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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历史上爱祖国、爱人民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应是中国文学的主流。古代士人的爱国情怀突出表现在坚持民族气节，宣传民族意识，弘扬爱国精神，纵然身处逆境中仍把祖国统一民族振兴和道德理想的实现看作是人生各种需要中最高的层次。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国主义文学有着独特的精神气质，鲜明深刻地表现出中国人民传统的威武不屈的伟大品格，生动丰富地塑造了大量充满牺牲精神又各具特色的民族英雄形象，始终承担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始终坚守着与民族共命运、与人民同呼吸的文学品格，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读者和广大人民群众为追求民族解放、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 关键词 古代士人；爱国情怀；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全民族主导的精神力量，是决定民族素质的重要因素。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5000多年的发展中创造了丰富的文化成果，形成了独具特色、内涵丰富的民族精神，突出地表现为热爱祖国，不屈外力，勤劳勇敢，豁达乐观，酷爱自由，不畏强暴，见义勇为，英勇奋斗等等。这种民族精神对于整个民族的统一、稳定和发展起了不可取代的巨大作用，有着超越时代的深远影响。中国人历来黜幻想而务实际，政治思想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重视国计民生；学术活动历求经世致用，兴国安邦；古典文学一贯重视现实主义传统；立身行事，讲究脚踏实地，实实在在，鄙视华而不实的幻想与空谈。因此，古代士人的爱国情怀有着实实在在的内容，既可不畏艰险，殚精竭力，投身祖国物质文化建设；又可反对民族国家的分崩离析，维护各民族的团结，捍卫祖国的统一；既可团结对外，同仇敌忾，奋起抵抗，誓死不渝，直到彻底战胜侵略者；又可勇斗愚顽，兴利除弊，推动祖国走向繁荣富强。爱国主义精神作为一种伟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富强，推动社会进步起了重要作用。 爱国主义作为中华民族团结一致的最重大的凝聚力量，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在历史典籍《战国策》中，就出现了“爱国”一词。[1]东汉时，荀悦的《汉记》中就有“爱国如家”的说法。国荣我荣、国辱我辱，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民族英雄，创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业绩，日益巩固和凝结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崇高道德责任。如一代宗师柳宗元，传承并宏扬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他崇奉“圣人之道”，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他有炽热的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感；他是非分明、憎恶扬善；他既能够在顺境中刻苦钻研、勤奋写作，也能在逆境中战胜困难、有所作为。尤其是柳宗元身上表现出来的宽厚的仁爱思想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不仅影响了他的人生道路、处世方式和文学创作，也集中的体现了我们民族可贵精神。在柳宗元的一生中，无论在顺境，还是在逆境，始终没有忘记的是仁爱和忧患。在他的创作中，无论是何种体裁，无论是那个时期的作品，贯穿始终的主线都是爱与忧。仁爱和忧患在柳宗元身上，又表现为互为因果关系。因仁爱，忧患意识表现得更为强烈；因忧患，仁爱表现得更为宽厚。他的人生悲剧，可以说，是仁爱和忧患的悲剧。他的不朽，也是仁爱和忧患精神的不朽，是民族精神的不朽。总结、继承柳宗元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现实意义，即要有关爱之心，要注重言行一致，要学习传统文化。[2] 在历史上爱祖国、爱人民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应是中国文学的主流。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国主义文学有着独特的精神气质，鲜明深刻地表现出中国人民传统的威武不屈的伟大品格，生动丰富地塑造了大量充满牺牲精神又各具特色的民族英雄形象，始终承担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始终坚守着与民族共命运、与人民同呼吸的文学品格，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读者和广大人民群众为追求民族解放、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中华民族凝聚力作为民族发展的驱动力，既表现出鲜明的民族个性特征，又表现出其与时俱进的内在品质。不同国家、民族的凝聚力都是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发展的历史积淀。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与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和中华整体观念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５６个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华文明，共同书写了一部辉煌的中华文化史；另一方面各民族又分别以其个性，使中华文化异彩纷呈，并以其共性表现了中华文化的趋同性和整体性。正是这种密切的文化联系与其他因素一起，推动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发展，也正是这“血浓于水”的亲情使古典文学的文化特征从一诞生起就具有自身独特的民族特性。这一民族特性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精神。反过来，爱国主义又使我国各族人民风雨同舟，自强不息，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视民族、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以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为荣，以危害民族、国家，谋一己之私利为耻。 抗敌御侮的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无尽源泉，是维护和保卫国家民族利益的永恒动力。中华民族历来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强不息的民族意志，对于任何外敌的入侵，有宁死不屈的抵抗精神。而且愈是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自强不息、抗敌御侮的民族精神表现得愈为强烈，从而凝聚成一股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足以克服一切困难，直至最后的胜利。“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悠久的古训是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精粹的概括，而文学永远是现实生活和作者深沉情感的表达。