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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顷襄王东迁屈原的时间，应在“怀王客死，兰咎屈原”之后——顷襄王四年仲春。 东迁的路线是从郢都乘船顺长江东下，过夏首后随江水向西南下浮，经过洞庭，再继续沿江而下，最后来到夏浦附近，鄂渚江北的“某地”——陵阳（？）。 “过夏首而西浮”是指——过“夏首”以后，长江有一段向西南回转，舟船随水路弯曲向西南而下，故曰“西浮”。 “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驾船顺流而下，来到洞庭地带，随后再进入长江继续向下游航行。 《哀郢》东迁的终点，在鄂渚江北的陵阳（？），今湖北黄冈附近。这也就是《涉江》的起点。 顷襄王十四年春，楚王把屈原从鄂渚江北的陵阳（？），流放到更僻远的南夷溆浦。 据《涉江》“旦余济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顾兮”可知：《涉江》的起点（陵阳？）在江北，离鄂渚较近，“济江”后可到达“鄂渚”。从“欸秋冬之绪风”可知，“南征”开始的时间是在早春。 关键词 《哀郢》，《涉江》，屈原，流放。 一、《哀郢》鸟瞰 破解屈原流放的路线、地点对诠释屈原作品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史料记载极为贫乏的情况下，精心研读屈原作品，从《楚辞》本身找寻内证，对破解屈原流放的路线、地点又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些解读《楚辞》的文章，把诗文切割成若干小段，去考证字、词、句。就“字、词、句”的考证来看，可能有些道理，但是，从整体上看，放到段落里、联系上下文看就对不上号了。正如朱熹所言：“凡说诗者，固当句为之释，然亦但能见其句中训故字义已，至于一章之内，上下相承，首尾相应之大指，自当通全章而论之，乃得其意。”[《楚辞集注》1.P397] 屈原被放逐东迁，应在“怀王客死，兰咎屈原”之后——即顷襄王四年仲春。《哀郢》中“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之前，都是诗人追忆当年被放东迁，离开郢都时的旧事。由近到远景物的描写，显示他“一步一回首，一步一挥泪”的悲痛之态。 《哀郢》中，从“方仲春而东迁”到“今逍遥而来东”，一路都是顺长江“下浮”；从语句、意境上看，“东下”的连贯性很好，没有逆水上行的描述；没有向西、向南的意图；没有远离长江的迹象。而在“背夏浦”之后，即说“当陵阳”。故“今逍遥而来东”之目的地，应为离“夏浦”不远的“郢都东面某地*”[*“郢都东面某地”，以下简称“郢东”]，而不是郢都南面的“沅湘之间”。 潘啸龙先生《驳蒋骥“屈原迁于陵阳”说》曰：“从西汉司马迁、刘向、东方朔，至东汉王逸、袁康，他们所了解的屈原放逐江南的地点，都是‘南楚’、‘沅湘之间’，从未提及陵阳”[5 ]。 潘先生此言差矣。因为前权威人士“从未提及”，所以就不对。这个罗辑不能成立。学术从来以接近真理为其生命，而不是由权威来裁决是非。 由于屈原后期被放逐于“南楚沅湘之间”，而且自沉在湘北的汨罗江。故前人说：“屈原放于南楚沅湘之间”。这只不过是一个约略的说法，并没有涵盖全部。前人没有提流放“郢东”某地（陵阳？），不等于就不存在。 例如：潘啸龙先生在《屈原与楚辞研究》中提出，屈原曾经被“流放汉北”；这一点“从西汉司马迁、刘向、东方朔，至东汉王逸、袁康，他们”都“从未提及”。那么，潘啸龙先生的“流放汉北”论，是不是也不能成立呢？ 《哀郢》中所反映出来的，屈原流放之地，不在郢南“沅湘之间”，而是在郢东“某地”。这与“流放汉北论”类似，同样有根有据。只强调“《楚辞•离骚序》及《九章序》，屈原所放之地在‘江南’”，而不顾《哀郢》诗文的内证。这岂不是有违潘先生“‘本文’是一切‘阐释’的前提，‘原义’存在于‘本文’之中”的观点呢？ 要是迷信王逸，那么，王逸注《哀郢》也说过：“言怀王不明，信用谗言而放逐己，正以仲春阴阳会时，徙我东行，遂与室家相失也。”