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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篇:定位 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曾发生了多种不同名目的文化主题讨论,虽然有关“现代性”话题似乎只是其中的一种,但是,由于现代性问题与对启蒙主义、现代化的反思,与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内在联系,实际上它可说是贯穿整个1990年代文化讨论的基本线索之一,而且在相当的意义上,关于“现代性”的讨论,起到了促使转型期中国深层问题浮出理论“争论水面”的作用[①]。不过,原本语义多样的现代性一词,移入中国语境之后变得更加多义、含混,加之简单、混乱的理论套用的广泛存在,使得有关现代性的讨论显得良莠不齐。所以,我以为很有必要对中国1990年代现代性言说的基本情况作一个梳理,这对于促进现代性反思朝着更为准确的方向深入,可能不无意义。然而由于“现代性”命题本身的弥漫性和实际展开的多义含混性,为了不陷入“现代性的汪洋”,我想对所考察对象提出三个方位性指标:第一,直接以“现代性”概念为标志对中国当代现状或近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整体的、断代的、综论的、专题的)进行反观;第二,直接介绍、评价、反省西方“现代性”反思的理论;第三,考察的范围局限在中国大陆[②]。根据上面的指标,我想主要分两个部分对1990年代的现代性言说[③]进行梳理。上篇为整体概括性扫描,下篇以汪晖的“现代性”反思为焦点进行讨论。 上篇：状况扫描 现代性问题言说:后学现代性终结论,文学现代性品格论,文化———审美现代性评介,哲学—社会学现代性反思。 一、后学现代性终结论 从知识界较为普遍的关注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后学可以说是最早直接以“现代性”的名义,对中国近百余年来文化历史进行了观照[④]。它的一般言说逻辑是,先以西方理论家(主要是哈贝马斯和利奥塔德的)观点的简单引用,将现代性与启蒙主义联系在一起,然后马上指出,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人长期的中心美梦”,使得中国人不得不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以便重建中心的启蒙与救亡工程”[⑤]。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性历史就是,被迫放弃自己的主体性,以西方为他者,重建想象性的自我,或说将自我“他者化”。这样,就建构起了一个以启蒙主义为中心话语、以中国/西方二元对立结构为功能机制的中国式现代性结构。这一结构把中国、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死死地套牢,“渗透了我们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使“我们仿佛始终被置于‘现代性’的宏大的话语中无法脱身[⑥]”。只是到了当下,以实用精神建构起的“中国的市场化”,(主体不明的)所开创的“无限的选择性”,再加之“冷战后”全球多极化的格局之外势,终于使得现代性启蒙话语“的绝对权威性已无法维持。而‘他者化’的自我定位也在多元文化的潮流中受到了有力的批判。‘现代性’的神话已被‘解构’。因此,走出‘现代性’意味着一种新的发展之路和新的文化战略的生成”。[⑦] 很显然这是中国后学的启蒙主义溃散论与“第三世界批评”的拼接[⑧],并非是对“现代性”问题本身的反思。针对它所展开的批评之关键在于:现代性的启蒙批判是否之于中国不再有效;而直接的理论质疑点则是后学式民族主义、中华性背后所隐藏的维护现状、回避中国当下问题的意识形态意向。像邵建的《世纪末的文化偏航———一个关于现代性、中华性的讨论》,陶东风的《从呼唤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等文章,都触及到了这些问题[⑨]。邵建就发出这样的诘问:“无论‘传统’或‘民族’,到底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心态或文化策略?……建立一种新的人文知识形态(如中华性),到底是为了解决自己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和存在性问题,还是仅仅为了区别西方他者、从而显示了一种所谓的‘民族自性’?拒绝他者就是‘自性’吗?而‘自性能否作为一种文化建设的宗旨?”[⑩]陶东风更通过对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主要是赛依德的理论)的分析指出:如果“把‘本真性’的标准绝对化,那就必然引发严重的价值危机与民族对抗”。“不同的文化认同之间之所以无法进行理性的对话与沟通,更无法达成共识,除了情感偏向与利益诉求等因素外,主要是因为不同文化认同的人持有一种本质语义的、一元绝对的、非此即彼的主体(自我)观念与身份观念。更为可取的路径恰好是提出一种流动主体性、多重自我与复合身份的概念,来阐释文化身份(认同)与语境之间的关联性,化解而不是加深文化认同危机。”[11] 另外,对后学现代性言说中所存在的明显的自相矛盾和逻辑混乱,(如既轻率地宣告现代性的终结,同时又把“后现代性”历史的展开建立在市场现代性的基础上),批评者也给予了指出[12]。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