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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词赋取士和玄学思潮泛滥，是南朝文人早熟的催化剂和酵母，这个结论令人难以信服。南朝文人早熟，从外因来看，一是与统治者重视文学、以文显名分不开；二是门阀士族制度为某些文人的早熟提供了政治上的特权、经济上的优势、源远流长的家教和世代相传的文化积累；三是早期教育是文人早熟的又一重要条件。从内因来看，文人的早熟还离不开个人的主观努力。南朝文坛标新立异的风气，注重藻饰的倾向，与作者队伍的年轻化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学本身等因素的决定和制约。 李炳海先生于1993年第3期《江海学刊》上发表了《论南朝文人早熟与文风走向》一文(该文于同年9月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转载)，文章认为，词赋取士和玄学思潮泛滥，是南朝文人早熟的催化剂和酵母。词赋取士为文人早熟提供动力和时间，玄学思潮则有助于文学天才的早期开发。南朝文坛标新立异的风气，注重藻饰的倾向，都和作者队伍的年轻化有直接关系。不可否认，该文的观点是比较新颖的，某些地方言之有理。但笔者认为，某些地方也有不妥之处。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年，但对南朝文人的早熟与文风走向这个问题，仍然有议一议的必要，这对于研究人才成长的规律及南朝文学史，依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李炳海先生在文中指出：两汉作家早熟率为百分之二十，唐代为百分之二十二，而南朝高达百分之四十七，其中一个原因，两汉和唐代主要是以经义取士，而南朝以辞赋取士。经义取士还是辞赋取士，制约着文人的早熟与晚成，它们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笔者认为，李先生的这个结论不大妥当。两汉不单单是经义取士，察举也是主要的取士制度，其科目除了“孝廉”之外，还有很多。如“秀才”，偏重文才，由郡国察举；“文学”，始于汉武帝，对杰出的文学人才“待以不次之位”，破格重用；“明法”，考察有关法律制度的知识，优秀者被任用为律吏；杂科，因随时需要而举荐的各类有专长的人才，如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造诣京师，至者数千人”(《汉书·平帝纪》)。李先生在文中指出，汉代因为是经义取士，所以有的文人社会地位不高。笔者认为，在汉代，文、史、哲没有分流，经义之作和文学之作没有截然分开，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年代，文人对经术是颇为精通的，他们有的不被重用，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正如东方朔在《答客难》里所讲“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可见其原因不在于文人们通词赋而不通经义。到了唐代，取士的路子也是多种多样，并非主要是靠经义取士。《新唐书·选举志上》载：“唐制，取士之科……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上列科举之目，概括了唐代所有的科目，其中有的是主要靠词赋取士的。唐代影响比较大的进士考试，也并不是“典型的经义取士”，《唐语林》卷八：“唐朝初……进士(试)时务策五道。”进士试时务策五道，自唐初至唐末不改时务策，往往着眼于现实问题，如白居易《进士策问五道》中第五道，问目前钱贵物轻，谷贱伤农，如果考生在天子左右，“其将何辞以对?”可见进士考试的现实性比较强。 …………………… 阅读全文请下载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