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底，《文艺争鸣》发表了我的一篇批评李春青对《文学理论的学科性的反思》的文章，今年第4期上又见到了两篇反批评的文章。作者分别是天津的王志耕和黑龙江阿城的田忠辉。文章有了反响是值得高兴的事。这要感谢《文艺争鸣》，是他们为这次文艺问题的争鸣创造了机会，提供了园地。不过，拜读了王、田二位的大作之后，又感到十分遗憾，因为论争已由文学的“自律性”的问题（文学理论的学科性)转换成了“他律性”的问题。追查“意识形态背景”与“政治动机”、“个人欲望”之类)。王志耕的文章一开头就直指我与李春青争论的“本质”。他说问题“不在于学科建设方面，这里总还是有着某种意识形态背景”。田忠辉认为，我在文章中用了“理论工作者”这样中性的职业称谓，也藏有别样的用心:“曾文以‘理论工作者’这样具有鲜明话语霸权性词语”，“试图将李文挤到一个敏感的政治立场问题上来”类似的话语，先前在李春青的文章里就见过:“任何一种想要借助于文学理论来规范、引导文学创作的企图是可笑的，绝然不会有什么效果，除非言说者所依托的是政治权力。”当时没怎么在意，以为不过是堵人嘴的一种小伎俩，也就未置一词，没想到这倒成了问题的“要害”。其实谁都明白，在当今文坛说一些理论可以而且应该去“规范”、“引导”实践活动之类的话语，实在用不着“政治权力”为自己壮胆。试想王志耕连“与时俱进”这样的话都敢揶揄，还在乎我的“某种”意识形态背景么?在我看来，这种与其年龄经历不相称的“心有余悸”，不过是作秀罢了。这里正用得着王志耕的一句话:“也们丧失了批判的武器，只有进行武器的批判。” 理论背景是理论工作者判断学术问题正误是非所持的立场。不同观点的理论下作者持有不同的理论立场，这很正常。但作为一个学者，在理论上今是昨非，移步换形，没有思想原则就不可取了。我曾批评李春青先生的言论存在学风问题，王志耕对此深感不平，认为这是我对他们从后现代析学中采撷来的新话语“不知所措”、心怀恐惧的反应。我承认我对意识形态的“专业化形态”(可能源自韦伯的“对传统文化的专业处理”一词)一类的话语很反感，但还不至于“不知所措”。我的批评是有根据的。谓子不信，请看事实。李春青先生在《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一文中这样说:“意识形态对文学理论的影响是典型的他律而非自律”，“文学亦如生活一样，是波诡云谲,千变万化的。任何希望发现‘本质’、‘规律’来对其做出一劳永逸的解释的企图也同样是可笑的，是一种无知的妄自尊大”。在一部新出的“面向21 世纪课程教材”中他又这样说:“马克思的美学思想不仅有一个有完整的体系，而且这一体系是空前严密、空前科学的。”在马克思看来，文学艺术与法律、政治、宗教和哲学一样“都是意识形态的形式”，“对文艺意识形态的揭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文艺思想的一大贡献，在人类思想史上，他们……第一次明确揭示了文艺所具有的最普遍的本质”，没有任何一个人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将文艺作为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有机部分来认识，因而他们不能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科学地阐释文艺与社会生活、文艺与社会经济基础以及文艺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而紧密的联系“①。此亦是李春青，彼亦是李春青，这种前后背反、犹如变脸”式的学术作派难道不应反思反思么? 王志耕的《文学理论:走在路上》。这篇文章里对李春青的观点有一个小小的修正，李春青否定文学理论的学科性，主张以“理论的批评化”取而代之。王志耕不反对文学理论学科的存在，但他对是否有一种完成的“文学理论”表示怀疑。田认为，所谓完成的“文学理论”，是“对具有‘普遍性’规律的诉求”。而文学现象中不存在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所以“文学理论这一学科的最佳状态就是走在路上”。“完成性不是我们的追求。完成即死亡。”在王志耕看来，真正的文学研究是排斥“他性的规定”，只能把“文学现象仅视为文学现象”来研究的。王志耕武断地说:“由此我们会得出看似极端但别无他途的结论:当前的文艺理论建设应当只问现象，不问本质。”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