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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女性文学在书写、反拨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争取女性应有的地位等方面而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当代女性文学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急躁、偏激、片面的心态。在这些心态的影响下，女性文学陷入了一些写作的误区：最突出的要算是纠缠于两性对立，缺乏和谐眼光。 我们知道，“女性解放应该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人——女人——个人——人。” 第一个阶段是“人”。即争取和男性一样，同为人。用两位现代女作家的话来说就是：“做一个与男儿并驾齐驱的女子汉。”（白薇）“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人。”（庐隐）女性摆脱奴隶、附属、玩偶的地位，和男性站在同一地平线上，都站在人的地平线上。 第二阶段是“女人”。即争取和男性不一样。如果不是极端女权主义者，谁都会承认男性与女性之间有很多差异。生理上的差异以及基于生理上的各种气质、性格差异等等。这一阶段是女性自我意识整体觉醒普遍觉醒时期，女性共同的声音、共同的要求凸显出来。 第三阶段是“个人”。简单说，就是当全社会的女性都知道穿漂亮衣服的时候，作为个体的女性应该挑选自己喜欢的式样和颜色，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张扬个性，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人类走向个人是人类自我意识的飞跃”，也是人的主体性建构的思想基础，是一种“现代性的价值立场和精神气质”。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中，个人意识是重点表现领域。 第四阶段是“人”，又回到“人”。女性在经历一个全面的反抗男权社会，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话语空间，张扬个体生命体验，进而放纵自我这样的过程后，应该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柔和的眼光重新回到普通的人的层面上来，不再把自己摆在一个被强调的特殊位置。在这个阶段，女性与男性和谐发展，共同撑起完整的天空，建设美好的爱情、婚姻、家庭。 前三个阶段实际上是一个程度上逐渐减弱的反对男性社会秩序的过程，到第三阶段，女性在反拨被扭曲的两性关系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可以说女性基本争取到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与尊敬，有了言说自己的权利与声音。西风压倒东风，或者东风压倒西风的尖锐的两性对立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女性文学表现的重点。如张洁《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等等。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中，如果脱开社会只看作品，那么女性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角，虽然作品中的她们仍有一些困惑与茫然，但她们的生活内容生活方式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池莉《小姐，你早》里的戚润物，敢在大街上骂丈夫的不忠诚，敢用计谋毁掉丈夫的名声和事业；张抗抗的《作女》里的“作女”们，都是自我意识强烈，不安分守己、热爱折腾、风光、潇洒的都市女性。她们这些女性都喜欢“作”。这样，“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她们自我确证的方式。张抗抗的“作女”们无疑具有四大特点：一是永不知足、不甘心、不认命；二是“作女”们发誓不当第三者，但频繁离婚、频繁约会，换男朋友如换衣履。