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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知识分子写作和中国民间本土写作，理论界认为是中国文学的两大传统。赵树理，鲁迅之后最能深切体察农民的现代作家，却随着时代发展文学更新，在人心目中被定型为一个一定时期（解放区文学）一个传统（民间本土创作）一定对象（写翻身农民）的“板话作家”。他的启示也多局限于口头性文体，评书式写法，大白话，这种对“五四”新文学欧化句式的颠覆与话本章回小说语言移用基础上的个人创新，被大众化通俗化的篓子装起，遮盖了锋芒，他从鲁迅身上抽出的线头，对农民不仅政治、经济、制度，而且文化、习惯、风俗，更有心理、灵魂、精神的书写，在最基层最前沿的反封建上，他接过鲁迅的笔，在二诸葛、福贵身上续写阿Q，以小二黑、李有才越出阿Q的一面反未受到关注。 黄修己记录《文艺与生活》一文中，赵树理说过这样的话，“农村反封建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要以为进入社会主义了，就小看了这个问题”。事实是，小二黑、李有才之后，他还写了《锻炼锻炼》，“小腿疼”、“吃不饱”难说超出以往，但重温焦祖尧辑录长影厂讲习班他以下的话不无有益：“从概念出发，他就会提出‘这像社会主义新农村吗？’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不是像不像的问题。你跑去看一看吧，你跟我到一个大队去住几个月吧，……因为从概念出发和从事实出发，结论不常是一样的。” 血肉联系不是空话，关键是从哪里出发。近读赵树理《也算经验》，文中讲他与人物，“连我自己也差一点染到里边去”。自然想到鲁迅“连自己也烧在那里面”。这种越过乡村景物水土地气的设身处地，是“我”的写作，是写“我”的，尽管这一点并没有被我们认识。倒是周扬早年评论一语中的，“他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他没有以旁观者的态度，或高高在上的态度来观察与描写农民，……是以农民直接的感觉、印象和判断为基础的”。但是谈何容易。连赵树理自己都感慨“专业化以后，我在农村没有户口了。这是个问题。有些事情人家就没有向你说的必要了”，他在家乡找了据点，不想做“生去的一个客人”，不想听“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而想成为“知心人”，真正融入农民当中。 新近发表的高晓声1988年在密西根大学题为《中国农村里的事情》的讲演，也大略表达了这个意思，45年的村庄生活，5代人的休戚与共，“我几乎无需了解他们，就能够知道他们在特定情况下的思想感情”，高的说法是，“把自己的一分力量加进到里面去”，“我就这样变成了他们中间的一个才活下来”。 贴近，意味着存在了疏远。疏远到家乡成了故乡，疏远到可以俯瞰，表达怜悯，疏远到离开传统，虽然一代新人仍说鲁迅。这时，有了莫言的“撤退”，从流行的翻译腔调“退”到猫腔的戏文，莫言不满于自己还有洋派的东西，“没有像赵树理的小说语言那样纯粹”。猫腔不算成功，语言的个人化寻求却预示开始，那个传统，尚有活水，没有尘封。果然，2001年他讲“作为老百姓写作”，以此规避，与扮演启蒙者居高临下的“为老百姓写作”区分。“你要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也就是写自我的自我写作”。三年前，郑州越秀讲坛，一博士问，对得诺贝尔奖有无自信？莫言答：我奢望拿到赵树理奖。 原载：《文学报》2006年5月1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