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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朱德发先生曾经与许志英先生就中国五四文学的性质问题提出质疑，从而为新文学史研究突破原有框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开辟了道路。 新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是在解放以后才开始成立并得以发展的，与无产阶级占领政治舞台并取得政权的进程紧密相联的状况使它过多地承担了中共党史、革命史的任务，为无产阶级占领文学舞台并取得文学舞台独占权的历程，作出合理的说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推卸的责任，并进而发展成一种具有排他性的模式。以文坛阶级斗争为经;以左、中、右三派势力的表现为纬，突出主流，湮没支流，形成无产阶级领导论，革命文学主导论，现实主义文学主流论等一系列定见。显然这种文学史的写法是以对五四文学、自由知识分子文学、国统区文学、上海孤岛文学的误读为前提的。 朱、许两位先生的工作则是还给五四文学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将五四文学定性为资产阶级启蒙性质的文学革命，从而给予了五四文学以人本主义的解读。这种解读直接地导致了五四文学研究的一次热潮，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再次成为显学。显然对五四文学的人本主义解读契合了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出“文革”，痛定思痛，批判历史，呼唤未来的需要。五四文学在相隔半个世纪之后再次成为热点，暗示我们对五四文学的人本主义解读是与五四历史背景相似的现实话语背景的需要。朱先生在后来的《五四文学史》、许先生在后来的《五四·人的文学》都曾明确点明这种解读的现实意义。朱二许两位先生的工作无疑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第一次改写，这种改写对李何林、王瑶、唐弢体系构成冲击，产生局部修正。 然而它的间接影响却要大得多:可以改写五四文学就可以改写30年代文学，40年代文学;可以重读五四，也就可以重读革命文学、解放区文学、国统区文学、孤岛文学;可以重评胡适，就可以重评“自由人”、“第三种人”;可以重新审视鲁迅，就可以重新审视郭沫若、茅盾、蒋光赤”…… 1985年10月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等即发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一文，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与世界文学联素起来，以开阔视野、开拓树域、突破了将新文学直接与政治挂钩的局限。这篇文章将中国20世纪的文学总体风格定义为“悲凉”，从而实际上给予了中国新文学以“现代主义”的解读。这种解读在当时便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但它的真正意义却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们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逐渐体会到现代社会给他们带来的焦虑、苦闷等现代情绪之后才显露出来的。但是这种‘观代主义”是带引号的，它并不像西方现代派那样以颠覆人遭主义思想体系为前提。钱理群等后来的一系列论著表明在终极意义上他们仍然是将大写的“人”放在首位的人本主义者“、“人的命运”、“人的价值”依然是他们探索的目标，“终极关怀”、“彼岸精神”成为他们的核心话语。正是在这里，他们将现代主义情绪灰天本全义情绪合而为一，而在本质上则是人本主义的。这种文学史关注方式一直延续到王晓明、陈思和在《上海文论》明确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乃至现在依然是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主潮。 经过上述分析，我以为，要重新审视今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就必须对这种人本核心的丈学史关注方式的史观基础给予认真的判别。这种史观基础是今天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之所以有如此进步又之所以徘徊不前的原因。它既是推动力又是阻力。 朱德发先生《评判与建构—新文学史研究主体思维的沉思》一文，发表于《文学评论》1993年第一期，可以视为是这种人本核心的文学史关注方式的史观的较全面的表达，本文便以此文为对象进行反思并与朱先生商兑。 一、文学史何以成立 朱先生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引述P·戴的话说道:“历史学家无论作何选择都面临困境，象所有的知识索寻者一样，他必然发现他们的方法陷人两个同样有说服力的，但又互相矛盾的理论之中。第一个理论是:认识者与被认识的事物是不同的;第二个理论是:认识者与被认识的事物是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的，我们的身份、人格、个性、宗教以及每一认识都形成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态度。”由此朱先生说:“由于文学史研究中内蕴深刻的二律背反，致使被认识的历史本体与认识历史本体的主体之间总是处于矛盾的纠缠之中。”朱先生由这种认识论的二律背反出发来讨论文学史认识成立的可能性问题，一开始便站在了经典认识论的盲点上:经典认识论受古典哲学的影响，片面强调人的理性力量，从而也夸大了认识主体的能动性，对主体认识结构、非理性因素对认知的影响是盲视的。经典反映论以主体认识的能动性、客体的客观性消解了认识论的二律背反，因而根本不可能触及“文学史认识何以可能”这样的问题。朱先生提出这样的问题无疑是深刻的。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