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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探明孔尚任罢官原因，对正确解读他的作品有着积极的意义。程荣华先生的“《通天榜传奇》罢官说”证据不确。从孔尚任罢官后与友人唱和的诗歌、经济变迁以及宝泉局收购废旧小钱等情况来看，可以认为，孔尚任罢官主要与宝泉局收购大量的铅多铜少的小钱有直接关系。 一部《桃花扇》奠定了孔尚任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然而就在《桃花扇》演出正酣之时，作者在官场上却经历了先升后罢的骤变。因史书无明文记载，孔尚任及其友人又都缄口不提，罢官一事乃成了一桩疑案。 关于孔尚任罢官原因，主要有这样几种观点：(1)因《桃花扇》得祸说；①(2)以文字肇祸说；②(3)受贪污案牵连说。③这些观点都因缺乏信史佐证，很难令人信服。稍后，《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发表了程荣华先生的《孔尚任罢官原因初步探明》。该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认为：“孔尚任罢官与顺天乡试舞弊案有关，其直接原因则是孔尚任根据此案的传闻创作《通天榜传奇》，在京城宣播，而触怒康熙皇帝。”并指出顺天乡试主考官李蟠的遣戍，也是因为孔尚任的《通天榜传奇》。这个观点，我认为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孔尚任罢官时间虽在顺天乡试案案发前后，但我们从孔尚任罢官后的交往活动中，从他与朋友的唱和书信中，都很难看出他的罢官和顺天乡试案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再结合史料和他的仕途情况来考察，倒会发现这和他监铸任上的某种牵连有关。 一、 罢官与《通天榜传奇》无关 “顺天乡试案”发生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八月，主考官为国史馆修撰李蟠、副主考为国史馆编修姜宸英。发榜后，落第考生揭文于市：“顺天大主考李蟠、姜宸英等灭绝天理，全昧人心，上不思特简之恩，下不念寒士之苦，白镪薰心，炎威炫目，中堂四五家尽到前茅，部院数十人悉居高第，若王(熙曾孙)、李(天馥子)以相公之势，犹供现场三千，熊(一潇子)、蒋(宏道子)以致仕之儿，直献囊金满万。”④一些不得志和这次未中举的文人也蜚语中伤，“老姜(宸英)全无辣味，小李(蟠)大有甜头。”⑤11月，江南道御史鹿疏参顺天乡试正副主考官修撰李蟠、编修姜宸英等，“以宾兴论秀之典，为纵恣行私之地，实为有玷清班，请立赐罢斥。”⑥案发后，朝野震动，康熙十分重视，马上传谕：“顺天乡试，所中式者，童稚甚多，物论腾沸，大殊往昔，考试系国家大典，所当严饬，以示警戒，御史鹿祐题参可嘉，着九卿、詹事、科道会同，将李蟠严加议处。”⑦ 九卿遵旨磨勘顺天乡试中式举人试卷，并审议江南道御史鹿祐疏参考试不公一案，“拟将顺天正副考官李蟠、姜宸英等革职。”⑧在康熙三十九年内廷复试后，康熙传谕：“试卷即于九卿前启封，照所定等第，缮写进呈。三等以上者仍令会试，四等果属不堪，著令黜革。原主考官李蟠遣戍。”⑨ 至于《铜山县志》所说“(康熙)三十八年，(李蟠)主顺天乡试，鄂尔泰、史贻直、励杜讷诸名臣咸出其门，而不得志者乃为蜚语中蟠。事闻，复试内廷，无一黜落者，得解，而郎中孔尚任以作《通天榜传奇》宣播都下斥逐，蟠亦遂谪戍沈阳三年。”和以上史实有很大出入。 顺天乡试有问题。还可从其它文献中得到证明，并且问题主要在李蟠身上。《翰林院编修湛园姜先生(宸英)墓表》中述及姜宸英为人时提到，⑽“以乙卯试事，同官不饬簠簋，牵连下吏。”还有一篇《记姜西溟遗言》⑾中也有“乙卯，主顺天乡试。以目昏不能视，为同官所欺，挂吏议。”这两处的“同官”，显然是指李蟠无疑。