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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离骚》中的主角“正则、灵均”不能直接等同为屈原。其中的“伯庸”是“正则、灵均”的皇考。不能直接等同为屈原的皇考。 2、赵逵夫先生“被屈原称为‘皇考’或‘考’的伯庸，即是熊渠的长子熊伯庸”[2.P8]的结论，没有任何文献资料依据。《离骚》中的“伯庸”，与熊渠的长子句亶王“熊毋康”；“于名、于事、于封号、于楚国的历史”全部联系不上。故其结论难以成立。 3、赵逵夫先生从一系列“可能性”中，通过定向选择，推导出： “毋康当作伯庸”；“伯庸正由于被封于甲水边上的句亶，才号曰句亶王”；“屈氏由句亶王而来”等等。赵逵夫先生推导的每一步几乎都存在多种可能性；包含很多不确定因素。所以，充其量它们只能看作是一种猜想，而不是确定无疑的科学结论。 关键词 屈原、句亶王、伯庸、《世本》 赵逵夫先生的《屈原先世与句亶王熊伯庸》一文，在楚辞学界倍受赞赏。有的专家认为：“世本康作庸”的记载，证明《离骚》中的“伯庸”，即楚三王之一的熊伯庸，从而为屈原与《离骚》的关系找到了明证。也破除了王逸以来以为“伯庸”为屈原之父的成说。 黄灵庚《<楚辞>文献学百年巡视》（文献1998年01期第132～167页）则说：“赵逵夫于小学功底亦颇深厚，《屈氏先世与句亶王伯庸——兼论三闾大夫的职掌》集文字、音韵、训诂、历史、民俗诸科，考释熊渠长子伯庸为《离骚》之伯庸，为一鸣惊人之作。” 有位追随者竟然说：“如果说《战国策》中两段史料的发现，为屈原的存在找到了铁证的话，那么则因从《世本》中发现了另一则新材料，而为屈原的家世及屈原与《离骚》的关系找到了铁证。[1]——可惜，此类结论不能成立。 一、不能把文学作品当作信史。 《离骚》中“朕皇考曰伯庸”，是《屈原先世与句亶王熊伯庸》论文的基础。此论文就是以此为基点，去定向搜索、定向推导的成果。但是，《离骚》并非屈原的自传，更不是信史。屈原在《离骚》中塑造的主角“正则、灵均”，不能直接等同为屈原。 《离骚》曰：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离骚》中的“朕”是“正则、灵均”。假如“正则、灵均”是屈平、屈原的化名；那么“伯庸”也可能是化名。“伯庸”是“灵均”的皇考。不能等同为屈原的皇考。 如果我们拿《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比附曹雪芹，说曹雪芹老爸叫贾政。恐怕没有人不笑他。为什么说“伯庸”是屈原的“皇考”，偏偏就是“一鸣惊人之作”呢？ 首先要证明《离骚》中的“伯庸”，是屈原的皇考——“屈伯庸”。此论文的其它推导才有立论的基础。但是，赵逵夫先生没有能证明。 赵逵夫先生说：“被屈原称为‘皇考’或‘考’的伯庸，即是熊渠的长子熊伯庸,于名、于事、于封号、于楚国的历史皆无不合。”[2.P8] 恰恰相反，《离骚》中的“伯庸”，于熊渠的长子句亶王“熊毋康”，“于名、于事、于封号、于楚国的历史”全部联系不上。 “伯庸”，是“正则、灵均”的皇考。屈原在《离骚》中也没有交代“正则、灵均”、“伯庸”的姓氏。“伯庸”与“熊毋康”或“熊伯庸?”有没有关系皆不得而知。《离骚》中的“伯庸”没有任何事迹；没有封号, 赵逵夫先生也没有提供任何可靠的依据，就说“伯庸，即是熊渠的长子熊伯庸,于名、于事、于封号、于楚国的历史皆无不合。”[2.P8]这怎么能令人信服呢？ 二、赵逵夫先生是怎样把“句亶王”变为“屈氏”的？ 在“句亶王与屈原的关系”上，赵逵夫先生论证的每一步几乎都是模棱两可的，下面就按其论文的顺序看下去。 1、《史记》与《世本》 赵逵夫先生说：“《世本》云：（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为庸，为句袒王。其中之名为红，为鄂王。其季之名为疵，为就章王。”[2. P2](下面单独的页号均指《屈原和他的时代》) [2.P3]：‘伯庸《楚世家》作“熊毋康”，《帝系》作“无康”’。 [2.P3]：‘所以，“毋康”、“无康”，推其本源，当作“伯庸”。’ 古藉中“庸”讹为“康”可见；同样“康”讹为“庸”也有。就此无法证明谁对谁错。 赵逵夫先生说，《楚世家》、《帝系》错，现《世本》对。这只不过是在两种素材中，选择了符合自己意愿的一个。据说，司马迁作《史记》，《世本》也是重要依据之一。司马迁的取舍不会毫无道理。赵逵夫先生也没有确切的材料证明，现存的《世本》正确；《楚世家》错误。 2、“孟之名为庸”，不一定“即伯庸”。 赵逵夫先生说：“《史记•楚世家》说熊严‘有子四人，长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可见楚人很早就有依排行加伯仲叔季习惯。‘孟之名为庸’即伯庸。”[2.P2] 很早就有人在名字中依排行加伯、仲、叔、季。