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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熊人宽的论争，已有两个回合了。昨日又见了熊人宽的《再答黄崇浩教授》（见“北大中文论坛”），打算再说几句。不过，这些话不再是为驳熊人宽写的，而是为尊敬的读者写的。
     第一，我的《屈原是否到过赵魏两国》（原载《光明日报》2006年5月12日七版），原本就是提出一个“推测”。这不仅从题目即可以看出，文中也一再指出。例如，我说：“屈原不仅使齐，而且可能使赵、魏。”既然是对可能性的“推测”，当然是因为目前只有间接的依据；若有直接的证据，那也就不叫 “可能”而是叫“结论”了。楚辞学界诸贤大都明白，正是由于文献有阙，方才疑云笼罩，使屈原生平研究难得有所进展。然而，熊人宽硬要把我的推测作为最后的“结论”来横加指责，要我“提供证据”。这岂不是胡搅蛮缠？观夫熊人宽所作诸文，题为“猜想”者何止一篇。试问，熊人宽在自己的“猜想”中都向读者“提供”了直接证据吗？他的“关键问题”都解决了吗？
     第二，关于《新序•节士》中屈原“两度使齐”的记载，楚辞学界不仅仅我一个人予以采信。所以，我在《屈原是否到过赵魏两国》一文中没有赘引。就是“怀王十六年屈原使齐”的说法，也不是出自我一个人的看法。我的关于“屈原不仅使齐，而且可能使赵、魏”的推论，就是建立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之上的。除了《屈原是否到过赵魏两国》一文之外，在业已发表的拙著与其他文章之中，我曾多次讨论这种可能性的背景。这些相关文字，当然在一二篇短文中容纳不下。熊人宽要在其中找所谓“依据”，当然不能如愿了。如今，我已无意在此重抄拙著的相关文字。熊人宽还想叨叨些什么，就听之任之好了。
     第三，关于《新序》中“张仪使楚”的问题。就这段文字本身而言，其中虽然有三句话提及，但并不等于就是说张仪三度使楚。读者仔细体味即可得解。尤其是学界对张仪使楚次数，都以《史记》诸篇为依据。采信那一种书，不是几重标准的问题，而是哪种说法更合乎情理更合乎实际的问题。在这件事情上，我和许多学者一样，当然采信《史记》。而在屈原使齐次数的问题上，我则采信《新序》，以为可补《史记》之缺。这并非我一人所秉持的态度。熊人宽要坚持何种标准，不愿采信《史记》，不愿采信当今许多学者的意见，或者还有别的什么考虑，那也只有尊重他的选择了。
     第四，参与学术讨论，不仅仅学术观点属于“学术”，学术思维和学术辩论方式、学术品格，恐怕也不是“枝节问题”。 对此，我在前面的几篇驳难文稿中有过分析，不想再提。在《驳<屈原是否到过赵魏两国>》里，熊人宽只知道屈原曾经于怀王十八年一次使齐；到了《就“屈原不可能在怀王十六年使齐”答黄崇浩教授》里，熊人宽见了《新序》，开始说“屈原两次使齐”了，可又说“《新序》不能作主证”，并且冒出了个张仪三度使楚的新奇结论；待到被我质疑，熊人宽遂在《再答黄崇浩教授》（见“北大中文论坛”6.3）里声称“《新序•节士》的说法，不是笔者的观点”。如此“随机应变”，是搞学术研究的严肃态度吗？
     总之，经过前面的几个回合，单从学术视野而言，我感到熊人宽对战国史与楚辞学的研究现状缺乏必要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再和他“论争”下去，徒费时间，毫无意义；对于读者也无益处。我不是退休人士。我还有许多工作任务需要去完成。人各有志。谁想要通过炒作出名，又岂是我干涉得了的？读者们若有兴趣继续研讨，我倒愿意关注下去。
     专此告白。敬希谅解。
    

200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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