此外，在《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中有“姜震英字西溟，……三十八年充顺天乡试副主考，为正考官李蟠所累，逮问，卒于狱。”这些都充分证明李蟠是不清白的。李蟠既然有罪可论，那么把他的遣戍说成是孔尚任写《通天榜传奇》引起的，真是不可思议。 1700年，就是“顺天乡试案”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康熙对科举考试曾大发感叹，他在7月24日所作的《为考试叹》中写的“人才当义取，五道岂纷更。放利来多怨，徇私有恶声。文宗濂洛理，士仰楷模情。若问生前事，尚怜死后名。”⑿对在科举中行私的官员简直是深恶痛绝。又在顺天乡试案后，针对科举考试相继制定新的处罚措施和考试规定。康熙三十九年定：“主考官有交通嘱托，贿卖关节……事发情实者，按律从重治罪。”⒀同年11月18日，又定科场官卷取士例，“今后各省乡试，在京三品以上及大小京堂、翰林、科道、吏礼二部司官子弟，在外督抚提镇、藩臬等官子弟，俱编入官字号，另入号房考试。”⒁这都不是偶然的，正是针对顺天乡试发榜后士子们的“中堂四五家尽列前茅，部院数十人悉居高第”而制定的。到这儿你还能说李蟠是无辜的，是孔尚任的一个传奇使他罢官遭遣的吗?当然，孔尚任罢官是因《通天榜传奇》，也就毫无根据了。 我们再换个角度，即从孔尚任罢官后的情况来说明孔尚任的罢官与顺天乡试案无关，李蟠的遣戍更与孔尚任的《通天榜传奇》无涉。 一个值得重视的地方，孔尚任于1700年3月被罢官，李蟠亦同期被遣戍。(按《铜山县志》假设)。但我们看到孔尚任从1700到1702年一直在京，并没有马上回山东曲阜老家。根据清王朝在1690年定例：“今后汉人官员解任，照旗员例，限五个月起程回籍，不即回者照旗员逾限例处分。在京官员凡革职、解任、休致由吏部照知其原籍督抚，并移咨都察院转五城官员，严催起程日期报部”⒂，可知他并非是被“斥逐”，而只是停职调查。如果调查的是《通天榜传奇》，显然不合情理。在这将近三年的时间，李蟠在沈阳的三年遣戍期都要到了，才将孔尚任斥逐还乡，这不显得太荒唐了吗? 二、 罢官原因再探 孔尚任罢官后将近三年不能离京，这又不是他的本意，他是想尽快返乡的。从他这一时期的“许我归田归不得，津门空有向南舟”(《僧根洁过白云寺》)，⒃“怅望还乡路，羁臣雁不如”(《寒食见归雁》)，“满眼家山归未得，老夫怀抱语君知”(《送许孚中西游》)，“于今宦海魂难定，反羡江湖稳似家”(《忆广陵旧社》)等诗中都有所表现。同时，“归不得”、“羁臣”、“魂难定”又说明他正被某种无法摆脱的官司所困扰。如果我们把他与朋友的唱和诗以及他罢官前后的活动结合起来考察，就会发现，孔尚任罢官跟他任户部宝泉局监铸有关。 孔尚任从出任国子监博士，到淮扬治河，到再次返京任国子监博士，这一时期生活是十分艰苦的，甚至有时竟达到吃饭都成问题的地步。如他在淮扬的诗文中写道：“空衙曝背日移午，五冬羊裘三绽补。饥来呼食童不应，亲验行厨但空釜。”(《得金歌》)“近时无车无鱼，较住海陵时又添新花样，大约离唱莲花落不远耳。”(《答黄三交书》)，还有《卖马》、《典裘》两诗也都慨叹因穷不得不出卖爱马和当羊皮袍子。在结束了湖海生活，回到北京，继续担任国子监博士，这种境况也没有多大改变。如“春风吹白髭，余寒犹病肺。努力谋晨炊，室无物堪卖”。(《甲戌正月答仙裳先生寄怀原韵》)由此，他的贫困可想而知了。 尽管这样，他却好交结朋友，正如他所标榜的“仆谓天下必无不能留客之官，亦心无不及会客之官，即如鄙人羞涩，尚欲捐俸留客，凡仕途之说贫者，皆逐客也”。(《答丘柯村》)王源在《送东塘户部归石门山序》中曾这样说：“先生以文章博雅重于朝，羽仪当世，而孜孜好士不倦。士无贵贱，挟片长，莫不折节交之。凡负奇无聊，不得志之士，莫不以先生为归。先生竭俸钱典衣，时时煮脱粟沽洒，与唱和谈燕，酣嘻慰藉。”(《居业堂文集》卷一六)但限于经济条件，时时处于“力不从心”的状态。他自己也承认“近且一日一餐，亲朋仆从，居无食而去资，仆清夜自思，生平无大罪戾，乃至作扬州饿殍”。