在战国时代，有屈原的《国殇》，歌颂为国捐躯的勇士：“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汉代除苏武北海牧羊十八载外，还有有贾谊“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飞“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陆游“位卑未敢忘国忧”；明清除了郑成功抗击荷兰殖民者和夏完淳抗清的英勇史迹及其文学表现外，还有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秋瑾“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恃铁血报祖国”。……这样的爱国精神代代相传，中华民族始得根深叶茂，能够抵御任何狂风暴雨。几千年斗争的精神积累，终于筑成了一座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的长城，造就了一座汹涌激荡的民族情感的火山。历史证明，每当民族生存受到威胁的危急关头，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就能凝聚起全民族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坚忍不拔地为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为救亡图存而斗争。这时民族内部虽有激烈的矛盾斗争，也能在民族精神感召下，“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捐弃前嫌，共同赴敌。 中国文学与中华民族精神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在文学与民族精神的相互作用中，民族精神可以为文学创作灌注原生的活力，文学创作又可以不断地蓄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命力，因而弘扬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与繁荣发展中国文学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中国古代文学对于民族精神的表现以及民族情感的宣泄，素来是十分强烈的。如中华民族的刻苦耐劳精神是世上公认的，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从来就宣扬这种精神。孟子曾列举一些经过艰苦锻炼成才的人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诚所谓，不经清贫难成人，不历打击总天真；自古英雄出炼狱，富贵总是落凡尘；醉生梦死谁成器，瘦马金锤定乾坤！司马迁则在《报任安书》中将其概括为“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 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 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民族情感是由于共同的生活环境和利益，在与他民族的关系中形成的民族心理体验，是构成民族精神的重要心理因素。中华民族的民族情感形成了仁人志士报效国家、牺牲小我的政治理想传统。它突出表现了中华民族以小我成全大我，牺牲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去维护整体利益和全局利益的独特品质，从而形成整体为上的价值取向，这在经典名篇中都有明显的表现。从《诗经》中的“夙夜在公”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们构成了文学上激动人心的群英谱。由此，坚持民族气节，宣传民族意识，弘扬爱国精神，构成爱国文学的基本主题和主流。《史记》“廉颇蔺相如传”中，司马迁为后人塑造的廉颇和蔺相如很有典型意义。蔺相如在外敌面前临危不惧，不辱使命，成功地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在内，他不以位高而自傲，面对廉颇的挑衅，表示要“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显示了为国义弃己利的君子风度。蔺相如的“不战”而胜和廉颇后来的“肉袒负荆”，是“整体为上”的道德准则在注重国家利益上的具体表现。[3]《汉书》“苏武传”描写了汉朝使者苏武在匈奴的艰苦环境中，如何宁死不屈地保持民族气节。《东周列国》中记载着郑国商人弦高赶着牛群去洛阳贩卖。路上偶尔得知秦国已派出大量军队偷袭郑国。紧急中，他一面派人连夜赶回郑国去送信，一面机智地以郑王使者的身份，带着四张牛皮和十二头牛去“欢迎”秦军，致使秦军在惊讶之余，不得不放弃了此次行动。弦高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但他的义举却显现出中华民族历久弥坚的整体为上传统的深入人心，那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于这种信念的弘扬，会使那些“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小人自惭形秽，这就是经典文学的魅力。 古代士人的爱国情怀突出表现在纵然身处逆境中仍把祖国统一民族振兴和道德理想的实现看作是人生各种需要中最高的层次。这体现出我们的祖辈们在坚韧不拔地对崇高精神的追求中，总是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人生哲学相联系，即所谓“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在《报任少卿书》一文中，司马迁以极度悲愤的心情，申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了内心的无限痛苦。真挚之感，切肤之痛，跃然纸上，令人动容。然而其更为感人的地方在于，即便处于此种境况，仍涌动于作者内心的理想之光。“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为了能死得重于泰山，司马迁以超人的毅力，忍辱负重，最终完成了匡世之作《史记》。在古典小说《水浒传》中，“及时雨”宋江被发配沧州时，以戴罪之身尚还怀有“他年若随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志向，虽是酒后之言，谁又能说不是酒后吐真言呢？一代诗圣杜甫也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流露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道德理想。陆游更是“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何等地赤诚满怀、豪情满天啊。这种刚健自强的精神和志存高远的胸怀，在几千年中华历史长河中，一直激励着正直人士发奋向上。 民族精神是长期形成的，民族传统、民族文化、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心理特征，会自然而然地渗透到民族精神中来。而爱国情怀、民族情感一旦融入无数华夏子孙的血脉中，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内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对于生命虽短促而宇宙却永恒的感悟乃至对于历史、人生的思索，实际是对于生命永恒的向往，是珍视生命、热爱生命的一种独特的表现方式，而这一切在古代士人眼中，都与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参考文献： [1] 刘向 战国策 [M] 北京：团结出版社, 2002 [2]柳宗元 柳河东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3] 安平秋、张大可主编 史记教程[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3 原载：作者投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