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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打算用老掉牙的舞文弄墨方式赚取一份口粮，想想自己与传统文人有哪些区别，有时就是一种潜意识行为。系心既久，潜意识也可能爬上堤岸，谋求“明意识”的接引。“明意识”接引的结果是，我把那些私人感喟，悉数打回意识的冷宫，转而谈论起文人的当代尴尬来了。心底原有千头万绪，化为文章，难免游谈漫议；硬性裁为三截，依次条陈，亦不过强自约束而已。 一、前辈与传统 世上大概没有第二种行业，像文学这样有无穷无尽的前辈、数不胜数的传统。 各行各业大都有祖师爷，制笔者推崇蒙恬，木匠供奉鲁班，妓女给管仲叩头，乞丐为伍子胥上香。文人供奉谁呢？文人谁也不供奉，原因是忙不过来。文人倘要一一供奉前贤往圣，文庙里就会挤成一座真正的万神殿。我们知道，文庙里的孔子不是文人，而是“大圣先师”，论职业更接近教师爷。所以，前人又特地弄了个高度集成的文昌君，聊示象征。至于这位文昌君到底握有一枝怎样的如椽巨笔，写过怎样的伟大经典，文人就集体“顾左右而言他”了。这事追究不得，若追究下去，会发现文昌君的原型，只是古时四川的一名孝子，与文人并不沾边。反正，虽然我靠文字谋生，见到文昌君，倒是从未萌生过屈膝之念。见到李白我都不下跪，哪有向一个冒牌货捣蒜如仪的道理。 别种行业的祖师爷，往往只是一个抽象牌位，该行业的后代从业者一般不会当真向他讨教什么行业真经。文学世界虽没有万众钦仰的祖师爷，但由芸芸前辈、浩瀚经典构成的海量库藏，却具有“永恒的魅力”，虽历经千年，依旧像一道刚刚刷上的油漆，闪烁着“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光芒。他们无法泥塑木雕化，那是因为他们的作品还沾着晨露。人们不会要求荷马或《诗经》的作者“读书破万卷”——话说回来，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有啥子书可读——但对后代文人来说，尽可能多地阅读前辈经典，熟悉文学传统，作为一种要求永远不会过时。 我以为，当代中国文人（也许还包括当代印度文人）虽然不见得比别国文人更有出息，但需要阅读并了解的文学经典，种类上比欧美文人恐怕还要多。一名西方文人，即使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没听说过杜甫或曹雪芹是正常的事，他一般不会萌生“孤陋寡闻”的愧疚，也不会觉得自己的知识结构出现了大窟窿；而一名当代中国文人，别说莎士比亚，即使没听说过柯南·道尔，脸面上都会挂不住。这便见出西方文化中心的霸道之处了：对一名西方文人来说，他只要熟悉自己那一块以古希腊、古罗马为源头的文学传统，就不妨做出“弄潮儿在潮头立”的造型来了，而一名用汉语写作的中国文人，了解西方文学传统几乎与了解本国文学传统同样重要，否则，自身文学的身子骨就有缺胳膊断腿的危险。我曾认为钱钟书是一件文化孤品，理由在于，虽然论记忆力、见识及掌握的语言等单项指标，世界范围内肯定不缺比钱钟书更出色的，比钱钟书懂更多语言的人更是大有人在，但像钱钟书那样对东西方文学传统同时具有丰富知识和精湛见识的“打通”型人物，不太可能在西方出现。西方世界出于情有可原的文化傲慢，不容易出现对东西方文化平均用力的学者，除个别文化人类学家之外，西方作家会在内心拒绝将东方视为一种可与自身文明分庭抗礼的文化对应物，就像中国文人会在内心深处拒绝将泰国文学视为实力均等的文学世界一样。 读古人文章，经常见到有人自称“于学无所不窥”，对此我总会一厢情愿地替古人难为情。古人所窥之学，列举者无非“先秦诸子、佛道思想、史学文学、天文地理、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典章乐律”之类，听上去有“包举宇内，并吞八荒”之势，细想后却也稀松平常。“先秦诸子”，除《管子》外大抵篇幅有限，若单纯计点字数，总量还未必在西哲亚里士多德一人之上呢；“佛道思想”，典籍虽汗牛充栋，但古人日常提及的，也不过区区数十本，大概三个月或半年内即可一“窥”而过；“史学文学”倒是阅读重镇，非下苦功不能出人头地；至于“天文地理”以下四项，不过徒托大言。