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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文化的华文文学”观念的提出有一定的理论前瞻性。但提出这一观念的作者并未对这观念存在的现实基础及其特性作进一步的论述。作者们只说到了共性,很少涉及到语种文学的个性。何况文学自身的问题,文化研究无法取代文本的研究。如果单纯从内部规律作解释,就难以说清华文文学与海外华人作家命运息息相关的互动关系,更不能为了研究内在的本质特征,就把外在种族问题完全抛开。 关键词 文化的华文文学; 语种的华文文学; 文化研究 “一门学科如同人一样,有自然死亡,有他杀,有自杀”(王富仁语)。“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历史只有二十年,远未达到自然淘汰消失死亡的阶段,但确有“自杀”的可能。 这可能表现在:世界各地的华社在日趋复杂化,新的华文文学创作现象层出不穷,而这支研究队伍却在老化,知识也明显滞后,不少华文文学研究文章内容陈旧,颠来复去就那么几个关键词,很难找到新的生长点,以致成为圈内人自娱的游戏。 有识之士呼吁:应对过去的研究进行深刻的反思,不宜再满足于文学现象的描述、区域文学史的编纂,外加作家作品评论,而应有人花大力气去探讨这门学科的基本观念、研究方法和存在的理论基础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笔者读到汕头大学几位中青年学者写的《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感到他们有开阔的理论视野,有批判的实践精神,这充分说明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理论意识在增强。所谓这门学科会“自杀”云云,不过是危言耸听而己。 但读了“我们”一文后,笔者感到他们在拥有灵活的分析方法的同时,也附属有一种以文化作介入的权宜策略———至少“文化的华文文学”这个新铸造的术语值得争议,其学科的规范性质让人质疑。首先是学科名称是叫“世界华文文学”,还是去掉“世界”二字,变成“华文文学”?“我们”一文的作者及其所服务单位,正像他们办的刊物一样,一直在凸现“华文文学”。不使用“世界华文文学”的全称,这自然是一家之言。因为“世界华文文学”必然包括中国大陆的华文文学,而“华文文学”却是指“大陆以外的用汉语言创作的文学”。这里没有加“海外”二字,大概是为了不使中国以外的华文文学作家反感,即力求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与各区域的华文文学作家对话,而不以中国大陆为世界华文文学中心自居。这种用意无疑值得肯定。问题在于此文具体论述时,却把开宗明义讲的“华文文学”所包括的台港澳文学排斥在外,大谈特谈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的生命、文化、生存,以及文化学领域内的喜怒哀乐。这样一来,概念前后就不甚周延了。如“我们”一文认为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存在的自足体”,其创作不是他属的。可依愚之见,“华文文学”既然包括“台港澳文学”在内,这“台港澳文学”就不可能是“他属的”,其存在的理由就更不可能“不被归于辉煌伟大的中国文化”。就是部分海外华文文学,如旅美的作家白先勇、於梨华、欧阳子等人,其“创作尊严”无疑有一部分甚至一大部分“得自遥远的母国文化的恩赐”,白先勇的《台北人》,就是大家熟知的例子。故笼统地谈“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存在的自足体”,未免过于宽泛。这宽泛还表现在“我们”一文论海外华文文学尤其是东南亚华文文学时,谈个性远多于共性。其实,共性是一种强大的存在,是回避不了的。以台港澳文学来说,“文化不确定性”的现象虽然有,但台港澳文学再怎么不同,仍与中国大陆文学同种同文。既然如此,还不如把“华文文学”定义为“海外华文文学”更名副其实。要是把台港澳文学都算进去,那作者们对“族群主义”的批判便落空了。 应充分肯定,“文化的华文文学”观念的提出有一定的理论前瞻性。它对改变“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的一统天下,尤其是改变目前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停留在浅层次上,只满足于对华文文学的外部情况作判断和乱贴标签(如把华文文学创作中存在的乡愁、寻根现象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到处宣扬、鼓吹),以致使华文文学研究水准难以提升,是有启发意义的。但文章作者在质疑“语种的华文文学”这一观念时,也留下了不少盲点。比如华文文学的存在与华族、华人生存状况之间的关系到底应如何理解?作者们认为:华文文学的出现、存在、发展乃至最终在某一区域内消亡,“其根据完全在文学本身”,即文学本身存在的危机造成的。这里用“完全”一词,过于绝对化,未免有把“内部”与“外部”原因割裂之嫌。其实,“内部”危机往往离不开“外部”原因,如社会的或族群存在的问题。试问:如果在某地区华人锐减,新移民又不断返回中国,这华文文学还存在得下去吗?反过来说,是华人作家在异国他乡艰苦创业,融化于当地社会以至脱掉“侨民”的帽子成为该国公民的历程,决定着华文文学的独立价值取向和生命、生存与文化的原生状态的发展前景。