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文学研究领域中不少学者在关心着文艺学的前途命运，哈姆雷特式的存亡问题似乎成了我们眼前面临的现实危机，由此也就引发了许多讨论或是争论。在我看来，这样的讨论或争论恰恰是中国文艺学界仍然具有生命活力的表现。反之，如果大家都很冷漠，都置若罔闻，那么所谓的文艺学就真正要走向死亡了。由于笔者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多少做了一些涉及这类问题的翻译与写作工作，也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现在就不揣冒昧，谈出来以就正于关心这些问题的同道。 在进入正文之前，我想首先来追索一下形成这次论争的缘由。简单说来，这大约有两条:其一，是对目前高校中文系中文艺学的教学现状，尤其是教材状况的严重不满;其二，受到近年来欧美学界文化批评、文化研究勃然兴起的强烈影响。应当看到的是，这一次对于文化研究的推崇，并非以往那种只知道一味追随国外时髦思潮的行为，而是同对于中国文学自身的状况，甚至中国文化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状况的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许多论者对于上述现状非常敏锐，他们看出来先前曾经显赫一时的现代文学以及当代文学如今已经走向了衰落，代之而兴起的，是所谓大众文化，是影视文化，甚至是图像文化，包括现在大受儿童抑或成人喜欢的“动漫”文化。而即使是那些仍然可以称之为“文学”的创作、写作，也早已不再恪守先前文学理论的规约，早已突出了重围，甚至可以说已经走向了“非文学”。那么，对应这种现状，先前的文艺学就势必应该发生变化，甚至应该受到“颠覆”。至于说到前景出路等等，按照西方社会如今的发展趋势，中国的文艺学也同样应该走向文化批评或是文化研究。如果上述所言还不算背离这些朋友们的原意的话，就可以断言，他们的确提出了值得认真对待和深入探究的问题。在我看来，论争所涵盖的主要有这样一些课题:第一，什么是文学?时至今日，应当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已经习惯了的“文学”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者说到底什么算是文学，什么不算是文学?第二，与此相应，什么叫做文艺学?所谓文艺学，所谓文学理论又应当与怎样的文学现实相适应?或者说，原有的文艺学是否还有原封不动存在下去的必要?然而，由此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是否只是面临着唯一的出路，是否只有文化研究、文化批评这一条道路可走?除此之外就真的别无选择了? 我们首先来观察一下第一个问题，也就是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就笔者所知，这一课题的探讨在欧美早在若干年前就已经开始，至今尚未休止，借用英国一位学者的话来说，就是:“在二十世纪后期，‘文学'作为一个概念，一个术语，已然大成问题了。一方面，是由于某种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的污染，将‘文学'视为某种精英文化的典范;要么相反，是通过激进批评理论对‘文学'进行‘去神秘化'或是解构，把这个词弄得百无一用……也许就剩下一条路好走了，就是干脆将它删除抹掉。”（引自笔者所翻译的彼得·威多森的《文学》第一章，将在近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今天，人们对“文学”提出的质疑，主要之点就在于怀疑世界上存在着这么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概念。这里且不谈西方中心主义的事情，就是在西方学者那里，也不再假定有一个贯穿西方历史的“文学”概念了。威多森等学者对此做出了细致的探索。在他们看来，“文学”这个获得了某种现代性定义也因此获得了普遍性的概念，大体上是出自19世纪初期前后。举例而言，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在1802年出版的《抒情歌谣》的序言中就已经透露出一点消息，他在使用“诗艺”这个词的时候说明，这是与“散文”这个词正相对立的，而且是‘有韵律的写作'的同义词。依据雷蒙德·威廉斯的解释，华兹华斯的这一说明表明从“诗艺”到“韵文”经历了一个特殊化的过程，这也与长篇小说这样的散文形式变得日益重要相一致，由此也就使得“文学”这个词变成最为普遍适用的词了。此后，马修·阿诺德及其弟子又赋予“文学”这个词以更富于现代性的意义，例如“民族文学”等等意义。