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读刘纲纪先生和邹其昌先生二文(分别载《光明日报》1998，10.23和11.20)，感觉前者在意识到实践论美学的局限后，并没有采取解决问题的姿态，而是采取了守成辩解的方式来渴望一种“有世界意义的新美学”，其实质内涵仍然停留在原有的实践论美学基础上;后者不仅在理解“生命”、“超越”、“否定”等美学问题上存在着偏差（她们不能笼统地归结为后现代或非理性美学)，而且采取一种大而全的、笼统而空洞的、说不出具体内容的“人生美学”来建立“新实践美学”，对建立真正的中国当代美学，对寻找我们自己的美学逻辑起点，我以为也是无益的。 可以说，从50年代到80年代，实践美学始终是美学界的主导性话题。这是因为，“实践”无论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被理解为“主客观统一”，还是在本体论意义上被理解为一个“超越主客体统一”的范畴，她都比“美在客观”或“美在主观”更易被喜欢“中和”与“综合”、“辨证”的中国学者所接受。但“实践”之所以有“物质实践”与“精神实践”之争，之所以有李泽厚那样的从“客体论实践”到“主体论实践”的转折，乃至在近年产生是“认识论的实践”还是“本体论的实践”的歧义，其缘由又在于:“实践”是一个动态的、蕴含着人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活动、模仿的与创造的活动、囊括人与自然、社会和自我等多重关系的“大而全”范畴。当这个“大而全”的范畴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那样可以解释一切的时候，实际就已经开始暴露出她在解决人的具体价值活动上的局限性。而对这种局限性的弥补，我以为才够得上称之为“中国当代美学建设”。我所提出的“否定主义美学’，[1]试图做的就是这样的努力。 首先，刘纲纪先生与后实践美学分歧的地方在于“审美产生于实践但又不等于实践”这个问题。刘纲纪先生承认“审美活动”不等于“实践活动”，这是与后实践美学(包括生命美学、超越美学、体验美学等)一致的。但问题一是在于:“实践活动”既然包涵“非审美性活动”(比如求生存活动，模仿活动等)，那么说审美活动产生于实践活动，则必须论证出审美活动的产生必然依赖于非审美活动(如刘先生所说的“抗洪救灾”)，否则，不如说审美产生于实践中的更为具体的活动(如批判与创造性活动)更为恰当。事实上我们已看见，抗洪救灾本身是利益性活动，充满着求生存的艰辛、疲惫和不安，本身并不一定蕴含着感人的或悲壮的美。或者说，感人之美只有在“舍生忘死”这种超越“你死我活”的生存搏斗中才似有可能，但“舍生忘死”这种超越现实的精神张力，只是“实践”中的某种具体活动，因而既不等于“实践”，也不依赖于“实践”的某一方面内容—非审美性的求生存活动。既如此，说审美产生于实践，还不如说产生于人的否定现实的自我利益、创造辉煌的自我的“本体性否定”冲动更准确。如果审美只是产生于实践的某一方面内容，那还不如用更为具体的概念来界定“美何以成为可能”更准确。“实践”这个概念因此就因为太大而架空了。问题二是在于:刘先生说审美产生于实践，但“实践何以产生”却作为一个重要的美学问题被忽略了，仿佛人在成为人、人在形成自己的实践性活动的过程中是没有美学的，仿佛是先有实践后有审美活动的，这就将审美活动做了滞后的、非本源性来处理了，做了近代认识论而非现代本体论来处理了，从而暴露出美学思维方式的陈旧性。也可以说，马克思的“实践”，海德格尔的“此在之在”，柏格森的“生命”，均是与审美同步的本体论范畴，不可做审美产生于“实践”、“存在”和“生命”.的理解。这一点，正是后实践美学所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注意到实践活动与审美活动的同步关系，正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最伟大的贡献，承认“实践”的本体论地位，也必然承认这种贡献。因此否定主义美学认为:后实践美学固然存在着局限，但在本体论的解决审美问题的思维方式上，在将美的产生与人的产生同步对待这一点上，却是值得肯定的。也是“源流合一”的非认识论性的中国哲学传统所应该重视的。在这一点上，否定主义美学所提出的“美在本体性否定之中”，不仅将美的产生放在“实践”的内容之一—“批判与创造”的统一之中，而且认为美的产生就是与本体性否定同步的—她们既没有历史的先后，也没有逻辑的先后。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