[转引《楚辞补注》2. P132]。潘先生为何不用王逸的“徙我东行”，而只强调在“‘江南’沅湘之间”呢？ 潘啸龙先生论著中所说的，顷襄王四年仲春，屈原流放在“沅湘之间”的几点推论，均与《哀郢》、《涉江》诗文不符，难以成立(论证见后)。 对《哀郢》有了总体概念，观诗文中历来为楚辞学家伤透脑筋的“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两段，就比较容易理解，而有可能得到融通的解释。 二、从《哀郢》看东迁的路线 （一）、遵江夏以流亡 ◇屈原东迁的路线，列来有“顺着长江”和“顺着夏水”两种意见。看来“顺着夏水”的说法，既与《哀郢》文意不合，又与夏水的实际不符。 赵逵夫先生把“遵江夏以流亡”，译为“顺着长江和夏水到处流浪”[4][P812]。这种解释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并不融通。 第一、不可能在“出国门”、“发郢都”时，就进入夏水。因为从郢都到“夏首”还有五、六十里路程，从郢都乘船只能顺着长江“出国门”。 第二、屈原东迁的路径，不可能既“顺着长江”，又“顺着夏水”。若是说先“顺着长江”，“过夏首”后，再“顺着夏水”，则与“过夏首而西浮兮”不符。因为“过夏首”以后夏水向东南流，长江向西南流。若要“顺着夏水”，应当“东浮”，不该“西浮”。 第三、诗文曰：“方仲春而东迁”。“仲春”枯水期，夏水不能行舟。 《楚辞集注》：“冬竭夏流，故谓之夏”[1.P179]。黄瑞云先生《夏水和云梦泽》曰：夏水是从江陵别出大江的河流，因水流的季节性很强，夏涨而冬潜，故名“夏水”。 还有，把“流亡”，译为“到处流浪”。也不妥帖。 ◇“遵江夏……”；“出国门……”；“发郢都……”。三句都是写“离开郢都”。屈原用反复吟唱，来表达离开郢都时沉重的心情。 把“遵江夏以流亡”，理解为“顺着长江离开郢都踏上流亡之路”可能更符合实际。 ◇“江与夏之不可涉”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江与夏之不可涉”，是“朝廷规定屈原不可渡过长江与夏水”。这样解释不一定合适。“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其意思是郢都遥远，不能回去了。这里的“江与夏”是指“郢都”及附近的地区，若解释为“不可渡过长江与夏水”，可能反而背离诗文本意。而且与《涉江》中“旦余济乎江湘”不合。 （二）、“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 学者们对“西浮”的各种解释很多，以林云铭之说比较合乎情理。林云铭在《楚辞灯》中说：“西浮，舟行之曲处路有西向者”[5]。可惜此说未能得到普遍重视。 过“夏首”以后，长江有一段向西南回转，舟船随水路弯曲向西南而下，故曰“西浮”。这从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6]第一册P45-46“战国•楚越”图上，可以清楚的看到。在夏首到洞庭湖口（城陵矶）一段，长江水道蜿蜒曲折，向西南或向西北的回曲之处，多处可见。西流回转水道，长的可达五、六十里以上。 “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过了距郢都五、六十里路的夏首，船随水路向西南飘浮，回顾龙门而不可再见。 ◇赵逵夫先生在《〈哀郢〉释疑并探屈原的一段行踪》一文中，列举了古今十几位学者对“西浮”的看法，并一一驳斥之后说：“他们尚未弄清洞庭湖—带的地理形势，如果弄清，一定会很简捷地说：‘西浮’即由江入湖之谓也！”[7. P415] 赵逵夫先生肯定诗人“是沿着长江走的”，对。但是，“过夏首以后，又走了一段”，“至洞庭湖口，便折而西行入湖”[7. P416]之说，则难以成立。 首先，从夏首“至洞庭湖口”，还有六七百里水路。正如潘啸龙先生所说：“‘过夏首而西浮’，说的是过了夏首即行‘西浮’，两者是紧相连接的行程”，与‘又走了一段’六七百里水路，再‘折而西行入湖’，有很大的区别。”