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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收到一部新书,名曰《２０世纪中国杂文史》。作者不断来信希望我“指谬”,友人来电希望尽快写一书评,且有报刊编辑把版都留好了。我翻了翻书,最后见书的扉页上还印有“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便叹了口气,把书放下了。一部有人出钱的杂文史,还能是杂文史么？唯有杂文这种奇异思维的产物,只能在天高皇帝远的山野之处才可自由自在。尽管作者也算朋友,但是“吾爱吾师,尤爱真理”,对于一本通行套话,滥采伪学的“杂文史”,实在少读为好。一本让人越说越糊涂的书,何必去浪费时间呢？ 可是,前两天读梁任公,得到一段话,我马上改变了主意。那段话是这样的:“他（康熙）的怀柔政策,分三着实施。第一着,为康熙十二年之荐举山林隐逸。第二着,为康熙十七年之荐举博学鸿儒。但这两着总算失败了,被收买的都是二、三等人物,稍微好点的也不过新进后辈。那些负重望的大师,一位也网罗不着,倒惹起许多恶感。第三着为康熙十八年之开《明史》馆。这一着却有相当的成功,因为许多学者,对于故国文献,十分爱恋。他们别的事不肯和满洲人合作,这件事到底不是私众之力能办到的,只得勉强将就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Ｐ２０） 像黄梨洲、顾亭林、万季野、全谢山那样的中国大学人,什么都可以放弃,可以不要,但是历史是不能坐失的。所以即使明知本世纪中国杂文之我见是“非我族类”的怀柔之举,也在所不惜,投入《明史》撰修之中。 和这样的祖宗相比,我算什么呢？为了真正有一本２０世纪中国杂文史,为了不让杂文的真相、杂文史的真相被人故为曲笔,掩真出伪,阉割误写,我也当尽一份薄力才是。 于是再细读《２０世纪中国杂文史》（下简称《杂文史》）,开始尽我的气力,为这本混淆杂文真相,掩盖２０世纪中国杂文史真相的书谈一点可能不无意义的意见。 ２． 据说中国有几种文艺形式是无法对外翻译的,一个是京剧,一个是相声,还有一个就是杂文。鲁迅先生的杂文那样好,但据说怎么翻译,也不能让老外明白其精妙。 岂但是老外,就是国人自己,好多人也是始终未把杂文弄明白。当然,老外难懂中国杂文,是因为中国杂文中的隐喻、曲笔,非彻底明了中国社会环境、政治生态不可;而一些国人不明了杂文,首先一个难题是,怎么也弄不准杂文的定义与标准。大约从延安时代起,关于杂文的标准就开始争论不休,有说杂文是对敌斗争的武器,只能对敌人,不能对人民内部,所以鲁迅杂文已过时;有说杂文也可以批评的,但矛头不能向上,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怀着善意;有说杂文可大写赞歌,从“缺德派”变为“歌德派”的……五十多年来,争论不休,论战的结果是杂文理论书籍越来越多,够格的杂文作品和杂文家却日见枯萎。 在姚、袁《杂文史》里,作者宣布:“我们认为对杂文的较完整的表述,应该是这样的:杂文是以议论和批评为主的杂体文学散文;杂文以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主要内容,一般以对假恶丑的揭露和批判来肯定和赞美真善美;杂文格式笔法丰富多样,短小灵活,艺术上要求议论和批评的理趣性、抒情性和形象性,有较鲜明的讽刺和幽默的喜剧色彩。”（《杂文史》p５）。 也许,在以往的杂文标准阐述中,这一理论貌似比较进步、公正了。可是如果我们想一想为什么一百年来,中国现代杂文除了在三十年代以前有辉煌的起步与高峰,随后就每况愈下,在五六十年代全军覆没,直到八十年代才又有一丝悠悠活气,至今未能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为什么？ 闭门细想,方才省悟,原来这个标准依然似是而非。照这个标准,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杂文,不会再有鲁迅前期的杂文。试想,这个标准中的“假恶丑”怎么判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心中的“假恶丑”是绝不会一样的,是耶非耶,几十年来从没有争明白过。反右、大跃进、文革等历史已一再证明,有时候“无产阶级”认定的“假恶丑”恰恰是真善美。杂文家因此就被迫颠倒黑白,如龚同文之流的“杂文”。 为何李贽、公安三袁、龚自珍、魏源、梁启超、鲁迅等人能写出那样的好杂文呢？就在于他们写杂文时,不是以这样的标准来判定杂文怎么写,他们只是以自由之精神,写独立思考之批判———杂文的本质是我手写我心的独立思想。这种独立思想,既不听命于权贵,也不是事事代表什么反对派在野派的利益,而是一种超越党派、团体的独立意见。它既不是为了推翻当政者,也不是为了建立新王朝,纯粹是一种对人性、对社会的独立思考。而这种独立思想又以短小精悍、文采盎然、生动活泼而区别于学术与文学的其它体裁。 在显学外独立自由地思想、批判（并非一定就是真理）,冲破压制、阻碍,勇敢艺术地表达发表,这就是中国现代杂文的本质和标准。 而一切与此相反的杂谈,不论其是“缺德”与“歌德”,都只能是代圣贤立言的“新基调”,是准杂文、伪杂文。这是真假杂文的分水岭,试金石。 以此标准回顾２０世纪杂文的兴衰,方可明白一点真相实情。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