这样思考问题,不是文化民族主义膨胀,而是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华文作家不努力融入当地社会,总以漂泊者、过客、局外人自居或华族本身都不存在了,那这个地区的华文文学肯定会消亡。故单纯从内部规律作解释,就难以说清华文文学与海外华人作家命运息息相关的互动关系。 应该承认,我们对世界各地文化上有着千差万别的华文文学的内在本质研究得太少,有的甚至还没入门。但不能由此反过来,为了研究内在的本质特征,就把外在的种族问题完全抛开。华文文学或曰世界华文文学,决定其存亡最终起作用的还是外部原因。如印尼华文文学几十年来陷入困境,比新马泰华文文学发展严重滞后,这不是印华作家不努力,或印华作家未按文学规律从事创作,而主要来自种族歧视,来自印尼当局长期压制华人,扼杀华文文化。这样说,决非把“民族主义的文化因素和时代情绪”不恰当地强化和情绪化,而是因为作为一种特殊的少数民族族群文学,华文文学的发展不能不受大环境的制约。新加坡华文文学算是例外,它不属少数民族族群文学,但它近年来的创作远不如过去活跃,以至于作为新加坡公民与作家的方修研讨会要到马来西亚去召开,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新加坡当局不重视乃至压制华文教育有一定的关系。用内部规律去解释这种现象,就难以服人。 从中国大陆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看,90年代比80年代取得了更丰硕的成果,在整体水平上呈直线上升。尤其是汕头大学华文文学研究中心诸君的努力,如他们编辑出版的《华文文学》杂志及其共同编写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其成绩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这门学科在整个学术界、思想界乃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中,所占据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极有限,与我们的期望仍有很大的差距,有不少人甚至不承认世界华文文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或仍把它附属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名下。这里有不少理论问题值得探讨。 我们也的确不应陶醉原有的成绩,应有汕头大学中青年学者那样的学科建设的紧迫感与危机感。但探讨时最好让不同的学科观念展开竞赛,而不要搞“东风压倒西风”。以“我们”一文来说,作者们在质疑“语种的华文文学”时,认为这种“观念充其量只是一种常识化的观念”。其实,依笔者看来,这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因“文化的华文文学”是从人们过去十分熟悉的文艺社会学(即从社会文化历史的背景中来审视和考察文学现象、文学作品)中衍生或改造过来的一种观念,并不比“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高深多少。作者们主张“文化的华文文学”其初衷是把华文文学放在文化的大视野中去审视,可这种从近年流行的文化思想史走的研究思路,并未对这种观念存在的显示基础及其特征,以及发展变化轨迹作进一步深入的论述。尤其使笔者不满足的是,它未充分突出华文文学的根本特征,因英语文学或别的语种文学,无不是该民族“以生命之自由本性为最后依据的自我表达方式”。“我们”一文只说到了共性,未涉及或很少涉及到个性,而要从个性上区分,只有从表现工具这一最明显的特征入手。当然,正如“我们”一文所说:光“入手”不够,还应进一步探索其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但切入点必然是外部,这也是“语种的华文文学”这一观念为什么会流行、为大家所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一文的作者为了摆脱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困境,提高这门学科的研究水平,更重要的是为了使自己的理论体系严密,还把“文化的华文文学”与文化批评区别开来,这是必要的,因后者是具体操作方法,前者却是一个全新的观念,但有观念比如有相应的批评方法,而“文化的的华文文学”这一观念正来源于文化批评方法。故实际运用起来,两者恐怕是同多于异。何况文学本身的基本问题,文化研究固然可以扩大文学理论的版图和疆界,但它却无法取代文本的研究。“我们”一文不用学术论文通常采用的注解方式,其批评的论点一个出处也没有,这固然体现了他们力求着眼于学科建设,而不想陷入不必要的无谓纠纷的谦谦君子态度。不过,依笔者之见,对世界华文文学界的主流观念提出质疑,就应有相应的具体论点作“欲射之的”,或至少在行文末尾注明出处,这才方便读者阅读。另方面,作者们还一再表示自己不存在有“偏狭心态”,可行文中却企图以自己提出的“文化的华文文学”去取代“语种的华文文学”,即文中所说的要大家“放弃‘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走向‘文化的华文文学’”,这未免过于性急了些。还是先不要“放弃”、取代,至少让两种观念共存互补,互相竞争吧 原载：《华文文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