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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年来，古代文人年谱的编写取得了可喜成就，对古代文学研究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1993年12月，有两部《王世贞年谱》同时问世:一部是《晚明曲家年谱》三十九家之一，由徐朔方先生著(以下简称徐著);一部是《新编明人年谱丛刊》中的一本，由郑利华先生著(以下简称郑著)。从出版的时间看，两位著者绝不可能先读过对方的著作，而后在自己的撰写中有所借鉴;从垮者的情况看，两部年谱的作者，徐朔方先生是学界前辈，郑利华先生是后起之秀。这使得两部同题年谱产生了一些可比性。就王世贞而言，清人钱大昕和王世贞后裔王瑞国曾为其著有年谱各一卷，但内容均极为简略且识见多已陈旧。相对于王世贞在明代中期文坛上的地位和影响，前人编写的这两卷年谱，已远远不能适应当今对王世贞乃至于对明代文学研究的需要。两部今人编写的《王世贞年谱》问世，因而具有了相应的意义。 二 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形态和年谱与年表、家谱的衍生关系，使旧年谱带着先天的缺陷:对谱主颂扬多而批评少，对史料繁征博引，排比罗列。情形自不可一概而论，故“批判地继承”这一原则并未过时。当代人写年谱，应当对旧年谱的缺陷加以改造，目的明确与客观真实地论列谱主生平重要史实，清晰简括地表现出谱主的主要面目。在这里、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对谱主的定位与对旧例的必要改造。这是决定史料取舍的重要依据，也是著者思想倾向和方法论的集中表现。二者相互联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徐朔方先生将谱主定位于影响明代文坛长达三四十年之久的“后七子”领袖，以引论和正文两部分构为论叙结合之体。引论是著者对谱主所作的综合性评论，正文则是对谱主生平事迹的编年记载。“两者间或互有详略，各相补充”①，表现出宏观与微观有机结合的科学方法，为年谱的编写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实例。中国传统为人物作传的正格，上焉者为据实直书，不下断语，所谓“寓论断于叙事”。年谱编年系事的记载方式，好像使批评论断不易插人。也因为以编年为序，使得谱主的主要面目、一件事的前因后果或某一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往往不能前后连贯地表现在正文中。因此，为使读者开篇即能对谱主有一个基本印象，在正文前冠以引论，提纲挈领，勾勒出王世贞文学活动的主要轮廓，正文则以引论为纲，对卷帙浩繁的资料进行剪裁、取舍、辨别，用史实来充实引论，构成王世贞一生主要文学活动无重大遗漏而又眉目清楚、不失有机联系的编年史。综论与实证相结合，使一代文豪王世贞的主要面目和生平重大史实得到了符合实际的表现。下面举最突出的三条为例: 其一，“后七子”的形成是明代中期文坛及王世贞生平的要事，徐著在引论中对这个流派进行了概括评论，正文则于嘉靖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列举各种史料考辨厘定，以精审的史实载录其活动的轨迹。著者深入挖掘了蕴藏于史料中的意义，从而揭示了一个为人忽略的历史真相:“后七子”曾历经嬗变，并非如人们一向所认为的那样从来是一个整体。徐著以诸子所作《五子诗》为考察“后七子”形成与嬗变的一个基础史料，嘉靖三十一、三十二年载录此诗为李攀龙首倡，诸子和之，不列己名，实为六子。其中谢榛年辈略高而科场失意，以山人身份与诸子交往。后来，谢榛与李攀龙发生矛盾，王世贞等也附和于李攀龙，遂追改其作，摒谢榛于五子外，以吴国伦代之。王世贞改作后的《五子篇》列名者为李攀龙、徐中行、梁有誉、吴国伦、宗臣。诸子《五子诗》所列人名，改作后的亦皆以吴代谢，只有宗臣和梁有誉因早回故里而后又早逝，未及改作，故二诗犹存原貌，有谢而无吴。吴国伦新登改作后的《五子诗》，再加上咏者自己与原有的谢棒，被称为“七子”。这样，“后七子”的来龙去脉就被清晰而真实地勾勒出来了。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