又说：“以饿腹而陪闲话之宾，空囊而养久居之众，较之堂头和尚，犹觉吃苦。”(《答黄仙裳》)加上他有好收藏文物的爱好，就更增加了他的贫困。根据他本人在《享金薄》中记载，许多著名文物，例如汉玉羌笛、汉刁斗、汉铜盂、魏太和钟、唐制小忽雷……《绛贴》等都是他在京时收入的。康熙三十二年，王士祯“过岸堂观宋方炉、汉羌笛、汉铜尺、小忽雷诸物”⒄，说明这都是他在升任户都主事前收入的。这些他既未举债，又无其它收入来源，贫困是可想而知了。 康熙三十四年(1695)九月，孔尚任由国子监博士迁户部主事，任宝泉局监铸，宝泉局是清政府两大铸钱机构之一，在当时人眼中这是一个肥缺。孔尚任在户部任职不久，登门求财的人就来了。他在一首诗中写道：“铜山金埒势峥嵘，暴富乞儿恬不惊。每日垂鞭归府第，有人来看孔方兄。”并自注说：“予畏监仓而得监铸，免累可矣，寒如故也。泛交者不知，多来称贷。”要是孔尚任还像以前那样，我想称贷的人不会那么多，这说明孔尚任的经济情况已发生了变化，为人所注意。另外，孔尚任给张潮的一封信中说：“今年在铜臭中不为所染，自觉潇洒。而长安僚友多不相信。”僚友的不相信更能印证孔尚任生活条件的改善。 但从他罢官后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经济条件可以说是一落千丈，反而回到了靠朋友接济的地步。蔡纲南、王士祯都接济过他，他在诗中也表示感动，当王士祯送给他米炭时，他说：“新城清风天下闻，乃有大被暖铁汉”。(《谢阮亭先生送米炭》)在《和蔡纲南赠扇原韵送之南还》注中说：“余被谪疑案，纲南颇知，曾赠金慰余。”这一时期不仅生活困顿，而且还有债要偿还，刘中柱在《寄岸堂》中叹道：“口易铄金纷未解，指难点铁债安偿。”债从何来，并不是孔尚任的借贷，在诗中又有“只知天下无才敌，谁料人间有祸藏”，指明债是飞来的“横祸”。这与顾彩在《有怀户部孔东塘》中写道的，“别来忽忽四载余，嗟君宦海何曾蹬。朱绂遂因诗酒捐，自简非有贪饕证。”联系起来，再加上他被羁留京城三年，我们会发现，孔尚任的罢官和他的监铸任有很大关系。 孔尚任在罢官后，不但生活陷入困顿，而且欠了不少的债。我们知道，孔尚任在任户部主事前，虽穷但未举债。任主事后，有人向他借债，可见没有欠债的可能性。那么债只有罢官后出现。罢官后为什么要借债?我们可以把他监铸任上的有关情况联系起来找出借债的原因，同时，这也是他罢官的原因。翻开史料，我们会发现，清代的贷币问题一直是令统治者头疼的大问题，康熙初年，货币异常混乱，从而严重扰乱了清政府的经济统治秩序，特别是顺治时所铸的制钱及康熙重钱，比明朝的钱重，而与白银的比价未变，从而使清制钱的名义价值小于实际价值。又因铜料奇缺，手工业者及商人毁制钱制铜器，引起制钱日少，钱价上升，物价下跌，于是国家加卯铸钱，因而使铜斤更不敷用。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一直把铜料问题放在重要地位，一方面从产铜各省调用，从日本等国进口；另一方面大量收购旧钱及废铜旧器。这中间不可避免就有官吏投机取巧，中饱私囊。所以清政府对铜料成色做了严格规定。我们从几代皇帝的重视可以看出，康熙十九年题准：“各关收买废铜旧器，准以铜六铅四折算扣解，不许搀和版块等铜。”⒅到雍正六年又颁布：“各省采买铜，并未分别成色，……不足成数者，到部，即令钱局监督，同解官估定成色，弹兑交收。”⒆乾隆四十五年又指出“滇省各厂解京铜斤，务须加工煎炼，熔化纯洁，如有低潮，到京时煎炼兑收，其亏折铜斤，令承办各员赔补。”⒇统治者对铜料成色的重视，也说明了采购铜料过程中有官员趁此贪污受贿，屡禁不止。康熙三十六年，针对私铸小钱，康熙指出“其小钱，在京城者，限两月交送户部免罪。照买铜价值，每斤给银一钱。”（21）“其搀和低铅所铸小钱，不便照好铜给予价银，于所定限内各自销毁者，免其治罪。”（22）又“收毁小钱铅多耗重……其小钱不必解部，竟交宝泉局，户部官与该监督公同收取。”（23）在这次收购活动中，政府为了彻底杜绝私钱，可以说采取了较温和的政策。但是康熙三十八年七月，“管理钱法的户都左侍郎鲁伯赫疏言宝泉局中现今收贮废钱，搀铸四年尚属有余。