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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孙绍振走上理论研究的道路，跟他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这篇文章有极大关系。此前的孙绍振是个诗人，甚至对纯理论的东西很长时间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即便是有时要去钻研一些理论，也是为了解决创作问题，或者是自己的创作出了一些问题。据他自己所说，是舒婷和北岛的出现，让他欣然罢笔，不再写作诗歌。凭着多年的写作经验，以及对文化专制之下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公害的自觉抵制，对“被绑架的人民”的深切意识，和个体性的觉醒的深刻洞察，他敏锐地感觉到了一个新的时代的确切降临，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他当年的被围攻，一如去年贺卫方参与修改《人民法院法》建议“人民法院”去掉“人民”二字，也如同前些年他自己“向艺术的败家子发出警告”，几乎是马上又有人回头继续围剿他，说“崛起论者更应该反思了！”，等等。时间过去了20年，我们的思想状况与知识状况，实在是没有多少变化，至少也进步不大。贺卫方无非就是希望法院能够尽快走上法官职业化的道路，孙绍振当年的主张无非也就是让文学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已。 就这么一小步，我们整整要跨20年，时至今日，甚至这一步还不能完全跨过去。 思想的惨痛与艰难，孙绍振有着无比切身的体会，所以他才不止一次地强调：为了大前提的重新论证，先辈们甚至为此献出过生命的代价。现在虽然告别了这种（生命代价的）恐怖，但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好好重新面对自己的逻辑起点，而忙于搬运西方种种时髦的理论？其不但缺失了他们原初的批判和怀疑精神，而且更是缺乏艰苦卓绝的经典文本的分析和检验。他甚至以为：“在漠视文学创作本身的艺术特殊规律方面，九十年代的文论在某些领域走得更远”。[1] 这确实是经验之谈。而实际上，孙绍振便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也便是出于经验理性，他一开始也便是个文学本体论者。说起来，动机单纯得可爱，看到1949年以后尤其是“三突出”以后的满目荒芜的文学园地，百废待兴而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他以为文学的道理跟体育一样：“最好的评论员起码应该是一个称职的教练员。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教练员也没有，却充满了见解独特的评论员，那这个国家的体育运动水平是很难迅速提高的。最好的评论员不应该为自己只会评论而不会当教练而自豪。当然，我并不敢僭妄到这种地步，以为自己已是一个称职的教练，但是我要选择这个目标。”[2]以致在上个世纪末，孙绍振在“向艺术的败家子发出警告”时，仍然有人重提“孙绍振的教练意识”以作为反批评的根据。殊不知，孙绍振的教练意识，说白了，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你看清文学究竟是什么东西。从理论上说，就是如何认识文学创作本身的规律问题。至于这个规律是否被尊重是否被重视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也是需要重新认真讨论的问题，显然也不是理论家本人该操心的也未必操心得了的问题。 理论家的任务，首先是关注自身的逻辑起点。不过孙绍振把这个逻辑起点理解成为文学创作本身的特殊性问题罢了。他甚至以为：“我的信条是凡于创作无用的于理论也无用，为了于创作有用，我宁愿牺牲一点理论的森严性，宁可败坏理论家的胃口，决不败坏作家的胃口。我当然也追求理论的系统性、严密性、自洽性，我把我最宝贵的年华，最宝贵的热情都献给了理论，正因为这样，生命不应该白白奉献，生命的价值应该换取创作的价值。”[3]尽管这多少带有“实用主义”倾向，但是你细读过孙绍振一些重要理论文本，你就会发现：孙绍振的文学研究理论，并不是真的能败坏什么“理论家的胃口”的，他的科学性追求，甚至同结构主义者的主张并无二致。结构主义者以为，“在柏拉图、笛卡尔和康德所生活的伟大时代，哲学走在科学的前面，哲学推动着科学的前进，今天则相反，现在科学每天都奇迹般地扩大着我们的认识，改变着我们的思想方式，因而哲学思考只能从科学中吸取营养。”（列维-斯特劳斯语）当然结构主义针对的是存在主义的反科学，孙绍振针对的则是几十年来中国大陆机械唯物论以及思想管制的单声道思维，实质上也便是反科学思维，其最大的悖论在于，“号称辩证唯物主义，却违反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不是从形象本身出发，也无视形象本身的内部矛盾，而是从观念出发，更为严重的是，学术和政治双重权威的话语的遮蔽作用，造成文学理论的某种失语状态。”[4]那么，孙绍振紧跟着要训练的便是作家如何科学地认识自己，然后如何认识艺术本身的科学规律，因此一本六十多万字的《文学创作论》，光是“形式论”部分就占了三分之二，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的修订本也差不多，形式论和三个（诗歌、散文、小说）审美形式规范部分加起来也是500多页码。除了重视同时代的科研成果（尤其重视实验心理学成果），更多的时候，孙绍振却是出于古今中外的无数文本的阅读和精读。尤其是后者，大多数评说孙绍振原创性的根据也即在此。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