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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以文本为根据，从老赞礼形象塑造、春秋笔法等五个方面论证了《桃花扇》是一部具有反清爱国思想的作品。笔者与持否定论者进行商榷，在对他们所持论据批驳的过程中申述了自己的论点。 孔尚任出生时，汉民族政权已被颠覆，在清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下，最初他隐居在石门山中。清政权巩固以后，他曾对这个政权产生过幻想，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踏上仕途，成了清代的臣僚，但三年湖海奔波，打开了他的眼界，也破灭了他的幻想，因而他虽不是亡明遗民，却也同样产生了遗民似的反清爱国思想，这一点在他的不朽名作《桃花扇》中有诸多表现，试论述如下。 一、忠于明室的老赞礼是作者的化身 据《桃花扇》中老赞礼自白，他“原是南京太常寺一个赞礼，爵位不尊，姓名可隐。最喜无祸无灾，活了九十七岁，阅历多少兴亡，又到上元甲子，……今乃康熙二十三年。”按：康熙二十三年即一六八四年，是甲子年。那年作者三十七岁而老赞礼九十七岁，很明显这只不过是作者顺手加了个甲子六十年使他具备了遗民的资格而已，而且，老赞礼和作者的诞辰是在同一月、同一日，即九月十七日，这不可能是巧合，而应看作是作者的苦心安排。对于老赞礼就是作者的化身，作者自己闪烁其辞，一会儿说“老赞礼者，云亭山人之伯氏，曾仕南京，山人聆其绪论，故有此作”。即是说，老赞礼是他族兄孔方训；一会儿又说“老赞礼者，一部传奇之起结也，赞礼为谁?山人自谓也”，即是说，老赞礼是他自己；可一会儿他又说“老赞礼者，无名氏也。”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形?因为老赞礼身上的思想倾向性太明显了，作者还有点惧祸，不得不耍了花枪，但不管孔尚任如何耍花枪，剧中老赞礼是作者“理想自我”的化身，是作者思想的主要载体，这一点恐怕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作者的神来之笔将老赞礼塑造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看戏之时，满肚子“南朝野史”的他是“哭一回，笑一回、怒一回、骂一回”，“无端笑哈哈，不觉泪纷纷”，并发出了无限的感慨：“当年真是戏，今日戏如真。两度旁观者，天留冷眼人”。然而，他并不是什么“旁观者”“冷眼人”，所谓的“旁观者”、“冷眼人”云云，只不过是他的愤极之言，在第三出《哄丁》里，当阉党魏忠贤、客映月的干儿子阮大铖也“净洗含羞面，混入几筵边”前来祭孔时，引起了公愤，老赞礼带头喊打。对祸国殃民的奸贼他是咬牙切齿，对只知征歌选舞的无愁天子则是怒其不争，“眼看他(崇祯帝)，命运差，河北新房一半塌。承继个儿郎贪戏耍，不报冤仇不挣家，窝里财，奴乱抓”，对祭祀先帝崇祯，马士英、杨龙友等把前去祭祀当作一次春游，姗姗来迟的阮大铖是欲哭无泪，众官员是礼节性地干哭三声，只有老赞礼和史可法悲从中来，恸哭失声，他俩的痛哭会使故主崇祯的形象和概念沉甸甸地烙映在读者和观众的脑海中，触发深沉的故国之思和亡国之痛。后来，扬州城陷落，史可法欲图后举，缒出城来，不料南京城内君相逃走，他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他不忍心“看江山换主”，觉得这个世界已“无可留恋”，愤而沉江自尽了。作为目击者，老赞礼大哭一场，并带着史阁部的靴、帽、袍服，准备待大兵退后，到梅花岭去招魂安葬，让史可法的忠魂有一个安息之所。在续四十出里，上元县皂隶徐青君奉本官签票，访拿山林隐逸。老赞礼与柳敬亭、苏昆生等几个山林隐逸痛悔“避祸今何晚，入山昔未深”，赶紧逃之夭夭了。老赞礼的思想倾向是明显的：一切以汉民族政权明朝为中心，他忠于明室，但就是这样一个老赞礼作者却借以夫子自道，作者的思想倾向不是已昭然若揭了吗? 