从教育体制上说，“英语”以及相应的“文学”作为课程，大约是在1820年才第一次进入英国 的大学学院（进入剑桥和牛津则是晚得多的事情）。这样看，“文学”这个词具有了现代性意义，主要是一个发生在19世纪的事件过程。而且，再进一步说，从“文学”这个词的学术思想来源看，是康德美学以及浪漫主义才真正奠定了“文学”这一概念以审美为中心的含义，使得“文学”这个词的所指，事实上变成了“纯文学”、唯美文学的专称。依据韦勒克的研究，“文学”这个词的变化可能出现得更早，他敏锐地指出，这个词在18世纪60年代之前就已经经历了一个双重过程，一个是‘民族化”的过程，另一个是‘美学化”的过程。韦勒克的这一概括十分精辟，应当引起文学理论家与文学史家的重视，人们完全可以由此而从事一些进一步延伸的研究。我们现在暂且搁置西方学者的考据，而进一步观察一下所谓“美学化”过程的内情。在这里，有必要引证伊格尔顿的分析: 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即十八世纪后半叶进入浪漫主义的时期，也就是眼看着现代“美学”兴起的时期。这一美学的兴起决非偶然……它主要出现在上述这样一个年代，出现在康德、黑格尔、席勒、柯勒律治以及其他一些人的著作里。因此我们也就因为承袭的缘故而形成了这样一些现代观念，诸如“审美经验”、“审美和谐”以及典型作品的独特本质等等观念……曾经有过这样一些假定，例如，设定某些固定不变的对象而冠以“艺术”（art）之名，或是将某些孤立隔绝的经验称之为“美”（beauty）或是“审美”（aesthetic），然而，所有这些假设在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对于社会生活的艺术异化。所谓“创造性”的作品，其要点就在于让它显得金碧辉煌而却没有丝毫的功用，在于让它成为某种目的，就是从卑污肮脏的社会功利目的转为追求崇高的目的……艺术，就是这样被拯救出来的，是从物质实践、社会关系、意识形态的意义中拯救出来的，而最终成为一种孤独的偶像。 （这段话为笔者所译，参见伊格尔顿:《文学理论》（1983，1996）牛津布莱克韦尔出版社） 伊格尔顿所叙述的，就是19世纪在西方发生的文学审美化或曰美学化的过程及其实质。由此我们可以立刻联想到中国的文学革命——从清末民初梁启超呼吁的小说革命、诗界革命，到胡适、陈独秀、周氏兄弟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新文学运动，几乎同样在经历一个审美化或曰美学化的过程。美学，说穿了是现代西方美学的确是伴随着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一道成长的。这个美学化进程的最高典范就是朱光潜先生30年代的代表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等，这立即成为中国现代纯文学的最相称的理论表述和指导思想。而站在左翼阵营的革命文人们，尽管在政治立场上与朱光潜等人是势不两立的，但是对于美学化即具有现代性的美学化并无异议，在思维方式与主要命题上并无严重差别。他们当然要求文学从属于政治，但是并不绝对排斥文学的审美特性，相反，从左翼文学家的角度看，他们更希望政治与文学艺术这两个命题能够综合起来，这样就可以表述为“用具有审美特性的文学为政治服务”。换句话说，不论所谓右翼还是左翼，在更深的层次上大家都同样持有现代性以及现代性文学的立场。在这一点上说，堪称貌异心同!在中国，可以说在几乎整个20世纪中，现代性的文学观念都是一条贯穿线，都是一种主旋律。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事情才开始发生变化。对于这些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文学的、艺术的种种或隐或显的变化已经有了许许多多的叙述和分析，因此不必 在此赘述。应当指出的是，作为一种历史巧合吧，西方的种种“后学”也在此时得到大力引进。进入21世纪之后，当人们以为这种缘起于上世纪80年代的持续引进已经再无新说的时候，在文坛上却又出现了依然是引进来的而且在西方学界声势不小的“文化研究”。正如本文在开头所说的，这次的引进鼓吹恰恰切中了中国文学理论教育的时弊，因此也同样形成了不小的势头，在许多文学报刊上都刊登了与此相应的探讨论证文章。应该说，倡导文化研究的专家的确给今后的文学研究指明了一条出路。然而，我要提出的质疑是，难道我们就不能考虑另辟蹊径吗? 由此我们也就进入了第二个问题的讨论。在我看来，今天的文学学术界由于80年代以来，或者说自清末民初以来长时间养成的引进心态和追随心态的缘故，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往往偏重于关心西方学术理论的道理，关心它是否适合于引入中国，换句话说，我们的话题、思维方式甚至语言都隶属于西方的引力场。