且红铜钱，铅多铜少，以及折耗甚多。请将红铜钱、小钱，停其交送宝泉局，得旨，着户部堂官亲往验看，议奏，寻户部尚书马齐覆奏，臣等亲至宝泉局，将红铜钱销毁验看，果系铅多铜少，应如所请，停其收买。”（24） 对这种收来的废钱铅多铜少，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的事情，政府一定会进行调查。并且康熙明令“其搀和低铅所铸小钱……于所定限内各自销毁者，免其治罪。”但收上来的低铜小钱却如此之多，怎能不让统治者恼火。 可以看出，有人借收购小钱牟取暴利。清政府对钱局中的贪污投机也并非一无所知，康熙二十三年，曾指出“钱局炉头并匠役等，有私铸小钱，令钱法侍郎，同稽察钱局科道及监督等，严行查缉，如不严拿，别经发觉者，皆议处。”（25）虽然政府严令重申，但仍屡禁不止，“道光十六年，有人奏江浙等省钱法敝坏，私钱之源，一为局私，一为民私。”（26）结合上面的情形，有两种可能，一是宝泉局收购小钱时，不认真验看，或收取贿赂；二是炉头工匠私铸铅多铜少小钱转卖宝泉局从中牟利。不管如何，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对这个事件，清政府决不会草草了事。 我们从与孔尚任同在户部任职的督理钱法的侍郎田雯来看，他是孔尚任的好友，又是他的顶头上司。《桃花扇》未成之时，“每见必握手索览。”康熙四十一年，孔尚任由北京至德州访田雯，但从孔尚任在《德水访田纶霞先生不遇》中有“进城无定约，谁答客殷勤。”分析，田雯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能田雯为避免麻烦，没有见他。田雯是1702年初引疾休官，他休官离京和孔尚任离京时间相差不远，可以判断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为同一事件所牵连，对他们来说，同一事件就可能是宝泉局的事。结案的时间我们就以田雯1702年离京为基本结束假设，孔尚任1702年冬被准予返乡也就不足为奇。另外，我们从清朝历代皇帝处理类似案件的办法中也会得到启发。乾隆四十五年指出的，“滇省各厂解京铜斤，……到京时煎炼兑收，其亏折铜斤，令承办各员赔补。”光绪七年处理宝泉局贪污案的方法，类似且详，史书记载，“此次盘查宝泉局库，自同治九年七月起至光绪五年六月止，亏短当十大钱一万四千六百余串，应作十股摊赔。满汉监督各分赔四成，中厂大使分赔三成，按照历任满汉监督大使等在任日期，分成赔补。并照州县亏空银米例，勒限一年全完。偿限满不完或完不足数，即将该员等移咨吏部议处。”（27）那么，此次国家的损失肯定要宝泉局的官员分摊了。而孔尚任从康熙三十。四年至三十九年一直担任宝泉局监铸，自然也脱不了干系。如果以光绪的“按照历任满汉监督、大使等在任日期，分成赔补”的话，孔尚任的责任也就更大。到这儿孔尚任的“债”也就找到了“债主”，他的忽然陷入困顿也就找到原因，并且他罢官后被羁留京城将近三年也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至此，孔尚任罢官的原因可以说找到了，用这个原因去解释孔尚任及友人反映罢官问题诗句中的许多疑点，我想应更能证明这个原因的正确性。我们把孔尚任及友人的诗分成几类：(1)友人替孔尚任鸣不平的诗句。如“身当无奈何将隐，事在莫须有更悲”，(刘中柱：《寄岸堂》)“朱绂遂因诗酒捐，白简非有贪饕证”(顾彩：《有怀户都孔东塘》)等。(2)孔尚任感到有冤情的诗，如“我是白头薄书郎，被谄不辩如聋哑。”(《赵药园过岸堂大烹款予》)，“男儿血在性中流，慎哉勿为时人经”，(《赠陈履仁》)“我计已非悔应迟，道旁渐笑白发叟”，(《后圃谪堂歌为李苍存赋》)“故山今日真归去，上马吟鞭急一抽”(《归去》)等。这类诗在罢官后占得比重较大。(3)反映自己归田不得的诗也占有较大比重。(参见前文)(4)反映自己罢官后生活贫困的诗。