二、揭露了清兵的血腥罪行，暴露了清兵的凶残面目 儒家是主张实行王道反对霸道、鼓吹仁政反对暴政的。对待战争，儒家不但要求师出有名，而且要求所出之师是仁义之师，最好能做到“兵不血刃”。可清兵在夺取大明江山的过程中却极尽暴力霸道之能事，他们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仅在江阴、嘉定、扬州三个地方屠杀的汉族人民就超过了一百万，其血腥野蛮，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儒家鼻祖孔子的后裔，孔尚任对此深恶痛绝。虽然他担心飞来横祸，没在《桃花扇》里对清兵屠杀作正面描写，但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即使触犯忌讳，他在《桃花扇》里对清兵的屠杀还是不时有侧面的揭露。扬州城陷后，史可法痛心疾首：“望烽烟，杀气重，扬州沸喧；生灵尽席卷，这屠戮皆因我愚忠不转，兵和将，力竭气喘，只落了一堆尸软。”史部兵将因顽强抵抗“只落了一堆尸软”也还说得过去，战争哪有不死人的道理，可对于“生灵尽席卷”的血案，清兵怎能推卸其乱杀无辜百姓的罪行!清兵入关后，汉族人民不抵抗就要任其蹂躏，抵抗了就要任其屠杀，清兵所推行的政策是极其残酷的。由于文网甚密，作者怕因此惹出麻烦，便灵机一动地让史可法把责任揽在身上，说清兵屠杀皆因他“愚忠不转”，但历史事实终究未加粉饰，这样既揭露了清兵的罪行，又摆脱了自己的干系。他寄希望于读者和观众，希望他们能在他列举的事实面前作出独立而准确的判断。也许他担心他们误解他的一片苦心，便斗胆在最后一出里再次提到清兵在扬州的杀戮，而且这次连清兵在南京的暴行也未放过：“放目苍崖万丈，拂头红树千枝，云深猛虎出无时，也避人间弓矢。建业城啼夜鬼，维扬井贮秋尸；樵夫剩得命如丝，满肚南朝野史。”这里再也没有拐弯抹角。看，清朝统治下的人间是多么黑暗凶险! 清兵的凶残，不仅表现在对汉族人民的屠杀上，而且还表现在对明宗室成员的残杀上。史载，流落在广州的明室藩王如周王、辽王、益王等全都被清兵杀害。支撑半壁江山十多年的永历帝在穷途末路时逃至缅甸，也被吴三桂率清兵入缅俘获、勒死。《桃花扇》暴露了清兵的凶残面目，为金枝玉叶、凤子龙孙们唱了一曲凄凉的歌：“芟情苗，芟情苗，看玉叶金枝凋；割爱胞，割爱胞，听凤子龙孙号”。金枝玉叶、凤子龙孙的结局尚如此凄惨，作为亡国奴的芸芸众生又怎能指望有好的结局呢? 三、不标顺治年号———冷峻的“春秋笔法” 在《桃花扇》中，孔尚任自负地写道：“但看他有褒有贬，作春秋必赖祖传；可咏可歌，正雅颂岂无庭训，”显然，他是要用“春秋笔法”来写作《桃花扇》的，并为自己能继承孔子“春秋笔法”的传统而自豪。他不标顺治年号，即是冷峻的“春秋笔法”的具体运用。 《桃花扇》一开始标的年号就是“康熙甲子八月”，康熙是当朝皇帝，不标他的皇号，不但戏难以出台，恐怕还有生命之虞；二是作者这样一标就等于虚晃一招，作者可以藉此证明他没有忘记康熙“幸鲁”这一“盛典”、证明他对康熙的破格擢用依然是“犬马图报，期诸没齿”。看来，有关封建社会臣子对君王所使用的权术，孔尚任不但比较熟悉，而且运用起来得心应手。然后，作者心安理得地在第一出出目下标上了崇祯年号，因为崇祯是清朝所承认的，作者思念故主的思想感情有一套可将其裹得纹丝不露的合法外衣。 然而，从第二出起，除加二十一出外，其他各出干支纪年前都没有冠上皇帝年号。古代以干支纪年，干支前，必冠以当朝皇帝年号，不标皇号就是不承认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就是大逆不道。清初文网极严，牵连面广，比如戴名世一案等就起因于著作中标明室藩王年号，孔尚任不标顺治是崇祯末年，不标顺治年号还勉强过得去，可是乙酉是顺治二年，戊子是顺治五年，他也不标顺治年号，只标干支，如果朝廷怪罪下来，他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孔尚任在《桃花扇》的编年纪月上运用了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不标顺治年号，是对顺治皇帝无声的贬责、无声的否认，这正如陈四如所说：“出下之编年纪月，出末之拘才系士，不书隐公即位之笔得再现矣。”