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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百年来对新诗的批评不绝于耳，给新诗带来巨大的压力。[1]尤其是批评者经常以古诗作为参照系，以古诗的辉煌来比衬新诗的衰败。 最有代表性的是郑敏先生在1993年发表的长文《世纪末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认为：“语言主要是武断的、继承的、不容选择的符号系统，其改革也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她认为新诗成就不高，原因在于“由于我们在世纪初的白话文以及后来的新文学运动中立意要自绝于古典文学，从语言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竭力使创作界遗忘和背离古典诗词。”[2]郑敏先生后来还进一步认为，新诗还没有定型。与之相反，吴思敬先生则认为新诗的过去本身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3] 臧棣的关于新诗因其体现现代性的追求因而自成传统的论点,是对以上否定性批评最有力最有理论意义的反击。他认为：“中国新诗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并非是一个继承还是反叛传统的问题,而是由于现代性的介入、世界历史的整体化发展趋向、多元文化的渗透、社会结构的大变动(包括旧制度的解体和新体制的建立),在传统之外出现了一个越来越开阔的新的审美空间。所以,从现代性的角度看,新诗的诞生不是反叛古典诗歌的必然结果,而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不断拓展的一个新的审美空间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这个新的审美空间的自身发展,还与中国的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这一宏大的现象本身已自足地构成一种诗歌传统的历史。而这种追求也典型地反映出现代性的一个特点：它的评判标准是其自身的历史提供的。” 臧棣对“现代性”与中国新诗的关系的研究颇具哲学意味。他认为，应将“现代性”视为自足的，其合法性是从它自身获得的，现代汉语诗歌与中国传统诗歌之间是重新解释的关系，而非继承关系，现代诗歌的传统是“现代性状态中的传统”。“在新诗与旧诗的关系上，现代性自身的内在逻辑是决定新诗面貌和走向的根本力量”。“其评判实质上是一种自我评判：这种评判所需的标准和尺度都源于其自身，而无法从外部获得。” 臧棣的理论自有渊源。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序言中就提出了“绝对即本体”的基本观点。绝对与本体的同一表明了黑格尔的本体论不是一般形而上学意义的本体论，而是绝对自己的本体论，因此它所有的观点、方法和理论上的展开只能自圆自说，自己证明自己，因此黑格尔的绝对就是绝对自身的绝对。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绝对除了依靠自性展开外，别无它途，就是说绝对只有与自己的同一是唯一可以展开的起点。 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自在自为、自己产生自己、自身运动发展的思辨观念就由此发生。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看做世界的本原。绝对精神并不是超越于世界之上的东西，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现象都是它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表现形式。因此，事物的更替、发展、永恒的生命过程，就是绝对精神本身。 这种黑格尔式的思维方式在现代并没有消失,关于这一点,从臧棣所征引的关于现代性的论述即可明白。这是一种理论上的浪漫主义。但是臧棣引用哈贝马斯作为自己理论的支持，却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哈贝马斯恰恰是对黑格尔式的思维方式持批判态度的，他指出黑格尔式的美学是宗教衰落以后的新的神话。正如肖鹰所说：“对于哈贝马斯，从黑格尔直到德里达，现代性哲学话语的根本错误在于，它对主体性的批判只是主体自我的自反性批判。这种批判，只能实现为无终结的主体自身与它的镜像之间的相互映照。也就是说，这种自反性批判不能真正实现对中心化主体的突破和超越。”（《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评述》） 对于新诗，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信仰，但也需要客观的态度，不这样无法推进新诗的进步，不这样无法形成共识，不这样无法进行有效的讨论。 