但是，不加的人更多。 “长”者可称“伯”、亦可称“孟”，《世本》偏偏不称“伯”而称“孟”，安照惯例“孟之名为庸”应为“孟庸”。若是根据中子名挚红，少子名挚疵，那么长子之名，也可以为“挚康”。故‘“孟之名为庸”即伯庸’，能否成立还在两可之间。 3、取名之说对不上号 赵逵夫先生说：‘分明是熊渠伐庸取胜，以“庸”名其子，以旌其功。’[P3] 《礼》曰：“子生三月，父亲名之。”赵文中所举也只是为儿童取名的例子。而熊渠“伐庸取胜”时，其长子康早以成人，不可能原来没有名字。故不存在取名的问题。 不知道赵先生是不是说，为其长子改名为“庸”? 若说是改名，原来何名？有何证据？若不是改名，与“熊渠伐庸取胜”何干？ 4、庸国之地不属句亶王统治。 [2.P3]：“熊渠以被降服的国名作为儿子的名字，正表现了他克敌得地的心情。” [2.P14]：“庸国之地曾属句亶王统治”。 赵先生说熊渠“克敌得地”，把“庸国之地”归“属句亶王统治”。既没有提供任何文献资料依据，又于《史记》不合。乃属“无所依傍的混猜”（赵逵夫先生语[2.P450]）。 周夷王之时（前885—878年）熊渠兴兵伐庸，不是“灭庸”。庸作为依附楚国的小国仍然存在。直到二百七十年以后的楚庄王三年（前611年），“庸人帅群蛮以叛楚”，才被楚庄王灭掉，纳入楚国版图。 《楚世家》：楚庄王三年（前611年），“是岁灭庸”。[3.P329] 《春秋左传》文公十六年：〖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 楚人谋徙于阪高。蒍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住。不如伐庸。夫麇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乃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自庐以往，振廪同食。次于句澨。使庐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扬窗。三宿而逸，曰：“庸师众，群蛮聚焉，不如复大师，且起王卒，合而后进。”师叔曰：“不可。姑又与之遇以骄之。彼骄我怒，而后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陉隰也。”又与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鱼人实逐之。 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楚子乘驲，会师于临品，分为二队，子越自石溪，子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従楚师，群蛮従楚子盟。遂灭庸。〗[4.P171] 5、“皇考”的多解性。 赵逵夫先生说：[看来“皇考”可指父，可指曾祖，可指太祖。] [2.P5] 可见，“皇考”解释为“太祖”，也不是确定无疑的事。 6、句亶王的封地的问题。 赵逵夫先生论文中，就句亶王封地的问题可谓大费周章。 ◆先说：“封其长子庸在近庸之地”；“庸国之地曾属句亶王统治”。 赵逵夫先生说：“他（熊渠）封其长子庸在近庸之地，为句亶王，以纪其最初向西南用兵之功”。[2.P4] ◆一变为：“当在庸以北的汉水边上。 [2.P8]：“熊渠时楚都在丹浙，当庸之北面。句亶王熊伯庸的封地，当在庸以北的汉水边上。” “庸”与其北的“汉水”两者相隔约二百里。说是“在近庸之地”，很免强。 还有，若是按惯例，“在庸以北的汉水边上”，当指汉水南岸。 [2.P8]：[因为庸国建在山区，熊渠不会把其子封在庸或庸以南的山林地带。] 说：“不会把其子封在……山林地带”。——毫无道理。 楚国先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子孙反倒不能在“山林地带”了吗？ 而且，庸国未灭，不存在“把其子封在庸”的可能性。 第八页说“熊渠不会把其子封在庸”；第十四页又说“庸国之地曾属句亶王统治”。是不是有点前言不搭后语? ◆再变——变到汉水北岸“甲水边上的句亶”。 [2.P8]：[《水经注》卷十一：‘甲水出秦岭山，东南流迳金井城南，又东迳上庸郡北。……又东，右入汉水。’] ；[今郧县以东有一个地方，春秋时叫“句澨”……句澨即甲水边。] [2.P9]：[句亶王的“句”也就是句澨的“句”，甲水的“甲”，伯庸正由于被封于甲水边上的句亶，才号曰句亶王。] 春秋时有个“句澨”的地名，就能证明“句亶”也是地名吗？就能证明“句亶同句澨一样是甲水边上的地名”吗？这是不是“也只因一字之同而附会之”[2.P319]？ 更不用说“句澨”多半不在甲水边上呢（证明见后）。 在这关键性问题上，赵逵夫先生不明不白地就把“句亶”变为“甲水边上的地名”了。 [2.P9]：[句亶王的封地既近庸，又在甲水边上] 至此，句亶王的封地已变到汉水北岸的“甲水边上”了，离“庸”已经两百里开外，还算“近庸”吗？ [2.P20]：[句亶王的封地，……在楚国最西北部，……跟当时的楚都是很近的。] 历来削地封王，封地一般不会在国都附近。因为封王的属地较大，权力较大，封地离国都太近，对国君管理国家不利；对国家的稳定不利。 楚国要想发展，就必须走出丹阳，向外伸展。既然北边难以扩展，只有先向南，故熊渠把三子王，皆封在“江上楚蛮之地”。中子“红”封为鄂王，在东边（今之鄂州）。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在中（扬越）。长子“康”句亶王，在西“南郡之县江陵”。 赵逵夫先生说“句亶王的封地，……跟当时的楚都是很近的。”[2.P20]能不能请先生列举一点点文献资料依据呢？ ◆最后把“句亶王”变为“屈氏”。 [2.P9]：[屈氏由句亶王而来，句亶王的封号又与甲水有关，故屈氏即甲氏。] 赵逵夫先生所说的“屈氏由句亶王而来”。同样没有任何文献资料依据。 7、“句澨”在何处？ 赵逵夫先生说：“今郧县以东有一个地方，春秋时叫‘句澨’……句澨即甲水边。”[2.P8] 据《春秋左传》文公十六年：“自庐以往，振廪同食。次于句澨，使庐戢黎侵庸，及庸方城。” [4.P171] 楚庄王三年（前611年）庸人帅群蛮以叛楚，楚出师伐庸。——自庐（南漳东）出发，驻扎在句澨，派庐戢黎去进攻庸国，到达庸国的方城。…… 从这段文字来看，“句澨”应当在“庐”与“庸”之间。也就是今天的南漳到竹山之间。无论如何，不可能跑到汉水以北的甲水边上去。 赵逵夫先生说：“句亶同句澨一样是甲水边上的地名。”[2.P9]——只是一种“无所依傍的混猜”（[2.P450]）而已。 赵逵夫先生从一系列的可能性中，通过“定向选择”，推导出“‘孟之名为庸’即伯庸”、“伯庸正由于被封于甲水边上的句亶，才号曰句亶王。”、“屈氏由句亶王而来”等结论。推导论证的每一步都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包含很多不确定因素。这些结论大部分没有资料文献依据，充其量只是一种猜想。虽然说“对历史真实的探索，离不开演绎推测”。然而史料才是推测的基础。大胆猜测，最终还要靠事实说话；演绎推测也必须逻辑严密。偏离这两点就可能出现“无所依傍的混猜”。 三、赵先生的“甲水”论与《史记》不合。 1、《史记》和三家注。 《史记•楚世家》： 〖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集解杜预曰：“庸，今上庸县。”□正义括地志云：“房州竹山县，本汉上庸县，古之庸国。昔周武王伐纣，庸蛮在焉。”杨粤，○索隐有本作“杨雩”，音吁，地名也。今音越。谯周亦作“杨越”。至于鄂。□正义五各反。刘伯庄云：“地名，在楚之西，後徙楚，今东鄂州是也。”括地志云：“邓州向城县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熊渠曰：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索隐系本“康”作“庸”，“亶”作“袒”。地理志云江陵，南郡之县也。楚文王自丹阳徙都之。中子红为鄂王，◇集解九州记曰：“鄂，今武昌。”○索隐有本作“艺经”二字，音挚红，从下文熊挚红读也。古史考及邹氏、刘氏等音无艺经，恐非也。□正义括地志云：“武昌县，鄂王旧都。今鄂王神即熊渠子之神也。”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索隐系本无执字，越作“就”。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後为熊毋康，◇集解徐广曰：“即渠之长子。”毋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挚红立。〗[5] 2、否定《史记》 赵逵夫先生说：“司马迁不知道三王的封地究竟在何处，故以‘江上楚蛮之地’一语概言之。”[2.P11] 把司马迁说成是“信口开河之人”。——不知道，还要说。 不知道赵逵夫先生的“司马迁不知道”论，依据何在？ 3、否定“三家注”。 赵逵夫先生说：“关于句亶其地，《史记•楚世家》集解引张莹说：‘今江陵也。’此说别无依据，大概是由《楚世家》说的三王之封‘皆在江上楚蛮之地’一语推测而来。”[P11] 赵逵夫先生以“此说别无依据”，就把“张莹说”轻易地摆平了。 至于索隐：“地理志云江陵，南郡之县也。楚文王自丹阳徙都之。”赵先生则避而不谈。 4、三王的封地在何处? ◇中子红为鄂王（“鄂”今湖北鄂州市境）。——“在江上楚蛮之地”。 ◇少子执疵为越章王。 魏昌《楚国史》：“扬粤，即扬越(此扬粤(越)。《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明扬粤(越)在古扬水以东、以南、洞庭湖以东地区。