我们常常以认同的心理，或是以他者的身份在印证来自西方文化中心的理论、观念。我们往往可以对西方的思想、学说如数家珍，熟悉程度己不输于通常的西方学者，但是，由于观念上的偏执也会导致我们在知识上的缺失，在研究方向上的迷误。这里所说的，主要是指我们自己对于中国的文学传统事实上知之甚少，甚或不大关心，不去深想恰恰是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了那么丰厚的文学财富，我们完全可以在整理研究这一文学遗产包括理论遗产的基础上，形成我们自己的结论，为什么只会追随别人呢?比如说，在人家那里，“审美”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价值术语的时候，我们就会跟着着力去区分“纯文学”与“杂文学”，并且会据此去做文学史、文论史的研究。又比如说，眼下“文化研究”正行其道，那么我们就会随之改换标准，相应地去贬斥“纯文学”，去抬举那些“杂文学”甚或是“非文学”。在早先，我们会极力抨击功利主义文学或功利主义美学，高举康德美学的大旗而排斥黑格尔;现如今又会因为康德在西方激进学者那里成为批评的靶子，极力抨击康德的“无关心”的美学思想，抨击一切具有美学倾向的理论主张，并且会扣上一顶“审美主义”的帽子。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西方左派那一套“政治正确性”，如今也成为我们的重要价值尺度。实在地说，这个“政治正确性”的价值标准具有过分的排他性，因此也相当狭隘。那么，我们能不能将来自西方的这一切暂且搁置，不管他正确不正确，掉回头来看看我们自己的文学历史。在这里，我们不妨以唐诗为例。首先要声明的是，对于唐诗，完全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研究，其中也包括所谓文化研究。举例来说，研究唐诗，研究唐诗中的酒令，当然可以也应该研究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唐代的进士文化、宴饮文化、妓女文化，但是也不必排斥对于唐诗在审美方面的研究。我们毕竟见到了一个诗歌是如此繁荣的时代，无论是精英还是庶民都是那么喜欢这些诗歌。他们喜欢的又究竟是些什么?难道不是那些琅琅上口，明白如话的律诗与绝句吗?难道不是杜甫、白居易那些深切关注民间疾苦的倾诉吗?当时虽然没有康德式的哲学家能写出《判断力批判》那样的著作，也没有提出超功利的“美学”来，但无可否认的是，唐代的中国人的确有自己民族群体的欣赏爱好，称之为风靡一时的审美风尚又有何不可?哪怕是今天，中国人事实上依然非常重视语言文字的音乐性，文字是否足资朗读依然是一项重要的欣赏标准。至于这种风尚是否属于“现代性”，是否堕入了“审美现代性”的魔 障，统统可以不管。如果我们有自己的欣赏习俗，有自己在这方面的理论思考，例如最为直接的诗评、诗话，或是与诗歌欣赏密切相关的音韵学、修辞学不是都可以成为中国文艺学的根基吗?在我看来，今后的中国文艺学至少会有两方面的来源:一是进入现代以来所接受的西方文艺学;另一个是中国古代文艺学。当然，简单地将“诗文评”等同于古代文艺学是不可取的，实际上涵盖的范围要广阔得多。例如，是否可以考虑中国的古代性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像陈寅恪先生那样的大家，在实现他写出中国通史的宏愿之前，先动手做中古时段的唐史研究是有深意的。也许可以说，在政治制度上，在思想文化上，在对外交往上，唐代都堪称中国古代性的典范。那么，作为后人，又为什么不可以在研究现代性的中国之前，也研究一下中国的古代性呢?这古代性当然包括思想文化，包括当时的中国人是怎么看待“文学”的。哪怕中国人是那么与众不同地偏爱“纯文学”，偏爱“审美”，也与他人无关。我们不必忏悔，不必惭愧。如果中国人就有这么一个对于美诗、美文极力追求的文学传统，又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非要是“白话文学史”或“国语文学史”才弥足珍贵呢?说到底，如果我们做成了有价值的“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史”，不就会因为有了这样可靠的参照而写出有分量的“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研究”了吗?那么，具有了对于古今中西文学观念的真知灼见，在这样的基础上，不也可以好好地做成中国的文艺学吗?说到底，西方学者包括激进学者所关心的还是西方世界的事情，他们会关心中国的文艺学么?这些工作还得依靠中国人自己做! 原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