古人提及的那些典籍，拢共加起来也未必超过百数，且极少鸿篇巨制，纵使一一窥遍，所涉也谈不上骇人。关键在于，古人所窥者，即使数量庞大，也难掩种类上的闭塞。反观今人，面临知识爆炸的现实，即使在一个相对狭窄的专业领域，如“红学”，敢于自称“无所不窥”的专家，也会予人以疯子的联想。若把眼光拓宽到科学界，两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彼此不熟悉对方的学问，更不是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 古人的万丈豪情姑且搁置不论。对今日各类专家来说，固然可以不加理会圈外学问，对今日文人来说，尽最大可能地“窥”一眼他人的文学，仍是一个正当要求。诗人没有理由不读小说，小说家没有理由不理睬诗人，随笔家没有理由轻视剧作家。文人相轻或许是人情之常，文体相轻却只会成为笑柄。写作上的“一招鲜，吃遍天”虽有可能，在阅读上“博览群书”仍属不二真经。汪曾祺先生写过一篇《作家应当是通人》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当代的中国作家应该是一个通人”的主张，我极为认同。“术业有专攻”的说法，出自别人之口，不乏铿锵之声，出之文人口吻，总还有些勉强。 这就是说，人间没有一种行业像文人那样须得面对并重视如此浩瀚的传统和经典。古人如此，今人更是如此。文学，就其经典定义而言，只有优劣之别，没有时效之差。即使今天没有人写得来楚辞汉赋，也不等于我们可以说“楚辞汉赋”落伍了。文学世界的大师，权威性是由青铜铸造的，可屹立千年不倒，而一位动物学家若在论文中引用亚里士多德《动物四篇》中的观点为依据，只会遭到专家的训斥。 二、读写的变迁 有一种“智能狂拼”输入法，特征是可以整句输入，据说句子越长，准确率越高。我是用五笔码的，对“智能狂拼”的神奇功能没有领教过，坦率地说，也不想领教。按我推测，这种输入法的准确率，是以语言的平庸化为基础的。只有当你使用的语言已在软件编程人员的算计之中，才有准确率可言。那些怀揣着“语不惊人死不休”态度的老派型作者，在这种输入法面前必将步步涉险，错误百出。假如时光可以倒流，历史可以虚拟，杜甫、苏轼、张岱等人用上了这种输入法，中国文学几将面临灭顶之灾。相反，那些除了现成滥调就啥也不会的家伙，使唤起它来却能尽享“春风得意马蹄轻”的快感。简单地说，这种输入法对每一个按部就班之徒都竭尽鼓励，对每一种不落俗套的想法都不遗余力地打击：让它出错，出错，再出错，直到思维乖乖就范为止。——令人不安的当然不是一种输入法，而是其中透露出的平庸化倾向：以速度谋杀质量。 虽然一直有人赞颂那些天才的文字快枪手，所谓“洋洋万言，倚马可待”，但真正的文学大师往往心照不宣地恪守一个道理：文学是比慢的艺术，艺术的经营容不得“狂拼”的蹄子来撒野。不扯远，近当代的世界文坛也是如此，那些写得最快的，一般也是通俗程度最高的作家，如侦探小说家、武侠小说家等。类似乔伊斯、普鲁斯特这样的作者，写作永远是缓慢的。 古人写得慢，读得也慢；今人写得快，读得也快。我知道有些行业，是需要培养速读技巧的，美国大律师李·贝利的名著《舌战手册》中，就有专章讨论速读技巧。我有一位在业界声名卓著的律师朋友，我亲眼见他只用十分钟，就从一大摞卷宗中准确找出自己的目标。不过本文涉及的是文学，强调的乃是鉴赏之道。举个世俗的例子，如果阁下花了钱去按摩房，你肯定不愿意对方用过于麻利的手法，三下五除二地把你打发。既然你是在享受生活，不管世道如何推崇速度，你都不想减少享受的时间。阅读文学而不是调看法律卷宗，也是这个道理。以围棋为例，那些每手棋能够用半小时而不是一分钟来思考的人，棋力总是更高一些。马克思每年都会读一遍荷马，毛姆也会定期阅读莎士比亚，难道我们可以嘲笑他们阅读效率低下？正是这种享受日光浴似的阅读，恰到好处地成全了他们的优秀。面对美妙的文学作品，读得快不是本事，读得慢才是能耐——问题是，这种能耐已有沦为古典趣味的危险。 