可以说，像臧棣把“现代性”这样神化的确实罕见。亚里士多德曾有这样类似的冲动，认为哲学是最高的理论知识，是智慧，具有最大的普遍性，能够概括一切事物，它讨论最基本的原则和原因，而这个原因本身就包含了它的目的。但即便是哲学，在语言学转向以后，也不再有亚里士多德的自信。维特根斯坦说，一切形而上学毫无意义，对说不清楚的东西哲学家只能而且应该保持沉默。语言的界限即是思维的界限。哲学也自动放弃了自为自在唯一自由的科学的尊荣。 我觉得对于新诗而言，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有助于我们正确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新诗是什么？它首先是诗，而不是现代性。是诗就要接受别人的评判，它不能自己评判自己，不能以自己为标准，它不是自在自为的，也不是只为自己而存在。一句话，新诗是有目的的，它的目的就是审美，而不是那个虚无缥缈的莫名其妙的现代性。 所以评价新诗需要一个参照系。如果把新诗孤立起来，单纯地不与外界发生任何联系地评价新诗，不可能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任何评价都是相对的，和周围有联系的。新诗不可能绝对的好，也不可能绝对的坏，它的好坏总是相比较而存在。同样的道理，评价古诗也同样，要么不评价，要么就需要一个参照系。就是牛顿，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也要假设一个“第一推动”，因为事物无缘无故的加速运动是不可能的。我们也同样无法理解，一个人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只有深入了解新诗的古诗背景，才能更好地为新诗定位。这是我研究新诗的基本态度。忽略古诗的存在，不但不可能，而且是荒谬的。 （二） 拒绝对新诗引入外部评价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对于新诗不要作整体主义的评价。这个观点仍然由臧棣提供：“不要把新诗和古典诗歌的界线想得太绝对，也不要把诗歌的发展想象为一条线形的历史进程。文学史，或者诗歌史，依据整体主义的思路，对诗歌所做的线形描绘（特别是以前流行的诗歌史），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对诗歌的阅读。而大多数人则往往看不到这种阅读的特殊性，以为诗歌的发展史就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不存在任何审美的断裂。比如，在看待新诗与古典诗歌的关系上，人们总倾向于用一种整体主义的眼光来衡估新诗的文学史地位，来估量新诗的艺术成就，然后说什么新诗的成就不如古典诗歌。我以为这样的视角很成问题。”（《谢谢你，诗歌——臧棣答〈诗选刊〉问》） 我认为臧棣的思路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新诗是自在自为的，它是现代性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运动从而是现代性的自我展开。这说明新诗是可以作整体主义的评价的，因为它符合福柯的定义：“让一切现象围绕一个中心——一个原则、一个意义、一个精神、一个世界观。”这个中心就是现代性。 其实，即使不以现代性为中心，对新诗做整体主义的评价也是可以的。因为新诗确实是有中心的，这个中心就是向西方学习，与古诗传统决裂。当然，新诗的中心到底是不是向西方学习，与古诗传统决裂，可以讨论，但说新诗不可以整体评价，拒绝任何批评，是说不过去的。说到底，新诗没有自己评价自己和拒绝自身以外的评价的权利。新诗，作为汉诗的一个品种，其唯一的参照系就是古诗，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为什么这么说呢？新诗本身是汉诗，不和同是汉诗的中国古诗相比，难道和西方诗相比不成？和西方诗相比也行，新诗和古诗和西方诗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不过西方诗担当不起作为新诗的评价标准的重任。关于这一点，非常复杂，这里只想谈一点，新诗的失败说明了以前以西方诗为评价标准的行不通。 事实上，新诗确实只不过是西方诗在中国的一次旅行而已。说新诗是西方诗的一个支派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关于这一点，鄙人的专著论述甚详[4]，此处不再赘述。也就是说，新诗并不是一个天外来客，它是可以整体把握的。新诗有变化，这并不应该是新诗拒绝评论的借口。 对新诗做整体评价并不难。因为新诗十分简单，十分类型化。新诗的变化不仅很少，而且有十分明显的轨迹。这个轨迹便是对西方诗亦步亦趋，生搬硬套。新诗的早期，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后来有了象征主义，至于现代主义，只不过一种笼统的说法，它是各种主义的合成，和以往主义的区别只不过各种主义的合成的成分有多少而已。