“噫，《桃花扇》之义大矣哉!” 四、将清朝示恩怀柔征求隐逸写成访拿隐逸，暴露了清朝征求隐逸的本来面目 征求隐逸是清朝统治者怀柔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怀柔明朝遗老的措施顺治朝已开始采用，而康熙朝更是时时祭起这一法宝，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一六七八年，玄烨借口纂修《明史》特开博学宏词科，《鹤征录》上所列录取的名儒五十位中实有不少是一向抗清的志士，分化瓦解了部分反清力量。当时颇多峨冠博带的隐逸之士被威胁利诱上钩，因而像顾炎武那样拼死拒绝利诱的志士就特别值得歌颂，吴龙锡作诗歌颂他说：“终南山下草连天，种放犹惭古史笺，到底不曾书鹤板，江南只有顾圭年。” 在《桃花扇》续四十出《余韵》中，皂隶徐青君奉命访拿山林隐逸，恰好路遇柳敬亭、苏昆生、老赞礼三人，无意间泄露了机密：“三位不知么，现今礼部上本，搜寻山林隐逸，抚按大老爷张挂告示，布政司行文已经月余，并不见一个报名，府县着忙，差俺们各处访拿。三位一定是了，快快跟我回衙去”。三人看到徐青君取出签票，马上逃得无影无踪。为了征求隐逸，上自皇帝，下至皂隶，都忙了一阵子，也真称得上“盛典”，然而清统治者决不是尊重汉族知识分子，决不是怕糟蹋人才，而是把他们当作扩散反清思想的危险“病灶”，必须加以抑制或摘除。威胁利诱虽然颇有成效，然而并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还有许多山林隐逸并未屈服就范，于是只好采取强制措施了。《桃花扇》将清朝征求隐逸之举写成访拿隐逸，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清朝征求隐逸的本来面目：排除隐患，巩固清政权。所谓征求，决非仅限于“以礼相聘”，还包括“先礼后兵”，软的不行来硬的，而且访拿隐逸是由清朝政策的一个具体执行者之口说出来并加以证实的，颇具讽刺意味。 五、悲愤地总结亡国教训 首先，作者宣称创作此剧是要“惩创人心”，但已死的误国者、卖国者已无“心”可惩，那么所惩的只能是那些尚未死的贰臣和那些醉生梦死者之心，只能是那些把“入山”当作仕进终南捷径者之心。作者也正是这么做的，如鞭鞑贰臣讽刺“文人名士”出山等。 其次，《桃花扇》所总结的亡国教训与明遗民甚至反清牺牲的爱国志士所总结的惊人地一致。如抗清烈士王思任在总结明朝亡因时，认为君昏臣奸是一个重要原因，他说：马士英“窃太阿，肆无忌惮，窥上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饮则进醇；上悦色则进淫妖；上喜音则贡优伶；上好玩则奉古董；巧卸疆场之事于史可法，而又心忌其成功。招集无赖，卖官鬻爵，门下狐狗，服锦横行。朝廷笃信以致如斯也。”《桃花扇》总结的也是如此。在国家存亡关头，弘光帝却认为“万事无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只知及时享乐；而文武臣僚甚至认为国难是好事，他们说：“幸遇国家多故，正我辈得意之秋”，“他怎知立君由我，杀人何妨。”孔尚任在总结明亡教训时思想立场、情感色彩也和明遗民极其相似，如《桃花扇》的《哀江南》套曲与魏禧《登雨花台恭望》一诗就极其神似。 再次，《桃花扇》的演出取得了与明遗民谈明末遗事一样的情感效应，如明遗民冒辟疆每每谈起明末遗事，当他谈到“贤奸倾轧，国事败裂”时，“须发倒张，目訾皆裂，音词悲壮，坐客无不悄然肃然，悲恐交集，或有泣下数行、不能仰视者”。而《桃花扇》的演出，据作者自己所说，于“笙歌靡丽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臣遗老也；灯酒阑，唏嘘而散”。