熊渠向西攻打庸后，即沿汉水而下攻打长江流域的越人，一直攻打到鄂今湖北鄂州市境。”[6] 赵逵夫先生也说：“越章王的封地，当在漳水下游。再往南便是扬越之地。”[2.P13] ——说明“少子执疵为越章王”——也“在江上楚蛮之地”。 ◇长子康为句亶王。《史记》；“三家注”都说“在江上楚蛮之地”。（“今江陵也”。） 赵先生说：“句亶王的封地”“在甲水边上”，却又拿不出可信的证据。就轻率地否定《史记》三王之封“皆在江上楚蛮之地”。怎么能令人信服呢？ 这里，赵逵夫先生违反了处理文献时的一条基本原则：没有强有力的反证，就不能轻易否定公认可靠的记载。 四、让五百多年前的太祖，给后辈取名赐字。可能性不大。 △赵逵夫先生把《离骚》中，“朕皇考曰伯庸”，译作“屈氏的太祖叫做伯庸”；把“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译成“太祖根据我初生时的气度，通过卦辞赐给我嘉美的大名”(《先秦诗鉴赏词典》[7.P735])。 让五百多年前的“太祖伯庸”，通过卦辞给二十几代的后辈取名赐字。不知历史上有无类似事例？ 把皇考释作太祖，与“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连接不够顺畅。不一定符合诗文本意。 若把“皇考”释作“先父”，不但诗意顺畅。而且，在古文献中“皇考”作“先父”的用法不乏先例。例如： 《伯頵父鼎》铭：“白頵父作朕皇考屖白、吴姬宝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8.P333] 一般认为此器是伯頵父为其父母所作之祭器。其中的“皇考”即指“先父”。 五、结论 1、根据《史记•楚世家》熊渠在周夷王（前885—878年）之时，“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没有强有力的反证，就不能轻易否定《史记》。 2、熊渠兴兵伐庸后，既未“灭庸得地”（直到楚庄王三年，前611年才灭庸），也未“封其长子在庸以北的汉水边上”。 3、《屈原先世与句亶王熊伯庸》论文中关键性的结论均难以成立。 说：[分明是熊渠伐庸取胜，以“庸”名其子，以旌其功。] [2.P3] 熊渠“伐庸取胜”时，其长子毋康早以成人，不存在取名的问题。 说：[楚人很早就有依排行加伯仲叔季习惯。“孟之名为庸”即伯庸。] [2.P2] 《世本》曰：“其孟之名为庸，为句袒王。”安照惯例“孟之名为庸”应为“孟庸”。若是根据中子名挚红，少子名挚疵，那么长子之名，也可以为“挚康（庸？）”。故‘“孟之名为庸”即伯庸’，不能成为定论。 说：[句亶同句澨一样是甲水边上的地名。伯庸正由于被封于甲水边上的句亶，才号曰句亶王。][2.P9] 赵逵夫先生既没有“句亶”是地名的证据；也没有“句亶”在甲水边上的证据。故结论难以成立。 说：“屈氏由句亶王而来，句亶王的封号又与甲水有关，故屈氏即甲氏”[2.P9]。更是“无所依傍”之论[2.P450]。 说：“被屈原称为‘皇考’或‘考’的伯庸，即是熊渠的长子熊伯庸”[2.P8]。没有任何文献资料依据。“于名、于事、于封号、于楚国的历史”皆 联系不上。其结论不能成立。 [附图]：《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 楚吴越P29-30（局部）[9] 1、“句澨”之地不在汉水以北的甲水边上。 2、江陵、“鄂、扬越”“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主要参考资料 [1] 张朵“《屈原和他的时代》述评” http://cn.netor.com/m/minren/quyuan/wenhua/wh1.htm [2] 赵逵夫《屈原和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 [3]《史记》岳麓书社 1988年10月 [4]《春秋左传》华龄出版社 2002年9月 [5]《史记》网络电字图书。 http://www.guoxue.com/shibu/24shi/shiji/sjml.htm [6] 魏昌《楚国史》 http://chu.yangtzeu.edu.cn/ [7]《先秦诗鉴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12月。 [8] 转引自任伟《西周封国考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8月 [9] 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 P29-3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