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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罗隐咸通十二年未见黜礼部，这一年底也未途经钟陵，张一平同志认为《嘲钟陵妓云英》诗作于咸通十二年底的结论有误。此诗应是咸通九年之作。 关键词 罗隐；嘲钟陵妓诗；作年；商榷 《文学遗产》1994年第1期刊载了我的《关于罗隐生平行踪的几个问题》一文，其中一节考证罗隐《嘲钟陵妓云英》诗作于咸通九年其落第东归经钟陵时。近日见到《山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1期刊有张一平同志的《罗隐〈嘲钟陵妓云英〉诗作年考辨》(下简称张文)一文，认为咸通九年说是不对的，提出罗隐于咸通十二年底“见黜礼部，旅况穷途，于钟陵遇云英，感寓身世，遂写下其代表作《嘲钟陵妓云英》”诗。我认为张文的结论有误，故作此文商榷，并求正于学界同仁。 一 确定罗隐《嘲钟陵妓云英》诗的作年，应首先明确这一首诗的创作背景与缘起。关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再征引重要的相关资料。最早的记载应是五代何光远《鉴戒录》卷八： 罗隐秀才……体物风刺，初赴举之日于钟陵筵上，与娼云英同席。一纪后下第，又经钟陵，复与云英相见。云英抚掌曰：“罗秀才犹未脱白矣?”隐虽内耻，寻亦嘲之：“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此事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九罗隐小传亦及之，然略同而稍异，谓“隐初贫，来赴举，过钟陵，见营妓云英有才思。后一纪，下第过之，英曰：‘罗秀才尚未脱白?’隐赠诗云……”[(P818)关于此诗之作，从上述记载，我们可以明确以下两点：其一，诗作于初次见妓云英约“一纪后下第，又经钟陵”时；其二，作此诗时罗隐“犹未脱白”，即尚未入仕作官。这两点是此诗作年的最基本背景。那么，我们来看看张文所主张的诗作于咸通十二年底说到底如何? 张文据《罗隐年谱》以及罗隐的《湘南应用集序》，认为“罗隐咸通十二年冬十月辞衡阳主簿‘乞假归觐，阻风于洞庭青草间’。不久罗隐当沿江东下，以归故里。《江州望庐山》有‘东南苍翠何崔嵬，……脚阔欲过湖心来’句。可知其途经江州后，当南下庐山。又，《钟陵见杨秀才》说：‘三度南游一事无’。推知罗隐一生曾三到钟陵。而庐山离其最近，故此次应顺便去钟陵一游，并与(庆按：“与”应是“于”之排误)是年底第二次遇妓云英。”这里我们要核实的是：咸通十二年底罗隐究竟是否果真到钟陵(属今江西南昌市)?张文所提及的罗隐《湘南应用集序》略云：“隐大中末即在贡籍中。命薄地卑，自己卯至于庚寅，一十二年，看人变化。去年冬，河南公按察长沙郡，隐因请事笔砚，以资甘旨。明年夏，隐得衡阳县主簿，……冬十月，乞假归觐，阻风于洞庭、青草间，……”(P286)文中的庚寅即指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序即作于是年。而文中的“去年冬，河南公按察长沙郡”云云，即指咸通十年于任湖南观察使，罗隐于是年冬向他求职。关于于之镇湖南，吴廷燮的《唐方镇年表》卷六、今人郁贤皓先生的《唐刺史考》均记在咸通十年至十三年，可见咸通十年(即序中“去年”)于始观察长沙郡可信。如此，序中的“明年夏，隐得衡阳县主簿”，即只能是咸通十年的“明年夏”，亦即咸通十一年夏。据《序》，是年(咸通十一年)“冬十月”隐遂有“乞假归觐，阻风于洞庭、青草间”等事。罗隐咸通十一年冬阻风湖上后行程又如何呢?考《罗隐集·甲乙集》卷二有《自湘川东下立春泊夏口阻风登孙权城》诗：“吴门此去逾千里，湘浦离来想数旬。