的悲剧。 剧本抛弃了以往作品开篇对黛玉进府的描述，没有什么祖孙相拥而泣的温馨场面，上来就写元宵节元妃省亲，元妃的满眼流泪与贾政的高叫“皇恩浩荡”、“贾门有幸”形成鲜明对比，突出了封建专制的吃人与腐朽，控诉了封建社会虚伪的父女之情。而元妃所赐之物宝玉与宝钗的相同也引起了宝黛二人因“金玉之论”而起的砸玉之争，把宝黛爱情的悲剧氛围由最高皇权处弥漫开来。紧接着第二场上演父子矛盾，宝玉被逼读八股，却实在是读不下去，不仅把玩黛玉赠送的香袋，还给丫头蕙香讲西厢故事。黛玉来了之后，又与黛玉共读西厢。可惜却因宝钗“女子无才便是德”以及“仕途经济”的大道理不欢而散。剧本的第三场将黛玉吟诵《葬花词》、宝玉诉肺腑却错把袭人当成黛玉、以及慧紫鹃情辞试忙玉都放到了一起，容量很大，情绪的跳跃与转折也很迅速。最终袭人进谗讨好，王夫人一怒之下逐出了听宝玉讲西厢故事的蕙香。父子矛盾再次升级，第四场贾政因宝玉不读八股以及蕙香投井之事痛打宝玉。第五场中宝玉的悲剧继续升级，王熙凤提议为宝玉早婚配，娶个贤妻好好劝劝宝玉。结果贾母作主，要娶宝钗，尤其是王熙凤设计了掉包之谋。第六场中，林黛玉终于支持不住了，得知消息的她心碎肠断，焚稿而死。第七场宝玉受骗与宝钗成亲，从大喜转为大悲，只能是昏倒了。第八场宝玉在黛玉灵前痛哭之后，依然扔玉出走，作为最大的反抗。[21] 在简单论述了《宝玉与黛玉》的剧情后，不难看出，剧本的整体框架搭的还不错，原著中著名的情节都有展现，情节的衔接也还较为合理，能突出人物的性格。以“元宵省亲”作为开场也别具一格，而且省亲的大场面以暗场处理，并没有人物繁多之弊，而是以此为背景凸显了宝黛二人思想的一致，而且开篇就将主要矛盾摆在观众面前。苏青对《红楼梦》中各种矛盾冲突的把握还是很集中得体的，最主要的是作者认为的封建家庭叛逆者贾宝玉、林黛玉与封建家长之间的矛盾，因此，剧中父子矛盾、以贾母为代表的贾母、凤姐、王夫人、薛宝钗、袭人等与宝玉、黛玉、蕙香之间的矛盾，甚至贾政与元妃父女之间的矛盾，都离不开封建专制、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作者的思路一看可知与当时全国上下对《红楼梦》研究的大批判运动[22]紧密相连，人物鲜明地分为两大阵营，宣扬阶级斗争论，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反现实主义观点，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读《红楼梦》这部伟大著作，以此为指导来编写剧本，诠释宝黛爱情。因此，《宝玉与黛玉》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 首先，剧本将《红楼梦》中原本丰富细腻的人物简单化、概念化了。固然舍弃贾宝玉的老庄思想、爱红毛病以及其他少爷性格，着力突出他的叛逆与对丫环的关爱，林黛玉身上也尽量减少了悲观、猜疑、多愁、多泪的小性儿，矛盾会更加集中，但也因此造成人物的扁平，没有内涵。而剧中明显的两大阵营也是是非分明，对贾母等人的痛斥、对宝黛等人的同情让人一览无余。“温柔敦厚”、“双峰对峙”完全被“叛逆儿女”的怒火代替了。尤其是剧中的薛宝钗，不仅戏份少，而且简直变了性儿。以第二场末尾的一段戏为例: 袭人:她(笔者注:指蕙香)要二爷丢了书不读，与她讲西厢故事，还替二爷去请了林姑娘来，因此二爷把她宠得不知怎样才好，只怕现成就是一个小红娘了! 宝钗:这倒是不可不防着一些……你可曾告诉太太? 袭人:(摇头) 宝钗:为了二爷的前程，为了你自己脱卸干系…… 袭人:是，我一定告诉太太。 宝钗竟然指使袭人告密，而袭人竟也知道并且敢在不愿让人看闲书的大家小姐面前提到了“红娘”，这真不知是什么版的《红楼梦》了。 再者，剧本编写的概念化指导倾向，也让剧中人物脱离了原著的时代背景，唱出了不符合人物性格、身份特点的心声。《红楼梦》中著名的宝黛读西厢曾经感动了多少读者，那其中的有情还似无情、欲语却又还休的细腻与神思，确是曹雪芹的经典之笔。可剧本的处理却实在是简单而不合情理。尽管第一场已经有黛玉送宝玉绣了孤竹的香袋以及二人相视微笑的铺垫，可在共读西厢这个妇孺皆知的场景中安排这样的唱词还是出乎人们的接受能力: 宝玉:妹妹，你看!(唱)元代才人多文思，写出西厢绝妙词。描摹闺情多周致，道尽儿女心中事。妹妹呀，你说此书究何如? 黛玉:(唱)果然是词句警人有意思。我爱那莺莺倔强有胆量。 宝:(唱)我爱那张生多才又情痴。若将今人比古人，个中情况也相似。 “我爱那莺莺倔强有胆量”，“我爱那张生多才又情痴”。这哪里是清代的大家公子与小姐在互诉衷情，完全是《小二黑结婚》里小芹的“我爱他爱劳动”的大胆表白。 再如宝玉哭灵中的一段唱: 宝玉:(唱)我抱恨终天痛断肠!(白)林妹妹!(唱)谁害你灵心慧骨埋尘土?谁害你豆蔻年华丧他乡?这九洲大错谁铸成?恨众人心肠毒辣似虎狼!我血泪已尽忿未释，心中如焚怒欲狂!(白)林妹妹!(唱)当年赠我绣香囊!细语叮咛永不忘。孤竹虽是难成双，岂肯变节改志向?妹妹呀!你在九泉把心放，宝玉不做薄情郎! 满腔怒火的贾宝玉是不是有点像一个表忠心的革命战士? 《红楼梦》一书人物众多，而苏青只选取了其中的几个，出场人物不是很多，只有二十二人，其中还包括两名小丫环、四名家人，一名门客，一名喜娘。为免头绪繁杂，史湘云、探春、惜春、晴雯等主要人物都没有露面。有意思的是，《红楼梦》中许多熟悉的面孔都没有上场，苏青却把本就容易分不清谁是谁的《红楼梦》中一个小小的丫环蕙香拿出来增色添彩地写起来。 原载：《红楼梦学刊》二〇一一年第五辑 原载：《红楼梦学刊》二〇一一年第五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