[《屈赋研究三辨》3] 其次，《哀郢》诗文中，从“方仲春而东迁。”到“今逍遥而来东”,一路都是“顺风波以从流”。而“西行入湖”，却要逆水而上，与《哀郢》文意不合。 第三，与“浮”之意不合，赵先生自己也说：“然浮乃指顺水或顺风飘浮（王逸注：‘船独流为浮也’）”[7.P412]。可见，把“西浮”解释为逆水而上，并不妥帖。 第四，赵逵夫先生的“至洞庭湖口，便折而西行入湖”，诗文中没有，属于“添字解经”。而且“至洞庭湖口”之时，距郢都已经七百来里、离开郢都也有几天了，再去说“顾龙门而不见”，与情、与景皆不合。 还有，赵逵夫先生笔下的洞庭湖，与屈原时代的洞庭湖不符。（详见后） ◇潘啸龙先生说：“过夏首而西浮”，说的就是进入长江向西而浮。这不是与诗人的“东迁”相反了么？确实如此。其原因正在于诗人顾念郢都、不愿即就远离，还想在近处回望一眼。郢都在夏首西北，故有此“西浮”之举，下文的‘顾龙门而不见’句，即点明了诗人‘西浮’的心意。[3]。潘啸龙先生此说，与戴震类似。——“西浮者，既过夏首而东复溯洄以望楚都”（光绪十七年《广雅丛书•集部》）。此类解释，既与《哀郢》文意不符。也缺乏可操作性。不能令人信服。 潘先生接着说：“考‘浮’之古义，既有顺流行船之义，亦有‘顺风波’泛舟之义。‘西浮’虽为逆流，却与当时的风向（春天的东南风）相顺，于‘浮’义并不违背。由此解说下文的‘将运舟而下浮’，叙诗人的回船东下，也正相贯通。”[3] 潘先生所“考”之“浮”，不符合战国时代行船之实际。靠顺风泛舟，必需有帆。无帆，风再大也不可能“逆流西浮”。屈原之时，距离始用帆船之时，相差很远。潘先生最好核查一下，看看中国的帆船始于何时？《哀郢》中行船是：“楫齐扬以容与兮”。 ◇再向下，船行至今湖北公安到湖南华容一带，战国时代这里江面宽广，有的地段江湖连成一片。屈原的优美诗句，生动地反映了这里水面宽阔的景象： “顺风波以从流兮，焉洋洋而为客。凌阳侯之泛滥兮，忽翱翔之焉薄？” （三）、“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 此句也是学者们分歧很大的难解之句。 先秦时期的“洞庭*”，既可指洞庭之野、洞庭山，洞庭郡(?)。又可指洞庭湖。(*“洞庭”的问题，详见拙文：《荆楚云梦、云梦泽、江南、洞庭考》[8])春秋战国时代的古洞庭湖很小（见附图），是不是与长江相通，也难以肯定。故“上洞庭”有两种可能。 一是，古洞庭湖和长江不通，船不能从长江直接进入洞庭湖。“上洞庭”是指 船经过“洞庭之野”，上岸采办物品、小住，随后再“下江”继续航行。古代乘船远行，一般天黒都要靠岸休憩，一路上停靠点很多。 另一种可能是，古洞庭湖虽然很小但是和长江有一段水体相连，船到此处，自然进入洞庭湖，过了这一段，再进入长江。 “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驾船顺流而下，来到洞庭地带，随后再进入长江继续向下游航行。 赵逵夫先生说：“‘上洞庭而下江’指北出洞庭顺江而东”[7. P417]；“屈原离开郢都，到了洞庭湖中，原打算到沅湘一带去，后因秦军进军迅速，恐沅湘一带也将为所有，故又出湖，沿江东下。”[7 P433]。 赵先生此说，以“过夏首以后，至洞庭湖口，便折而西行入湖”[7. P416]为前提，“西行入湖”不成立，此说自然也不能成立。再者，此说既没有史料依据，又与《哀郢》文意不合；况且，把“上”洞庭，解释为“出”洞庭，也不妥帖。 潘啸龙先生曰：“由于洞庭湖在战国时代并没有直接与长江相连的‘湖口’或‘通道’，据《水经注》，澧水、沅水、资水、湘水当时均‘合’洞庭湖，并通过继续北流的湘水与大江交会，其名曰‘江水会’。也就是说，洞庭与长江相通，是经由湘水实现的。而湘水与长江交汇，则是南北走向。所以屈原‘上洞庭而下江’实指诗人之船由‘江水会’南溯湘水转向洞庭，而船尾则对着大江。”[3] 赵先生“出洞庭”说，不能成立。潘先生的“入洞庭”论，也难以成立。 第一、潘先生欲考证战国时代洞庭湖的思路很对。可惜，只“止”于北魏郦道元就再不上溯。而《水经注》中的洞庭湖与战国时代不合。战国时代的洞庭湖很小，与湘、资、沅、澧未必贯通。 第二、“南溯湘水转向洞庭”，与“将运舟而下浮兮”文意相悖。 