这是一个资讯时代，信息强权派生一种风卷残云的阅读倾向，结果，越来越多的读者，竟至越来越习以为常地用对待信息的态度面对文学。这种态度的表象之一，就是一种“关键词”狂潮。我说的不是学术论文中的关键词——虽然我对这类通常抹在文首的“关键词”从无好感——而是比喻性地暗指一种寻觅文本关键词的阅读倾向，类似律师从卷宗中找到核心内容。 说说我在网络论坛上的见闻吧。有一个现象是，相当数量的网友都速成了一种本事：甭管面对什么文章，哪怕是一首抒情诗，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归纳观点，提炼主题。一篇没有显在观点可供提炼的文章，即使内含丰富，包蕴无穷，在论坛上也免不了孤魂野鬼的命运。多少次，我在心里默默呼号：“大爷，劳您驾了，别再费神找观点了。”依我理解，对文学作品来说，隐匿而不是展示自己的观点，常常是一种更可取也更高明的手段。寻找观点，把骨肉丰满的文学作品浓缩为机械的“关键词”，其实透露出一种对欣赏之道的不耐烦。我知道，对于志在寻找观点的网友，他的阅读通常是以“飞流直下三千尺”为基本特色的。把书读薄，固然是一种能耐，把书读厚，何尝不是一种更高明的能耐？ 换个角度说，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这话天经地义，因为，灌肠法是不可取的。同理，字要一个个地写，按说也顺理成章，但“智能狂拼”的设计者却告诉我们，字不必一个一个写，而是不妨一句一句来。以我为例，虽是用五笔码，但现在的写字也早已由前电脑时代的横撇竖捺、一笔一画，进化到以字根乃至词组为最小码字单位了。这当然无可厚非，对于技术进步，我得心存感恩才是，只是我们还应面对一个事实：当代人大脑的优秀程度，并没有随着技术进步而同步提高，没有证据表明，传统的写字方式已经跟不上人类思维的节奏，需要技术施以援手。虽说“发明来自需要”，但就汉字输入来说，我大致可以断言，在电脑发明之前，文人并没有觉得用笔写作有啥不方便。写字速度的大幅提高，属于一桩计划外改良，该技术可以大大改善文人的作业条件，但对作品的优秀，却完全没有提供承诺。我们也许没有想到，该技术也可能诱人下坠，让人误以为输入速度的提高，可以起到类似缝纫机的发明对裁缝行业所带来的迷人革新。缝纫机的作用原理是：你的脚踩得越快，那条裤线也就越笔直。但是，文学语言与裤线总不宜等量齐观吧？ 阅读的最小单位，同样呈放大之势。古人读书，最小单位是一个个文字，今人读书，最小单位恐怕已有了大幅度提高。律师调看卷宗式的阅读法，是否正在文学读者面前大肆推广呢？当然，话得分两头说，如古人那样把阅读注意力过于集中在单个文字的审美上，也会对阅读视野造成损害，不宜培养恢宏的文学气度，但眼下这种大而化之的鲸吞式阅读法，又绝非培养文学大气度的方便法门，弄不好还可能两头尽失，导致细微处不见了精神，宏大处亦如一只断线的纸鸢，虽然高高在上，终不知魂归何处。 三、写作的两难 文人须了解传统，尊重传统，却又不能墨守成规，专意模仿。文学世界最为颠扑不破的行业真谛，也许只是“文无定法”四字。通常，文学只有一些笼而统之的大道理，没有那么多非此即彼的小规矩，不像木匠师傅那样，只要掌握并恪守若干传统工艺，就有望登堂入室、名震一方了。 文学是一个发现河外星系、拓展外层空间的历程，文学世界的每一个大师，事实上都在从事着艺术圈地运动，他奋勇开辟的道路，不管看上去多么宽广迷人，却极可能只适合他一个人行走。他给我们打开一扇创造之门，同时也顺手给后来者关上了一扇模仿之门；他经营过并取得了出色成就的地盘，往往也随之成为艺术上的私家领地，留给同行和读者的只是观摩学习的任务了。文学以独特为立足之本，一个文人的出色，并不会在我们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愿望：这类文人最好再有一个。凡是可以复制的文人，都是可怜的、无足称道的。这一点，友邻艺术也不例外，一个达·芬奇不会催生出另一个达·芬奇，安格尔把古典写实主义的风格推向极致之后，某种程度上也在逼迫后来者另辟蹊径，寻找光与影的道路，印象派诞生了。