男人们如果打她们的主意，处心积虑好不容易追到手，有可能被她们咄咄逼人的主动气势搞得灰头土脸、疲惫不堪；三是对现有道德和社会秩序主动出击和挑衅，她们特立独行的性格和追求格调的品质，往往成为现代商业社会女性时尚的同谋，但由于过分的执着和极端的冲动，也常使传统社会的卫道士们尴尬万分，哭笑不得；四是“作女”白领皆为社会精英，她们对自己的能力和实力一次次发问和检验，一次次碰得头破血流，却永不言悔。与另类女性大不相同的是，她们有理想、有梦想，不把男人放在眼里，甚至反抗男性贬低男性。“作女”们有着更加鲜明的主体意识——显然没有主体意识的女性的生活必须被承认是有缺陷的。这样的主体意识不仅仅表现在人物的行动上，而且还直观地显现在文本出现的几次直白的辩论中。安排这样的言辞交锋，方便了张抗抗以隐藏的移山倒海直露地表达她对女性生态的关注和意见，也使文本的女性立场愈加明了。这样的立场，使《作女》具备了女性主义文本的基本质素。 比如，在卓尔看来，都市和男性不过都在“生产女人所要的东西”，从化妆品到家庭主妇挑剔的家具厨具的样式，无不如此。都市的真正奥秘并不在于它被当作男性的象征，而在于它使女人的欲望得以实现。这样的理解否定了传统的将都市和男性相联系的思维。自然，在都市中生活得游刃有余的卓尔有理由得出、并满足于她对都市的诠释。但在我们看来，她没能意识到，都市对女性欲望的满足仅仅是外在的现象，在更深的层面上，仍然不过是男性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女性的方式的结果。“作女”成为了现代商业社会女性时尚的同谋，可事实上，并没有如她们想像的那般完全超脱于男性控制之外。 比起“作女”们的“作”，安妮宝贝笔下的那些明显带有自传性色彩的“宝贝”们则似乎很不“作”。总是穿着白色棉布裙子和球鞋，有着清晰而又淡漠的眼神的她们，在气质和做派上全然不似风风火火的卓尔们。安妮宝贝笔下的女性形象就有着更多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其一，她们对现状失望，缺乏安全感，因而总是谋求变化，但同时内心更充满着宿命的阴郁、颓靡和冷淡。其二，她们也向往两性的平等交往和知心的温暖，但又一次次因为对爱的不信任和绝望，选择悄然而主动地离开。她们决不是男性词典中所定义的“娇美”、“可人”甚至“柔弱”的所谓“宝贝”。靠近她们的男性，尽管可能有着暧昧的怜惜和模糊的想念，但更多的将是无从负担的责任和刺痛的无奈。其三，她们诚然也有着特立独行的性格和追求格调的品质，但决不醉心于商业性的时尚。在这一点上，她们比“作女”更加自我和自信。她们热爱旅行，但意义仅在于那是一种自我心灵的行走和对俗囿的规避和现有道德和社会秩序有不相容的因子，但是选择的策略是坚持，是不闻不问，是淡然处之。其四，她们没有固定的工作。接受财富和接受贫困一样坦然。她们有理想、有梦想，但都发轫并归宿于自我的领域，又寄托在不可知的远方和彼岸。如果说卓尔们是相对积极的，挑衅性的，张扬的，充满活力和火力的，是“作”的，那么安妮宝贝的女子则是相对消极的，静观的，以退为进的，内心的绝望和希望相纠缠的，是不“作”的。 安妮宝贝笔下的女子向往两性的相知和和谐，但又无比清醒地看到她们被男人所追求，并不是因为她们所认可和代表的价值取向。她们的特性为男性价值观念所曲解，真实的意义仍然被遮蔽，难以摆脱被男性控制的结果。因此她们往往深怀失去独立的恐惧。这促使她们最后仍然一次次舍弃暂留的温暖，宁愿直面孤寂和漂泊。由此，尽管肉体和精神都经常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中，但却坚持保全了自己真正独立的品格。她们和异性擦出的短暂的性爱火花，连接着的是对人类生命意识和两性困境的思考，而不是“作女”式的谋求争夺所谓主动权的空洞的胜利。 我们认为两性的和谐需要依靠性别双方的努力。在准男权社会中，男性多少有一个整体的形象和力量，对女性形成事实性的压迫，因而男性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有更多的检省的必要。在女性这一边，如卓尔般在两性关系中总是来去自在、毫发不伤的女性，置换了男性不顾及女性的感受的性别模式，但没有改变性别对立的基本意识和立场。对性别对立而不是性别差异的强调，对性别争执而不是性别平等的坚持，仍然必然地意味着性别伤害。安妮宝贝避免了这一倾向。尽管她在她的作品中流露出对现代社会中，两性能否和谐相处的深重的不信任，情绪清冷，态度悲观。但重要的在于她的性别理念摆脱了俗常的模式，她所展露的两性废墟的意义由此更指向性别之间普遍的困境。