(参见前文)这四个主题用以上得出的罢官原因完全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上文所说的分成赔补法，在赔偿过程中，肯定有人要感到委屈。因为不可能宝泉局个个都是贪官。特别是孔尚任虽在宝泉局任监铸，但却喜好的是吟诗作赋，收藏创作。对官场中的尔虞我诈涉入不深，且有可能被同事欺瞒，贪污没有贪到，但赔偿却要分成。所以孔尚任及友人私下喊冤叫屈，期待有朝一日能说清问题。他们感到，说罢官原因是贪污，又没有贪污，说其它又说不清楚。因此，“莫须有”、“疑案”这些词才是最适合的。在有理也说不清的情况下，孔尚任只能含着说不出的悲愤离开京城。“故山今日真归去，上马吟鞭急一抽。”正是失望、悲痛、委屈等复杂心情的最好表达。同时，诗中大量表现还乡不得和举债度日的诗句也豁然开朗了，你想孔尚任要偿完“债务”，听候吏部处理没有两年多的时间能行吗?况且这种处理办法，本来就有点无赖，统治者也知道，所以要定哪一个人的罪也不好说，干脆赔完自己的一份，罢官了事，才是最好的收场办法。孔尚任可以说是倾家荡产了，正如孔传铎在《喜家东塘户部归》中写道：“两转户曹仍隐吏，十年京邸一琴囊。”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孔尚任罢官的原因是受康熙三十八年宝泉局收购铅多铜少小钱事件的牵连。 三、 结 论 目前，关于孔尚任罢官问题的诸种说法，多是揣测，还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以证明，因此，对这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但是，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孔尚任的罢官决不是什么《通天榜传奇》造成的，而是监铸任上的受牵连而引起的。这样，他罢官后，《桃花扇》始终盛演不衰，僚友也频邀他观演《桃花扇》，并且《桃花扇》终于得以出版，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同时，他罢官后，在京羁留三年及反映罢官问题诗歌的内涵也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注 释：①③《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5页。 ②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240页。 ④⑤（13）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年版。 ⑥⑦⑧（24）见《清实录》卷五，中华书局影印本。 ⑨（14）（15）见《清史编年》卷三(康熙朝)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0）全祖望原著，黄云眉选注：《鲒埼亭文集选注》，齐鲁书社1982年版。 （11）方苞：《方望溪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 （12）见卜维义、孙丕任编：《康熙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16）本文所引孔尚任诗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孔尚任诗文集》。(汪蔚林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 （17）袁世硕：《孔尚任年谱》，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18）（19）（20）（21）（22）（23）（25）（26）（27）见《清会典事例》第三册，中华书局影印。 原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