我们知道，雄性动物会通过撒尿留迹的方式圈定自己的领地，告诫“闲人莫入”，伟大的文学家同样如此，结果，每一种使人伟大的文学方式，都可能一面给后来者带来审美和借鉴，一面又勒令他们走开，去别处另外寻找创造空间。文学世界经过历代大师的争奇斗艳之后，连星空也变得稠密了，后来者再要摸索出一条全新道路，可能性正急剧收缩。 我们伟大的前人差不多把文学世界围得水泄不通了，每一位大师都像一个金刚怒目的把门人，分别堵住了一条条路口。看二十世纪以降的那些文学大师，我发现与其说他们是伟大的创造者，不如说他们是成功的突围者。左拉突破了由巴尔扎克领衔把守的批判现实主义要塞，普鲁斯特在迷途中寻得一条记忆的甬道，卡夫卡走进了荒诞的城堡，差点沦为卡夫卡俘虏的马尔克斯最终幸运地搭乘上一块充满魔幻风情的南美飞毯，博尔赫斯被迫踅进时间的迷宫，昆德拉则在政治讽喻的地盘上得以偏安一隅，当金庸用一种全新的刀光剑影杀出重围之后，留给古龙们的地盘迅即收缩，似乎只能在语言和招法的留白上小小地别开生面一番了……诸如此类未开垦的处女地，理论上当然是不可穷尽的，实际上却日益逼近抛物线的顶端。 这是当代文人最大的尴尬，他面临的文学世界，突然变得荆棘丛生了；他非凡的才能、伟大的豪情，有可能陷入彷徨无地之境。我们在当代文坛目睹的种种怪现状，换个角度看，也可以理解为落难文人走投无路后的狼奔豕突。前人的伟业，封杀了后来者出人头地的空间，情急之下，不登大雅之堂乃至下三滥的招法，也就慌不择路地呼之欲出了。逆水行舟的难度骤然增大，倒不如掉转船头，转向宽广的河道下游，只要抛弃掉不切实际的“名山”理想，只要不担心随泥沙而俱下，那就大可张帆猛进，顺流而东。既然是走向文学的下游而非上游，比拼的功夫也就不必介意盘内盘外了，形形色色“下半身写作”的全面出炉，就此构成系列化的下游风景，同时也进一步凸现了“文学现世报”的困境。今天听到一条新闻是，一位急欲出名的男性文学青年，为了作品能够出版，竟然在某大城市的街道上选择了裸奔法。 有些当代作家，论文学才能，依我看完全不在某些先行者之下，但命中注定，他已经不可能达到先行者的地位了，理由仅仅是，人家是先行者，已经占据了“要路津”。众所周知，近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几乎都给人名不符实的感觉，每一次诺贝尔文学获奖者名单的公布，都会在世界范围内麦浪般地传递一个疑问：“他是谁？”时间一久，质疑诺贝尔评委具有政治化倾向的声音也开始甚嚣尘上。论原因也简单，随着阿根廷人豪尔赫·博尔赫斯的去世，瑞典人最后一次失去了向大文豪致敬的机会，这以后，要在世界范围内找到一位众望所归的“祭酒”型大作家，已经不太可能了。客观地说，不管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谁，都会予人以“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印象，都难免引来种种非议。既然无法单凭一根文学标尺把文坛摆平，那么，有意无意间考虑一些政治因素，有节制地介入一些地区政治，不过分地表达一些非文学的人文关怀，也就情有可原了。用中国的老话也说得通，这叫“事急从权”。 星空变得稠密了，但文学世界理论上的浩瀚无边，当不会禁止人们寻找河外星系的努力。比如，新兴的网络，有可能生成一支全新的文学星云。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网络文学质疑》的小文，立场鲜明地否定网络文学的存在，但今天，我觉得这个想法有修正的必要。如果不介意传统纸媒上的发表权威，不介意作品的质量和影响的深远，随着博客体文学的迅猛发展，文学创作上的大众化和文学欣赏上的小众化、社区化、自娱化，有望成为未来的文学风景之一。该风景最终走向何处，该风景与传统文学景观如何相处，暂时我只能听凭时间说了算。 当然，我永远不会认为文学是一个日暮途穷的行业，文学与人性的高度契合，决定了它即使有可能不再高贵，也不会走向消亡。——识者明鉴，我在篇末缀上这样一句话，当非为了增加一条“光明的尾巴”。 原载：《书屋》二〇〇六年第一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