戴锦华认为安妮宝贝的写作，不仅在显影着一个阶层的现实，而且拓展或延伸着某种都市知识女性书写的线索。我们认为，在传统的两性关系面临崩溃的背景下，正是此“线索”包孕着两性和谐这一终极指向的女性意识的建构与表露，让性别双方都得以看到最终在性别关系领域建立起和谐机制的希望。 如果女性文学一味地、持之以恒地反对男性，批判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就会无形中加大男性的反感，进而造成了两性间更大的对立与不平等。也就是说，女性从争取更多现实权利的美好愿望出发来颠覆男权社会中心机制，力求缩小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差异，结果会适得其反。指责与批判要有个度。一味地口诛笔伐不是解决两性关系的最佳方式，对抗的结果只能是以一种权力中心（女性）代替另一种权力中心（男性），造成女性霸权的局面。在日新月异的文化结构的变化中，女性所体现的空间和使用的话语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反复渲染她们屈辱的社会地位，寻找她们漫长的黑暗历史是不能够维持其绵延的未来的。的确，人类需要的不是两性对抗，而是两性和谐。如果女性的生存与女性的自我指认是以牺牲他性为前提，那么这种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女作家们既要摆脱性别压迫、性别歧视的牢笼，又要克服性别意识的倾斜与偏激，这样才可能产生一种自由的姿态。多元化的今天，女性的身份选择已不只是一个单向的被压迫者的形象，她们在这个多变的、多极的世界里有着与自己的身份、地位、性别、文化等相对应的位置，男性也不是女性惟一对手。如果女性创作依然以敌视、对抗的姿态出现，而不去寻找一条男女共荣的生存之路，势必会使社会的情绪处于激烈状态，人类的发展则难以为继。 两性关系的终极目标是两性的和谐互补，而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理解、对话而不是战争。波伏娃在《第二性》里，已分析过整体上的两性战争之不可能。她是从人类亘古以来的生存方式来论述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合为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单位，女人们散居在男人们中间，由于居住、家务、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等原因，没有可能把自己组成一个和相关整体相对抗的整体。这也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中“全体女人”这个概念之屡屡被解构的原因。性别这个概念和阶级、种族、社团这些类概念的区别是它的普泛性、个人性和日常性，两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组成一个个生存单位的个人（男人和女人）的生存智慧能力，是很难一概而论的。 男女本是“上帝”的一双儿女，是左手和右手，是人类社会生活里的亲和体，男女没有根本利益的矛盾，男女有着一样的人生极地；如果将二者置于对立、对抗的境地，我们的地球村以至于每个家庭都不会再有太平。虽然，在我们的政治和权力中浸透了男权话语和性别歧视，但是“和谐”与“平等”正在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 对男女两性关系，迟子建一直采取建构式而非拆解式的态度，从未放弃对男女和谐相处、互依共存的希冀。甚至在性别意识极其显露的散文《阿央白》里，迟子建也如此表述：“我与阿央白邂逅的一瞬，我便于无形中看见了一双手拂过她的痕迹。那只能是一双男人的手，只有男性的手才能使女性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这双“男人的手”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女性的软弱、不自信，将女性的救赎之路铺设在男性救世主的出现上。在迟子建看来，男女两性世界并不是救赎／被救赎、占有／被占有的二元对立，而是互依共生、互助共建的关系。她多次表述自己对男女两性关系的体认：“上帝造人只有两种：男人和女人，这决定了他们必须相依相偎才能维系这个世界。宇宙间的太阳与月亮可以转换，可以看作是人世间男女之间所应有的关系。