第三、“南溯湘水转向洞庭”以后，如何“下江”呢？ 什么“舟向前曰上，船尾居后曰下，此行舟者习惯语”云云。这是战国时代的“行舟者习惯语”吗？诗人会采用行舟者的习惯语吗？总之，“诗人之船头转向去洞庭方向，而船尾则对着大江”[3]。来解释“下江”，缺乏说服力。 第四、潘先生强调，要“从作品的总体结构及‘上下文’的联系上考察”[3]，这非常正确。可是在遇到具体问题时，潘先生却不用。例如，诗文曰：“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从上下文联系，总体上看，应当是“下浮”、“来东”。而潘先生却断定为：“由‘江水会’上溯洞庭而去”。这岂不是南辕北辙吗？ （四）、东迁的终点 ◇“今逍遥而来东”。这“来东”之地点在何处？ 根据“背夏浦而西思兮”，应当离夏浦不远； 从“登大坟以远望兮”看，当在江边广平之地。 从“淼南渡之焉如”看，该在浩淼大江之北。 到达流放的终点后，屈原丧魂落魄，一片茫然。 “当陵阳之焉至兮”——面对“陵阳”不知身自何处来？ “淼南渡之焉如”——（若）南渡浩淼大江不知那里是何方？ ◇“陵阳”的问题 “陵阳”的解释，现有两种。一曰水波；一曰地名。 若按水波解：则《哀郢》中没有交代“东迁终点”的地名。 若按地名说，又有多种解释： 清代蒋骥首次将“陵阳”解为地名，并确定为今安徽省南部青阳县以南的陵阳镇。蒋氏认为，“《哀郢》从郢至陵阳也。”游国恩对蒋骥此说充分肯定。但是，安徽的“陵阳”，离“夏浦”八百余里。在长江以南的九华山区，离长江将近百里，舟船不能通行。故蒋骥的安徽“陵阳”说，与《哀郢》内容不符，难以成立。 赵逵夫先生说：〖可以肯定《楚辞》中的陵阳在江西省西部，庐水发源处的西北面，即安福以西，庐水以北，武功山以南。〗[7 .P427] 赵逵夫先生的江西“陵阳”，距离“夏浦”的路程更远，约有一千二百里水路，舟船也难以通行。既与《哀郢》诗文不符；又与他自己的论点相悖，也不能成立。——赵先生说：〖此前的“出国门”、“发郢都”、“过夏首”、“西浮”、“顺风波以从流”、“上洞庭”、“下江”、“背夏浦”，历叙其由发郢都至过夏浦一段，次序井然。而在“背夏浦”之后，即说“当陵阳”。似陵阳并不如学者们所说今安徽陵阳那样远〗[7 P422]。 ◇林庚的“鄂渚说” 林庚《史记屈原列传论辨说“破郢”》：“《哀郢》正是屈原九年放逐于鄂渚之后的作品”[9]。林庚的“鄂渚说”，与《哀郢》《涉江》的内容比较接近。作为近似的、概略的说法是对的。当然，从《涉江》的诗文看，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在鄂渚的江北。 “鄂”并非今之武昌。请看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6]第一册P45-46战国•楚越图中的“鄂”——在武昌以东一百多里，今鄂州市境内。 安徽寿县出土的，楚怀王六年（前322年）制作的《鄂君启舟节》曰：“自鄂市：逾沽（湖），上汉，适郧……”[转引《楚系青铜器研究》10. P343]。自今鄂城出发，要越过鄂城与长江间的一个湖泊，才能进入汉水上行到郧。也说明“鄂”不在今日之武昌。 “鄂”的江北就是今日之“黄冈”。 ◇钱玉趾“湖北黄冈”说。 钱玉趾《〈哀郢〉的写作时间及内容新解》提出：“《水经注》说‘江夏有西陵县’，西陵在今湖北黄冈西北。西陵之阳可能也称陵阳。”[11] 《水经注》之说，虽不能证明屈原时代的地望。但是，“黄冈”在“鄂”江北，距离夏浦不远。与《哀郢》“今逍遥而来东”及“背夏浦”之后即说“当陵阳”相合；与“淼南渡之焉如”相合；与《涉江》“旦余济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顾兮”也相合。综合起来看屈原东迁的终点，在鄂渚江北，今湖北黄冈附近的可能性较大。 ◇潘啸龙先生的“二夏浦”说、洞庭“鄂渚”说 潘啸龙先生说：〖《哀郢》提到的“夏浦”不是汉口，而是湘水与大江交会处的“二夏浦”，《涉江》中的“鄂渚”非指今武昌，而是“洞庭湖一带”的某一小渚〗[3] 潘啸龙先生此论是前面“南溯湘水转向洞庭”的后续，前者错了这里必然也错。 