只见风师长占路，不知青帝已行春。危怜坏堞犹遮水，狂爱寒梅欲傍人。事往时移何足问，且凭村酒暖精神。”(P34)据此诗可知罗隐离湘浦沿江东下返江东时，因再次阻风只好又泊舟于夏口，并登上孙权城眺览。此时已是离开湘浦数旬，时节已立春，梅花已绽放。可见罗隐此行先阻风于洞庭、青草湖间，之后如他此行在《谢湖南于常侍启》中说的“石尤风定，桥口浪衰。展片席以高飞，指重湖而直过”(P287)，渡过重湖(指青草湖、洞庭湖)后即于“今月十九日已至界首”，亦即指湖南观察使所辖地边界的“湘浦”，并于此时“回望旌，涕泗不任。”当罗隐离“湘浦”沿江东下时，不意又再次阻风于夏口，而此时又已距离开“湘浦”数旬，时节已是第二年(咸通十二年)立春了。据上考可以确定，罗隐并非张文所说的于咸通十二年十月乞假东归，此事乃在咸通十一年十月；且咸通十二年春，罗隐已在东返途中的夏口。退一步即如张文所说东归始于咸通十二年十月，则如前所叙罗隐行程，他也决不会于咸通十二年底到钟陵见到妓云英，而只能在咸通十三年春之后。况且张文所引的用以证明此行曾到钟陵的《江州望庐山》诗，亦反倒证明罗隐如到钟陵，也决非“年底”。诗略云：“东南苍翠何崔嵬……仙人往往今谁在?红杏花香重首回(按一作“首重回”)”。(P42)据诗中所写景物，时节并非年底，而必在“红杏花香”的春中。如此在江州时已是春中，何能据此诗而证罗隐前往325里外的钟陵反倒在上年(咸通十二年)的年底呢! 我们说罗隐从湖南观察使幕乞假东归也是有可能经钟陵见到妓云英的，不过这只是可能而已。而即使有这种可能，但《嘲钟陵妓云英》诗也不是此行所作，盖此行的创作缘起背景与《鉴戒录》等典籍所载不符合。前言罗隐创作此诗时乃一、下第经钟陵；二、时“犹未脱白”。那么罗隐此行时的处境如何呢?为了辨清这一问题，有必要弄清楚罗隐在咸通九年春下第东归后，至咸通十二年有否再应试下第?检《罗隐集·杂著》有《投湖南王大夫启》，中云：“间者龙门掌贡，马帐搜遗。……而某适限徐兵，远留吴会，不得少将鳞鬣，侧望风雷。指函谷以驰诚，遥知气紫；上苏台而送目，空羡河清。”(P288)按此湖南王大夫乃王凝。据《唐方镇年表》卷六，王凝咸通十三年五月至十四年任湖南观察使。罗隐启中所提到的王凝掌礼部贡举，他因徐州兵乱不能至长安赴试之事乃指咸通十年的科考。据清徐松《登科记考》卷23，王凝咸通十年以礼部侍郎知贡举。又据前书，咸通十一年因徐州兵乱事而停举，至咸通十二年春方又有礼部春试。而据前考，咸通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罗隐正乞假东归，在湖南、湖北的东归途中。因此，咸通十一、十二年间，罗隐东归并非其年在长安下第后，因此此行如经钟陵，也与“一纪后下第，又经钟陵”的背景不合。又据前引《湘南应用集序》，咸通十年冬，罗隐向湖南观察使于“请事笔砚，以资甘旨”。“明年夏”，也即咸通十一年夏，“隐得衡阳县主簿”。对此事罗隐极为感激，于此后《投湖南王大夫启》中说：“前使常侍，遽怜此志，遂以奏官，藉俸入于衡阳，专表章于使府。”(P288)县主簿乃县令下属官。据《旧唐书·职官一》，“诸州上县中县主簿”为“正第九品下阶”。据此可见罗隐此时正任“正第九品下阶”的衡阳县主簿，其时已入仕为官了。而且此次东归，乃是因事乞假，并未辞职，以后还将返回湖南，如他途中《谢湖南于常侍启》所说“今则尚有回期，犹宽旅思”。(P287)因此此行如重过钟陵见到妓云英，也决非云英所讥的“罗秀才犹未脱白矣”。上述此行罗隐处境均与《鉴戒录》等书所记罗隐赋此诗的背景不合，因此可以断定张文所说的《嘲钟陵妓云英》诗作于咸通十二年底，既与此诗的创作背景不合，又在时间上有误，其结论之不足信是显然的。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