可见，两者震撼人心的程度是难分伯仲的。 经过上文分析比较，证明了《桃花扇》一剧总结历史教训，不是泛泛地褒贬人物，更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深意存焉。它总结出，明朝亡于“人”而不是亡于“天”。明朝亡于那些败类，却要遗民们，却要遗民化了的作者面对亡国现实，吞食亡国苦果，作者在吞食这一苦果时清楚地知道这一苦果是谁造成的，其心情该是何等的悲愤，又该是何等的辛酸! 六、与否定论者商榷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桃花扇》是一部伟大的具有反清思想倾向的爱国主义作品，但有人反对这种看法，他们所持的证据大体上有两类：一是寻找直接证据，从《桃花扇》中找出歌颂清朝与康熙的字句来证明孔尚任忠于清室；二是寻找间接证据，如孔尚任曾将歌颂清廷的《出山异数记》和《人瑞录》寄给张潮，编入《昭代丛书》乙部，而《桃花扇》出台仅迟一年，他的思想会转变得这样快吗?再说康熙的《过金陵论》与《桃花扇》“小引”“小识”里的观点很相似，还不能证明孔是拥护清朝的吗?这些“直接证据”“间接证据”都是明摆着的，究竟如何解释才合理呢? (一) 虚应故事，假意歌颂，“直接证据”无价值 在《桃花扇·先声》里，老赞礼说：“日丽唐虞世……今乃康熙二十三年，见了祥瑞十二种”，撇开下文不看，一一列举十二种祥瑞、口称“欣逢盛世”，真是令人肉麻的吹捧。其实，不仅“祥瑞虚妄”，而且作者曾明白宣称“圣朝由来不信瑞”，这种歌颂实际是虚应故事或者说它只是一种保护色，就像《水浒传》开头一样，先说天下太平无事，然后又加以否定，说若真的太平无事也就没有那部书，老赞礼也一样，他在颂扬之后，又说“惹的俺哭一回，笑一回，怒一回，骂一回。”如果清朝真像他说的那样好，他又何以对已亡的南明王朝那样眷恋，何以在皂隶访拿山林隐逸时逃之夭夭坚决不与清朝合作呢?这最后的行动充分揭示了起首的赞扬是口不应心的。 《桃花扇》对清朝的颂扬还有《闲话》中张薇所说的“谁想五月初旬，大兵进关，杀退流贼，安了百姓。替明朝报了大仇，特差工部查宝泉局内铸的崇祯遗钱，发卖工料从新修造享殿碑亭、门墙桥道，与十二陵一般规模。真是亘古稀有的事。”张薇是个忠于明室的人，对他来说，农民军攻陷北京，逼得崇祯上吊，自然是明朝的敌人，所以他有上述言语；但清朝夺取了明朝江山，同样是明朝的敌人，所以他有“君在那里”之问，有自己出家并劝人出家之举。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写了这么一句：“特差工部查宝泉局内铸的崇祯遗钱。”看来，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笔财产原是明室的，自己少侵吞一点也就是了。少侵吞一点可以笼络人心蒙蔽视听，何乐而不为?这样看来，这“亘古稀有之事”也只不过如此罢了。怪不得后来孝陵破败不堪就再也无人问津了。因为清政权那时已基本稳定，再不用假惺惺了，由此看来，这些“直接证据”无价值，一点也不能说明问题。 (二) 机心相待，目的相反，“间接证据”无意义 在封建社会，“皇帝主宰一切，除了皇帝外，没有独立的个人，没有享受权利的个人，没有被尊重的个人，而只有这样两种人：或者是被皇帝吸吮血液的奴隶，或者是听任皇帝使唤的奴仆。奴隶和奴仆把皇帝视为神，而皇帝却把周围的奴仆和脚底下的奴隶都视为饿狼，时时刻刻都在闪着蓝眼睛要向他抢权夺财，他要时时刻刻紧握棍棒狠狠地揍他的奴仆和奴隶，使他们俯首贴耳，不敢反抗”[7]。因康熙破格擢用，孔尚任从奴隶阶层升到奴仆阶层。奴仆阶层固然高于奴隶阶层，可他们的安全感反小于奴隶们，因为他们要与操生杀予夺大权的皇帝直接打交道，而皇帝的生杀予夺无法律的约束，无客观标准，完全按他自己的好恶喜怒来决定。“伴君如伴虎”，据韩非讲，臣与君相处时常面临着十五种超级杀身之难，要躲避这些灾难，就得讲假话，就得用“机心”而不是用“忠心”来侍奉君王。