再者，说“《涉江》中的‘鄂渚’是‘洞庭湖一带’的某一小渚”。这与《涉江》中的“旦余济乎江湘”、“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不符。已经在“‘洞庭湖一带’的某一小渚”了，为何还要“济乎江湘”?已经在“洞庭湖”了为何还要“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而不是直接“乘舲船余上沅兮”？ 东迁的终点，在鄂渚（今鄂州）江北。则“南溯湘水转向洞庭”不能成立；‘鄂渚’不是‘洞庭湖一带’的某一小渚；那么，“二夏浦”说，自然也站不住脚。 正如潘先生所说，“‘本文’是一切‘阐释’的前提，‘原义’存在于‘本文’之中”，潘啸龙先生的“二夏浦”、“洞庭小渚”之说，缺乏内证，难以成立。 三、《涉江》中反映出的“南征”路线 可能由于原因屈原又触犯了楚襄王（见后“南迁原因猜想”），襄王就加重对屈原的惩罚。约在顷襄王十四年春，把他从“鄂渚江北”的陵阳（？），流放到更僻远的南夷溆浦。 此时的屈原已破灭了对顷襄王的一切幻想，消除了因“信非吾罪而弃逐”，而激发的悲愤之情，思想情绪反而平静了许多。《涉江》开头十二句，游瑶圃、登昆仑，浪漫的想象即是这种心情的反映。 《涉江》的“南征”，从“鄂渚”到“溆浦”，比《哀郢》“东迁”的行程要长很多，但是，对沿途景物的描写却比较少。只对“溆浦”描写得详细一点。 “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反映出屈原在断绝了重回郢都的希望之后，不管流放到多么僻远的地方，已经无所谓了。 （一）、南迁的起点——“鄂渚-陵阳（？）” 《涉江》南迁的起点，应当是《哀郢》东迁的终点——“陵阳（？）”。 《涉江》南迁途中的描写虽然简略。但是，“旦余济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等诗文，提供了重要信息。 南迁的起点“陵阳（？）”，在江北；由“陵阳（？）”去鄂渚需要“济江”； “陵阳（？）”离鄂渚较近，渡江后就可到鄂渚。 “乘鄂渚而反顾兮”——登上鄂渚再回头看一看，住了九年的流放之地。 “欸秋冬之绪风”。绪风：余风。“秋冬之余风”，即早春的寒风。《涉江》出发的时间是早春。 《涉江》中既没有从安徽“陵阳”到鄂渚这几百里行程的描写。也没有从江西“陵阳”到“鄂渚”千余里“舟行为便[7 P437]”的描写。故安徽“陵阳”说和江西“陵阳”说，不但与《哀郢》不符，而且与《涉江》也不符。 （二）、从鄂渚到沅水为何乘车？ 从鄂渚到岳阳、长沙，有大路可行。乘车比乘船逆水而上，方便、快捷。故屈原一行乘车到岳阳长沙之间的“方林”（？），渡湘江；陆路至沅，再“乘舲船余上沅兮”。 （三）、枉渚不在常德，在辰阳。 “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云：“枉陼，地名，今属常德府。辰阳溆浦亦地名，今并属辰州府。”[12]现今不少学者皆从蒋骥之说。 从常德以南的枉渚到辰阳（辰溪），逆沅水而上有五百里左右的水路。按照当时上水的船行速度，至少要十几天以上。——若是“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五百里逆水上行之路，迅捷如此，到像是乘今日的快艇（每小时五十公里的快艇也要五个小时）。这与诗中舟行缓慢的描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疑滞。朝发枉渚者兮，夕宿辰阳。”不相符合。故蒋骥等人的“常德枉渚”说，不能成立。 洪兴祖说得对：〖《水经》云：“沅水东迳辰阳县东南，合辰水。旧治在辰水之阳，故取名焉。《楚辞》所谓夕宿辰阳也。沅水又东，历小弯，谓之枉陼。”〗[《楚辞补注》2 P130] 《涉江》是从下游往上行，故“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水经》是从上游往下叙，故先“辰阳县东南，合辰水”，后至枉陼。《水经》时代与战国时代，沅江上中游的地理变化不大，故引用资料可信。 枉陼距离辰阳虽说不远，但是，沅江“中游，滩陡礁多浪险，怪石巉岩雄峙江面，过去船家视为畏途。”