建国以后，又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交错、斗争、融合。八十年代以后，又加入了象征主义。九十年代以后，仍然万变不离其宗。从整体来说，新诗一直在神秘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纠缠。新诗就是这样反反复复，九十年代以后，写病句成为时尚，“下半身写作”也公开亮起旗帜，可以说新诗最后的一点诗的尊严都被剥夺殆尽，其道路可以说越走越窄。又有什么理由强调新诗的复杂性，以拒绝评论呢？ （三） 当前新诗“不景气”，写诗的人比看诗的人多。但新诗界某些人拒绝批评的最后一个武器是新诗本身没有问题，而是读者出了问题。进一步的理由是：西方也一样。西方象征主义开始也是骂声一片，后来也成了主流。尤其是现在在西方，诗也没人看，大都成了诗人的自娱自乐的产品和评论家工作的材料而已。这样的思维方式，其实是很成问题的。 新诗是西方诗的一个支流，自然一切向西方看齐，就连没落也要跟西方诗一模一样。可是像我们这样对诗歌寄予无限希望，把诗歌当成信仰的人来说，却只认一个死理：新诗如果好，我们就觉得高兴。新诗衰败了，我们就不管外国如何，我们总得先处理自己的事情。因为不管怎么说中国是一个“诗国”，诗歌在中国的地位就是相当于西方的宗教，在西方，诗歌衰败与否并不重要，因为人家有上帝，而西方文学中，诗歌从来地位就在戏剧小说之下，与中国文学中诗歌占绝对主导地位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那种以西方诗歌衰败，所以我们也要衰败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 新诗自己有没有问题？读者是不是群氓？这些都要我们认真对待，再三反思。有些人说：现在电视网络普及，各种娱乐手段发达，所以没人看诗了。这不过在偷换概念。因为不管中国的娱乐事业多么发达，诗总有其不同于感官刺激娱乐手段的特征，这应该说是一个常识。而现在的问题是，连研究新诗的专家也不看新诗，连从事文学的人，以文学为职业的人也不看新诗。 是不是新诗一骑绝尘，是不是它已经走出了所有人的视线，以至于所有人都跟不上了？这种说法更荒谬。 以新诗现在的水平，它所得到的关注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尽管没人看诗，可诗人的风头照出，因为有商业机制在运行。“诗人们”仍然是各种大奖的主角，用他们拙劣的作品获取各种各样的荣誉。他们还代表中国的诗歌界，在国际上抛头露面。现在充斥在市面上的作品，要么全是病句，要么粗鄙下流，这些“诗作”不是超前，而是过时了！新诗及其理论现在恰恰陈腐不堪。作者们写病句的理由全部来自艾略特的理论：“诗人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具涵容性，暗示性和间接性，以便可以强使——如果需要可以打乱——语言以适合自己的意思。”[5]至于“薛蟠体”（以“下半身写作”为代表，以性欲为题材的写作），显然也不是什么新玩意。它们古已有之，只不过以前是不入大雅之堂，现在薛蟠们一跃成了“诗人”而已。 （四） 黄宗羲有言：“夫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即如圣门师、商之论交，游夏之论教，何曾归一？终不可谓此是而彼非也。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剿其成说以衡量古今，稍有异同即为离经叛道。”（《明儒学案序改本》） 在今天，我们正要防止另外一种倾向，即以主流自居，充当新诗的代言人。这仍然是功利主义的思想在作怪。说新诗的好话固然不代表你对新诗的虔诚，批评新诗的失误恰恰是对新诗的爱护。名声和地位固然说明不了一个人的真正水平，地位低下者未必就一定是边缘。这都是常识，可往往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反复说明。 如果我们真正以诗歌为信仰，就应该正视新诗的问题，认真探讨各种可能，研究各种不同意见，以寻找新诗的方向，探求新诗的出路。 [1]参看邓程《论新诗的出路——新诗诗论对传统的态度述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96-301页 [2]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3]郑敏、吴思敬《新诗，究竟有没有传统？》，《粤海风》2001年第1期 [4]邓程《论新诗的出路——新诗诗论对传统的态度述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 [5]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 原载：作者投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