它们紧紧衔接，不可替代。谁也别想打倒谁，只有获得和谐，这个世界才不至于倾斜，才能维持平衡。” 基于这种清明而通达的认识，１９９４年以后迟子建集中笔墨抒写乡村世界夫妻之间朴素而动人的爱情。如身患绝症的青年农民秦山，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时候，不舍得徒劳无益地花钱治病，坚持要给妻子李爱菊买一条天蓝色的软缎旗袍，让她明年夏天穿上。正因为有了这份超越生死的关爱和体贴，李爱菊才能在秦山去世后平静而热情地生活下去（《亲亲土豆》）。关全和嫉妒妻子与村里不幸的青年男教师的关系，但他不硬加阻挡，反而表现出更多的温情与体贴，因为他懂得信任是爱的支撑（《日落碗窑》）。优雅多情的中学教师程锦蓝被丈夫遗弃后，嫁给了粗俗没有文化的商贩裴绍发，这段婚姻看起来极不般配，连程锦蓝的学生、裴绍发的女儿都不以为然，以为老师是自暴自弃，但他们二人却能互相珍惜，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彼此的珍重与爱怜，互相扶持，共度人生（《河柳图》）。大户出身、漂亮丰腴的吉来奶奶，沦落中嫁给了穷苦的罗锅王金堂，她表面上从不把王金堂放在心上，总是呵来斥去，但是王金堂却能体谅她的苦痛，姑息，甚至纵容她的各种怪癖，并且正是对老伴的牵挂与担忧让他度过了非人的劳工生涯。同样，是出于对老伴的念想与信任，风烛残年的吉来奶奶没有放弃生的欲望，苦挣苦扎熬过了伪满统治时代（《伪满洲国》）。在乡民百姓的夫妻生活里，我们看不到轰轰烈烈、撼人心魄的爱情故事。质朴务实的乡民将炽烈辉煌的爱情化作绵远、悠长如春水般的亲情，滋润着人世间男女孤独的心灵和短促的人生。 与乡民天然淳朴的夫妻情相比，都市女性仍然在爱情长河疲惫地跋涉着。社会的进步、物质的现代化都无法拯救女性的命运，女性在爱情中被欺骗、被漠视、被利用的情形仍然存在。女友阿媚带着对爱情的浪漫想像，陷入了一场与有家室的男人Ｃ的恋爱之中。在私人空间，Ｃ对阿媚海誓山盟，许诺与妻子离婚；在公众面前又与妻子情投意合。Ｃ将妻子和阿媚玩于股掌之间，让两位女人都陷入被欺骗的境地。当真相被戳穿以后，Ｃ先是以“庸俗”、“你得信任我”等词语给阿媚以道德人格上的抨击，然后又以甜言蜜语加以安抚。一旦猎奇的激情消逝以后，Ｃ又以无端的指责和挑剔激怒阿媚，使她陷入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的状态，最后主动提出分手，让他理直气壮地始乱终弃，摆脱困境（《庙中长信》）。画家子从的妻子，放弃自己的生活，跟随着丈夫不断地从一地迁徙到另一地。然而，生活留给她的是一次次的等待。在她痴情的等待之中，落拓不羁、纵情任性的子从在寻找、或者说制造着一次次富有刺激性的艳遇，包括与尼姑的调情（《闹庵》）。即使在这样的文本里，迟子建仍然没有纠缠于两性的对立之中；没有放弃对男性的信任；没有像陈染、林白的小说那样就此将自我封闭；或者像池莉的《小姐，你早》那样对卑劣的男性作针锋相对的抗争。这封发自庙中的有关女性情爱悲剧的长信，其收信人——也就是心灵倾诉的对象，仍然是男性朋友双雨。这样一种结构安排，其本身也昭示了迟子建在目睹了现实中男女情爱关系的真相之后，对男女合作，相互扶持依然一往情深，充满了殷切的期待之情。 迟子建更欣赏的是乡民间那种原始的、几近人类本真状态的性爱态度。在她的笔下，两性相悦的性爱纯粹是人性本真情感需求的表现，是温情表达和激情释放，是涌动的生命力的表现。性爱抚慰了人们疲惫而孤独的身心，缓和了人生苦难，使人的生命之泉横溢而出，饱满晶莹。迟子建以忧伤怜悯之怀，分担着尘世中男女的痛苦与欢乐。因而，她笔下的性爱描写情绪饱满、溢满了生命的汁液，给人以纯净、澄明之感。对乡民率真质朴的性爱关系的赞美背后，潜藏的是作家对纠缠着各种功名利禄的现代人的性爱关系的否定。缅怀过去，实际上隐喻着对现代社会的批判。 迟子建以宽厚、博大、包容的女性情怀坚持着对人性弱点的赦免和救赎，对人性苦难和历史忧伤的承受和担当。她对男女关系和人间情爱温和而富有人性的理解，她对男女和谐相处，互依共存的渴望，有别于激烈情绪化的女权话语的新型文本，为纠缠于两性冲突等话语泥沼中的女性写作开拓了书写空间，为女性诗学的建立注入了新的因子。我们期待更多更好的反映“两性和谐”的作品问世。（本文系２００５年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课题《构建男女平等两性和谐的性别诗学》（批准号：０５ＹＢ１４３）研究成果之一。） 原载：《文艺报》2006年5月1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