《中国江河》[13. P120]故而上行之船过一个小弯就要历时一天。 总的来说，《涉江》流放的路线是：从江北的陵阳（？），渡江到鄂渚，从鄂渚乘车到“方林？”（今岳阳长沙之间），西渡湘江，再乘车至沅水，换乘舲船溯沅而上，经枉渚、辰阳，最后到达溆浦。 四、其它问题 （一）、“东迁”的时间——顷襄王四年 《屈原列传》：怀王至秦，秦留之，“竟死于秦而归葬。……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14 P627--628] 《太史公自序》：“怀王客死，兰咎屈原”。[14 P949]。 据《史记》，顷襄王三年怀王客死于秦之时，屈原尚未被放逐。结合《哀郢》：“方仲春而东迁。”则屈原被放逐的时间，有两种可能： 如果怀王归葬是早春的事。则屈原被“顷襄王怒而迁之”，有可能在顷襄王三年仲春。 如果怀王归葬是仲春以后的事。则屈原“东迁”，就是在顷襄王四年仲春。 看来后者的可能性大一些。故把屈原放逐的时间定为顷襄王四年。 《哀郢》写于“东迁”九年之后，即顷襄王十三年左右。 （二）、写作《天问》和南迁原因 猜想 屈原被放逐“郢东”，身处逆境，又有大量空闲时间。回想起先前在官府看到的史册、文献；在楚宗庙等处看到的神奇壁画；以及在乡野翁妪口中听到的古今异闻……，对宇宙形成、天地日月、神圣怪异、历史传说……进行了跨时空的思考，着手创作《天问》。经过多年探究，屈原就自然、历史、神话传说和社会人生方方面面，一口气提了一百七十几个问题——“他放言无惮，言前人所不敢言，问尽了古今宇宙时空的种种问题”。 《天问》中不但包涵很多深刻的哲学问题，并且对当时已有之定论大胆怀疑，严厉追问，试图找出新的答案。无疑是对宇宙万物，社会历史经过了长期、深邃的哲学思考；对其诗文经过了千百次的推敲、修改，才凝聚成这篇空前绝后的奇文。 由于埋头写作《天问》，心有所系。等到写好《天问》后，才发现“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这时强烈的愤懑不平之感、浓郁的思乡之情一齐涌上心头，故而很快写出了《哀郢》。《天问》和《哀郢》均完成于顷襄王十三年。 流放者的一切言行均在监控之中，屈原所作《天问》《哀郢》，自有人向上呈报。 《哀郢》的要害是——“信非吾罪而弃逐，何日夜而忘之！”；这是屈原遭受冤屈后，悲愤心情的发泄。屈原“坚信自己光明磊落、毫无过错”，他的愤愤不平，直接针对顷襄王。还指责顷襄王：“憎愠怆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 “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则反映了屈原想重返郢都“企求与君王‘离而复合’重新被起用”的强烈愿望。 《哀郢》对王不敬。《天问》对天不敬。襄王看到《哀郢》、《天问》后，更为愤怒。不但不准屈原回郢都，反而把屈原从鄂渚北的陵阳（？），流放到更僻远的南夷溆浦。 （三）、“东迁”“南征”都是楚王的决定。 屈原被流放，不是自己想去那里就可以去那里，多半是楚王指定去那里就要去那里。 从《哀郢》：“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从《涉江》：“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等记叙来看，“东迁”、“南征”都不可能是屈原的自主决定。 流放者没有自由。流放途中有人监押，沿途各地安排食宿和交通工具，到目的地后，地方上有人监控管理，安排食宿，关照生活。否则上千里路的旅途开销；十几年或二十来年的衣食住行的花费，从那里来？屈原虽然被流放，只要是按照楚王的指令行动，各地的官员仍然要按照规定接待、供养。 屈原虽出自贵族，但是早年贫贱（《惜诵》：“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为官正直清廉，不大可能富有。假如流放途中，没有国家安排食宿和交通工具；流放之地，没有地方官员按排食宿，关照生活。他早就贫病交加、倒毙路野。