孔尚任的前程是康熙恩赐的，而他却写了有反清倾向的《桃花扇》，这是在撄龙之逆鳞，弄不好会革掉官职，甚至于身首异处，为了证明自己并不反清，为了证明自己对康熙忠心耿耿，在《桃花扇》出台前一年，他处心积虑地抛出了过去所写的《出山异数记》和《人瑞录》。这是“烟幕弹”，是蒙人耳目，是臣子对君主所玩的一个漂亮假动作。嗅觉灵敏的康熙对于《桃花扇》心中十分恼火，但孔尚任是圣人的后裔，是他亲自提拔的，他要利用他，他曾利用他，他万万没料到孔尚任依恋故国，对清朝有很大离心力。照一般情况，他决不会饶恕，但权衡利弊后，他对孔尚任没有采取断然行动，而采取了先扬后抑的狡猾手法，先晋升孔尚任为户部广东司员外郎，但提升不到半个月就找借口将孔罢官了，并且永不叙用。很明显，孔是因为《桃花扇》罢官的。所谓“命薄忽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谤诽”，“解组全辞形势路，还却稳坐太平车。《离骚》惹泪余身吉，社鼓敲聋老岁华”，“予被谪疑案，纲南颇知”云云即为明证。其实，作者抛出那两部作品是为了打掩护，作者的思想早走到其对立面去了，从抛出那两部作品到《桃花扇》出台之时，并不存在思想转变问题。 至于《桃花扇》的《小引》、《小识》和康熙的《过金陵论》，二者确有相似之处。《过金陵论》云：“万历以后，政事渐弛，宦官朋党交相构陷，门户日分而士气浇离，赋敛日繁而民心涣散。闯贼以乌合之众，唾手燕京，宗社不守。马阮以嚣伪之徒，托名恢复，仅快私仇。使有明艰难创造之基业，未三百年而为丘墟……有国家者……取前代废兴之迹，日加儆惕焉，则庶几矣”。而《桃花扇》《小引》《小识》则云：“《桃花扇》一剧……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一救矣”。“权奸者，魏阉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明朝灭亡的原因是固定不变的，具有深远的历史眼光的人们在总结明亡原因时得出相近、相似或相同的结论不足为奇，康熙和孔尚任都具有深远的历史眼光，他们总结明亡原因时自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然而康熙是要从亡明的历史中总结出教训，引为殷鉴以便确保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重点在于清朝。《小引》《小识》总结明亡教训，对明朝的灭亡是叹息和同情，重点在于明朝。明朝若没有这些过失，清朝又怎能建立它的政权呢?表面看来两者结论相似，一经分析目的却恰好相反。这样，我们不是可以说这些“间接证据”也是毫无意义的么?既然持反对意见的同志的“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无价值、无意义，那么，我们也就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证明了《桃花扇》是一部伟大的爱国主义作品。 [参考文献] [1]戴胜兰，梁国辅.谈孔尚任《桃花扇》的思想倾向[Ｊ].齐鲁学刊，1981，(6). [2]文初，刘辉.《桃花扇》是伟大的爱国主义作品吗[Ｊ].新建设，1965，(4). [3]刘世德.《桃花扇》的出现适应清初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Ｎ].光明日报，1965-1-17(4). [4]赖汉屏.魂兮归来哀江南———读《桃花扇》·哀江南[Ｊ].名作欣赏，1982，(2). [5]张海琛.民族的悲剧、爱国的挽歌———从民族矛盾看《桃花扇》[Ｊ].衡阳师专学报，1983，(4). [6]列宁全集(二十八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7]谢天佑.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Ｍ].长春：吉林出版社，1990. 原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