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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立元先生在《当代文学、美学研究中对“本体论”的误释》一文(载《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以下简称“朱文”)中指出，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思想标志着本体论的现代转折和复兴，“其核心与基础是对人的存在即此在的探索，并由此在进而追问存在的意义。”而张弘先生的批评文章《作为美学基础的本体论的若干问题》(见《学术月刊》1998年第1期，以下简称张文)则认为，“‘基础存在论’只是海德格尔整个存在论的准备性工作”，以前者来指称后者就是以“建立于人本主义形而上学上的生存论哲学或萨特式的存在主义来代替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为此张文重点分析了基础存在论与存在主义的本质区别，同时涉及到了海德格尔存在论的现象学方法问题。我们以为，朱文尽管由于篇幅的限制而未及展开海氏思想的后一方面，但对其存在论思想的概括却是基本准确的。而张文则没有真正理解海氏现象学思想的内涵，因而也无法准确把握基础存在论与海氏整个思想的关系。本文将对此加以说明，以期将讨论引向深入。 一 对于那些关注近年的美学讨论的人来说，张先生提出这样的看法难免令人费解，因为不久以前他还曾撰文提出与朱文基本相同的观点:“文艺学美学本体论研究的哲学根据，应该就是本体论的现代形态。存在本体沦的主要代表—基础存在论”[①]，“对基础存在论来说，人的‘此在’或‘亲在’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先性”[②]。更有趣的是，张先生在此还坚决申明基础存在论不等于生存论哲学或存在主义，因而张先生似乎没有理由从朱文主张基础存在论就指责他把海氏存在主义化了。从张先生现在转而主张基础存在论只是一种准备性工作，“此在”也只是“本体性根基”而不是中心来看，我们必须承认张先生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看法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最直接的表现就在于他认为海氏的前期思想与后期之间是一种前提和中心的关系.在此前提下，张文大体上认定基础存在论或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仍然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形而上学。[③] 海德格尔确曾说过，此在乃是基础存在论的“本体性根基”(ontical foundation)，因为“存在论不能以一利，纯粹存在论的方式建立起来。它的可能性必然回溯到一个本体性的存在者—此在。存在论有一个本体性的根基，这一事实在迄今为止的哲学史上已一再得到证实。”[④]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所谓“本体性根基”?张文显然认为这仅仅是指本体论的出发点而已。但实际上就传统的本体论而言，这个存在者就是其核心范畴或本体，比如神性存在者在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中就是最高实体，这也正是形而上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而对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来说，此在当然不是什么本体范畴，但也绝不仅是其前提或出发点，因为“存在只能在对存在的领悟—此在的生存中才能被给予”[⑤]，“对存在的领悟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规定”[⑥]，而对此在的存在机制的揭示就构成了基础存在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氏才肯定了此在在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 那么，基础存在论是否只是为真正的存在论所做的准备呢?对此海氏曾明确宣称:“基础存在论的基础不承受任何上层建筑，而倒是要在揭示了存在之意义之后，更原始地并且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重演整个此在之分析”。[⑦]与张文的看法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海氏声称此基础“不承受任何上层建筑”，正说明基础存在论就是这“建筑”本身。海氏没有提出要在所谓“准备”之后来建构什么“真正”的存在论，而表示要重演此前的生存论分析，这种重演是一种决定性的完善和补充:“这一补充也才促成了对此之在作出充分的规定，即从存在之为存在的真理方面来想出的对人的本质所作出的充分规定。”[⑧]由此也就构成了海氏思想的转向问题。不过，“此一倒转并不是改变了《存在与时间》的观点，而是要在此一倒转中所试图进行的思才能够达到此一度中足以经验到《存在与时间》而正是以忘在的基本经验来经验到《存在与时间》的处所”。[⑨]这表明，在海德格尔看来，后期的存在之思并不是要把基础存在论当作准备阶段来加以超越，相反，只有通过倒转才能真正经验到生存论分析的真正内涵。当然，这并不是说存在论分析反过来构成了海德格尔思想的高峰或终点，而是指在海氏的前后期思想之间，以及在《存在与时间》内部构成了一种回环往复、相存相依的循环关系。就《存在与时问》一书的最初构想而言，海氏是想由此在的生存论分析而逼问出本源的时间性，而后由时间境域出发来追问存在的意义;而在其思想转向以后，实际上并非如许多人(包括张文)所以为的那样，是脱离此在而直接谈论存在的真理问题。对海德格尔来说，存在真理之显现始终只是对此在而言，“唯当此在在，真理才在”。[⑩]而海氏思想的终极旨归则是要在与存在的原始关联之中来规定此在的本质。我们认为，海氏思想的这种循环特征是其解释学化了的现象学思想的必然结果，因而也是我们理解其思想的关键(对此下文将详加论述)。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