更不用说他还要写诗作赋；还要讲就“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 （四）、屈原的流放地点有四处 历来都说，屈原放逐于“江南之野”；“南楚”“沅湘之间”。实际上屈原的流放地点，可能有四处：1、汉北。2、鄂渚江北某地（陵阳？）。3、溆浦。4、长沙（汨罗）。 楚怀王时“流放汉北”，约始于楚怀王二十五年，在汉北三到四年。 楚顷襄王时，从顷襄王四年到二十年或二十一年自沉汨罗，共十六七年。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把屈原在楚顷襄王时的“放”分为三个阶段：郢都至陵阳，陵阳至溆浦，溆浦至汨罗。这与《哀郢》、《涉江》、《怀沙》大致符合。（但是，蒋骥的“安徽陵阳”说，不能成立。） 顷襄王四年东迁的目的地，在鄂渚江北（陵阳？），居九年左右。 顷襄王十四年南迁溆浦，在溆浦约三年左右。 可能在楚顷襄王十六——十七年。顷襄王允许屈原离开僻远的溆浦，北迁到长沙附近的汨罗江畔。《怀沙》是写此次北迁的作品：“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伤怀永哀兮，汩徂南土。”汨罗位于郢都之南，故曰“汩徂南土”。“进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将暮。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从溆浦北迁长沙，故曰“进路北次”。 屈原在汨罗四年左右。楚顷襄王二十年“秦将白起攻鄢，引西山长谷水灌鄢，楚军民死数十万”；或者，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屈原悲楚国之命运，自沉汨罗。 以上粗浅看法，谬误不当之处，请指正。 主要参考资料 [1] 朱熹《楚辞集注》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6年3月第1版 [2]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3月第1版 [3]潘啸龙《驳蒋骥“屈原迁于陵阳”说》《中州学刊》1988年第3期 潘啸龙《关于屈原在江南的放逐地域》 潘啸龙《关于<哀郢>的历史地理问题》。 潘啸龙《屈赋研究三辨》《云梦学刊》社科版1996 01 P1-8 [4]《先秦诗鉴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12月。 [5] 林云铭《楚辞灯》卷三 [6]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P45-46(战国•楚越) [7] 赵逵夫《屈原和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 [8]《云梦、云梦泽、江南、洞庭考》 http://www.pkucn.com/viewthread.php?tid=135124&extra=page%3D2 http://www.cass.net.cn/chinese/s15_wxs/Article.asp?ID=3743 [9] 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月版 [10] 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 [11]钱玉趾〈《哀郢》的写作时间及内容新解〉 http://www.poetry-cn.com/zhuantiyj/quyuan/lunwen035.htm [12]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13] 王经国主编《中国江河》中国科技出版社2000年7月 [14]《史记》岳麓书社 1988年10月 （收稿日期：2005年10月6日） 原载：本站首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