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期以来，空前活跃的文学争鸣现象曾伴随着波起涛涌的社会思潮与文学思潮，激发着文学受众积极参与的热情和浓厚的介入兴趣，也突出地传达着文学进程中的种种信息。然而，９０年代之后的文学争鸣，其强度与频率却在渐渐弱化。这一变化不能不引起我们对文学争鸣在强势与弱化的二律背反现象中包含的一些深度问题的特别反思。 一、 文学争鸣的积极性与缺憾性 文学争鸣，本是文学批评者和接受者因其文学观念及审美理想所存在的差异和分歧而展开论辩的批评交锋。但由于受特定历史语境的制约，文学争鸣往往不能成为纯粹、孤立的文学现象，而是社会思潮或意识形态斗争或文化道德心理的折射。因此，当文学争鸣发生于比较开放、民主的时代，无论争鸣的观点怎样对立，交锋的程度怎样剧烈，引发的风波怎样浩大，都不会从根本上否定争鸣的积极意义，而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争鸣的作用——促进文学批评的发展和推动文学艺术的进步。反之，则会使正常的文学批评变相为不正常的斗争批判，历史的经验教训足以为戒。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健康活跃的文学争鸣，其自身也包含着一些复杂的因素，使其在发挥积极意义的同时，留下了不尽人意的缺憾。 文学争鸣的对象一般都是具有可争论性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想，它们可能是粗糙的、幼稚的、甚至是谬误的，但却可能蕴含着鲜活的生机、锐利的锋芒和探索的价值，通过深入的争论和激烈的辩驳，使批评者的思路被打开、智慧被激活，也使创作中尚不确切的追求目标明朗起来，于是促成某种文学现象的出现或某种文学思潮的酝酿与生成。而且，文学争鸣作为文学思潮与文学现象的聚焦点和关联点，也可以折射出整个文学发展与演变的规律、动因和风貌。 新时期之初，正是《班主任》《飞天》《人啊，人！》等作品所引发的声势浩大的争鸣风波，直接推动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人道主义思潮的崛起；而这些思潮涌动，又进一步带动了理论界关于现实主义一些根本问题的探讨和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现代思想文化成果被大量地译介过来，成为影响中国８０年代文学探索的重要思想资源，也进一步改造着新时期文学发展的生态环境，不同的文学主张、审美意识、表现形式获得了多元共享的空间，因而也随之产生了更丰富、更主体化、个性化的冲突与争鸣。比如爱与道德、生命的本能欲望与伦理规范的冲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贞女》等婚恋小说与道德小说中的大胆披露；现代社会中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人生价值的追求、实现与现实社会的不合理因素的冲突在《人生》《在同一地平线上》《你别无选择》等人生世态小说中的集中展现；现代文化建构与传统文化积淀心理的矛盾，西方现代哲学思想及现代派创作技巧与本土化的矛盾在《爸爸爸》《苍老的浮云》等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中的深刻反映；女性主义与男权文化的冲突，青春成长心理与社会心理、教育模式之间的矛盾在《一个人的战争》《少男少女，一共七个》等女性主义文学与成长小说中的突出显示……皆引起广泛而热烈的争鸣，并构成新时期文学思潮波澜壮阔、后浪推前浪的演进景观。 不过，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争鸣虽然强有力地推进并激化着文学思潮的演进与嬗变，但却未能在文学争鸣与文学思潮的密切关联点上进行深入而从容的理论拓展或理论建树。由于争鸣的时效性因素，使一些关键的话题尚未得到充分的展开，便又被新一轮的争鸣风波覆盖，而且活跃热闹的争鸣常常处于自生自灭状态，没有得到及时且全面的总结；又由于文学争鸣多属于依赖直觉和印象的感悟式批评，因而常常冲动有余而理性不足，褒贬鲜明而论析浮浅，给人的整体印象是有百家蜂起，却无学派林立，没有达到人们对文学争鸣的更高期待。 ９０年代以来，全球化的经济背景，将社会的经济意识和经济行为推向中心而将人们的精神空间挤压到边缘，这必将造成文学创作在题材选择、审美期待、价值取向等方面的新的分化与新的冲突。嬗变中的文学本应当激发出更加活跃的文学争鸣，发达的传媒手段也可以为文学争鸣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但令人失望的是，文学的争鸣更多地变成了非文学的争端，变成了异味的文学批评，而真正的争鸣热情似乎难以高涨起来。原因究竟何在？显然，社会的激变时期已经过去，进入了相对平稳的新阶段，现实本身缺少了使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激动的刺激点。经济时代的世俗利益、物质享受和欲望满足成为社会的普遍追求，精神追求中的共振点大大减少。从创作方面看，逐渐走向成熟的当代作家更致力于技巧的提高和风格的建树，因而文学的审美性加强了，但触及现实的尖锐性削弱了，思想的锋芒、先锋的姿态和叛逆的精神也都有所萎缩，当前的文学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丧失了争鸣的激发点。从文学争鸣的主体来说，也已从单一化的、非学术化的批评思维方式转向多元化的、学理化的丰富空间。视阈的开阔使文化心态趋向宽容，学术规范的严谨又相对遏制了批评冲动的迸发；此外，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使一些文学批评者失去了探求真理的锐勇之气。所以，李建军先生的尖锐批评也只能独自打几个精采的空拳，没能在交锋中产生更炫目的智慧之光。 二、文学探索的先锋性与幼稚性 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与文学的发展高度反思当代文学争鸣现象时，还可以发现当代文学探索中表现出来的先锋性和幼稚性。 就先锋性而言，“先锋”的标志首先在于反叛和超前——即反叛传统、打破陈规和禁锢。这使其既有革命性质、创新精神，又有偏激色彩和非理性倾向，势必引来争议和批评。其次，文学的先锋性应当体现于不断探索和实验的过程中，而不是以“成熟”为结果、以“稳定永久”为最终目的。当代文学凡是引发了激烈而广泛争议的作品，大多都是因为其思想倾向触犯了现有社会秩序，或者其题材内容闯入了某一禁区，或者其主体精神背离了主流话语，或者其艺术形式标新立异……比如朦胧诗所张扬的怀疑精神、自我意识对当代诗歌的反叛与颠覆；伤痕小说、人道主义创作思潮对“暴露”禁锢和“人性”枷锁的突破；纪实小说对虚构叙事文体规范的挑战；以及先锋主义文学从观念到形式的全面革命与创新实验等。他们虽然招致种种批评或非议，但也获得了有力的理论支持，正是在热烈而积极的争鸣中凸现出他们的先锋意义与价值，同时也促动了文学思潮的演进，积累了有益的探索经验。 通过健康、正常的争鸣批评，我们也更加清晰地看到当代文学探索中表现出来的幼稚性。这种幼稚性主要归咎于当代文学缺乏自己的思想资源——哲学的、美学的、心理学的等，所以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思想与观念、创作原则与方法不是受俄苏的影响，就是受西方的引导，所谓的先锋实验也多是在借鉴中进行的，并且是直接从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汲取思想文化资源。那么，在这种借鉴与汲取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食洋不化”、“生硬横接”的现象。 此外，当代文学创作主体的文学积累整体看是薄弱的，尤其十年动乱后崛起的一代作家，从知识结构到文学经验都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导致他们在认知世界和传达世界时表现出程度不同的视阈狭窄、思想贫弱和艺术修养匮乏。许多作家的成功取决于他们对现实社会的政治敏感、对文学事业的执著追求。就拿曾经轰动一时的几篇伤痕小说来看，作者急欲控诉文革灾难、揭示历史悲剧，在当时具有冲破禁区的先导意义。然而由于作者对悲剧精神及悲剧美学缺乏深刻的领会和理解，以致在表现悲剧时过于在意悲剧的外部形式和效果而忽略了悲剧的精神内涵，于是我们从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等作品中，就发现了作者为营造悲剧效果而表现出的题材驾驭失当，以戏剧性的冲突或巧合推动悲剧发展，大大削弱了悲剧本身的意义。 