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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亟待建立学术规范，但究竟应该建立怎样的学术规范？笔者认为：在文学批评方面，要以审美价值为核心而不是以思想价值为核心；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不能截然分开，文学批评应该以作品为基点而并非以作家为基点；在文学史方面，通俗文学可以进入文学史；在文学理论方面，以基本观念为学术平台，倡导借鉴西方文论的同时，积极建构中国本土性原创理论。 关键词 学术规范；审美价值；通俗文学；原创理论 文学价值观念紊乱，学术规范意识淡薄，研究方法生搬硬套，治学态度过于随意等，都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看似热闹非凡，实则不堪一击。然而到底应当建立怎样的学术规范才更为科学更为合理?才能更接近文学研究的特质，更好地把握文学发展的脉络呢?近些年来，以陶东风、李吉力、王晓明、许怀中等为代表的学者在理论上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以钱理群、陈思和、洪子诚、陈平原等为先驱的学者在写作文学史时也作出了力图建构某种学术规范的努力。一种观点统摄天下是不可能的，但对一些基本问题达成大致共识却又是建构学科体系所必需的。针对目前文学研究的现状和汪应果先生所倡导的学术规范，我提出以下几点质疑，以求对该问题达到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全面的理解。 一、文学的价值是“审美价值至上”还是“思想价值至上” ? 这的确是个“属于文学基本常识的问题”[1]，也确实 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搞得十分混乱的问题”[2]， 这个原本在80年代就被文坛讨论过的话题，今天又重新拾起，只能说明它还是个很成问题的问题汪应果先生认为：“决定作品艺术生命力的，永远是作品的思想价值。”[3]果真是这样吗？ 众所周知，文学的价值体系是一个动态的多维结构，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它往往能给人以巨大的审美愉悦感，它引导人们透过作品的意蕴来思考社会人生，它陶冶人的情感，提升人的心灵，它帮助人们认识世界从而更深刻地认识自己。因而，一部经典之作往往能同时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思想价值、教育价值和认识价值等。在这个多维结构的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应该 是审美价值，而并非是思想价值。一篇思想价值极高的文章可以是学术论文而不是文学作品，若以思想价值、认识价值等为核心，则文学与哲学、历史、自然科学等学科之间的区别就会变得无法界定。“审美的特性，是一切文学艺术的生命力及其价值的安身立命之所。离开了审美的特性，也就失去了文学艺术，遑论其价值？[4]”所以，把“思想价值”当成衡量文学作品的最高价值尺度，无疑是荒谬可笑的。以汪先生的观点，《子夜》正确回答了“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能否走得通”的问题，因而是高品味的，《金光大道》对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结论已被历史所否定，因而是低品位的。要求文学家去回答政治家所提出的问题，要求文学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并不是文学的本意。勃兰克斯指出：文学史，就其“ 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5]作为记载着人类情感历程的文学，在探索生命真谛的过程中自然要作出自己的选择，但判断它的价值是否高低远比判断其历史结论是否正确要复杂得多。《金光大道》就算是换了个正确的历史结论又如何？它的文学价值未必因此而提升。“五四”时期“问题小说”一拥而上，思维方式被骤然打开的作家们突然发现原来世界充满了问题，短小的体式、急促的语言、力不从心地叙述与作家们焦灼的心态息息相通，他们急于得出结论而缺乏更深层次的审美精神与悲剧意识，一些作品即便结论正确，它们的文学价值也同样令人遗憾。 二、“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能否截然分开？ “ 作家以一定的审美编码方式使语言符号参与到审 美意蕴的创造过程中，在文本闭合之时升腾起独特的情境韵味与诗性智慧。离开对文本的解读谈“内容”，打捞的只是社会学的材料，未符号化的事实；离开了“内容”空谈“形式”， “形式”是毫无意义的符号堆砌，属于“语言学的范畴而非文学的范畴。汪先生批评文坛兴起“轻作品思想重艺术形式”的倾向，认为人们之所以欣 赏林语堂等人，看重的是作品形式。但奇怪的是，他例举的“形式”实则竟是内容———“闲情逸致”。在汪先生看来，形式其实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当作品写了关系到 人民生死存亡的重大历史事件时，其思想价值自然就高，此时谈形式纯属多余；当作品写的是小人物小心情小事件时，它竟然受到众人的赞赏，除了那不可理喻的 “形式”作祟外，还能是什么呢？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