张贤亮、王安忆、贾平凹等作家的“性”描写小说，如引起争鸣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小城之恋》《废都》等，也暴露出中国作家在“性文化”领域的历史盲区。尽管他们写“性”的目的各不相同，但相通的是以“性”为突破口，使文学进入“人学”更深层、更广阔的空间，表现人性的反抗、人性的超越、人性的困境等企图，从而创作出“寓言”式的经典传世之作。可惜，过于宏伟深邃的旨意建立在比较茫然的文化心理上，传统的精神基因与时髦的现代姿态不和谐地捆绑在了一起，显出幼稚滑稽的一面。 这些曾引起激烈争鸣的作品，今天依然有进一步争鸣的空间，如果争鸣中新的创见不断涌现，必然能够将文学探索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三、文学批评的惯性与变性 文学批评和文学接受作为精神活动，有其自身的动因与惯性，也有外力牵引下的变性，如果不能有效地调节惯性与变性的“失衡”现象，就会导致文学批评和文学接受中一些不良倾向的恶性发展。 由于长期受政治理念的影响和制约，形成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批评、接受的特殊心理积淀，社会学批评似乎成了恒定的准则，这种惯性曾集中体现在文学争鸣现象中。文学争鸣的焦点一般都是围绕作品的思想意义和社会影响而反映出的敏感问题，诸如“现象与本质”、“歌颂与暴露”、“真实与虚假”等等，争鸣观点大都二元对立，水火不容，不能求同存异。这就往往使文学争鸣偏离了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和审美意义，导致文学争鸣具有严重的非学术化倾向，使文学批评缺乏科学性和学理性，因而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经验教训。 ８０年代之后的文学争鸣多与文化背景、哲学思潮、审美意识广泛联系，争鸣焦点更多地围绕于作品的人文意蕴和审美价值，诸如“人的存在与发展”，“人性的复杂与人性的异化”，“象征寓意”“叙事策略”等等，争鸣者往往因为所持的批评立场、视角与方法不同而呈现出多元并存的观点，有时不同的观点也交叉渗透，打破了单向度的批评思维模式，批评形态趋向客观性、科学性和学理性。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学理化的加强，又使批评的锋芒不够锐利，多元并存的观点也往往使争鸣的焦点不够集中，有时就无法产生争鸣的契机。此外，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对艺术技巧与审美意蕴的深层开掘又逐渐与文学受众的审美惯性拉开了距离，这使那些颇具先锋意义的文学实验仅仅引起批评圈子里的兴奋，而大部分文学接受者反应比较冷淡。这说明“趣味性”也是文学接受的一个惯性因素。还有，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打破了政治批评的惯性，似乎又囿于文化批评的模式，这一变性中的利弊应该通过更深入的讨论和争鸣而得到更明确更充分的认识。然而遗憾的是，９０年代以来，不仅争鸣之风日渐衰弱，而且文学批评与文学接受中的隐忧也日渐明显。 从文学批评来看，受市场经济与消费观念操纵的“炒评现象”大兴，急功近利心态驱动下的“酷评现象”也不甘居后，还有骂你没商量的“媒评现象”、热闹于文学小圈子里的“捧评现象”此起彼伏……这些现象虽然也引起“批评的批评”，但却失去了百家争鸣的气势与风度。对于“炒评现象”，清高的文人不屑于染指；对于“酷评现象”、“媒评现象”，资深的批评家也懒得与其较真；至于“捧评现象”，大家最好井水不犯河水……因此当下的文学批评缺乏争鸣的活力和生机也就不足为怪了。 面对文学现状乃至于社会文化现状的隐忧，我们不能简单地期望凭空回到那种“百家异说”、争鸣蜂起的文化氛围，但我们不能不反思——或许，我们所缺少的不止是形式上的文学争鸣…… 原载：《文艺报》2004年10月2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