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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 ：郭齐勇，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李宗桂，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主持人：梁枢 主持人：今年2月21日，国学版刊发了一篇张立文先生的专访：《中国人从“和”而来》，一位学者朋友跟我说，报纸出来的那天他一边看这篇文章一边骂我（笑），说什么叫“中国人从‘和’而来”？简直是胡说八道。中国人从来就不讲和，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你给我一拳，我踢你一脚，斗了几千年。 郭：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什么忠孝、仁爱啊，信义、和平呀，假的，都是幌子。他们说，几千年中国历史就是血与火的历史，腥风血雨，征战杀伐，尔虞我诈。很多人一谈起儒家就反感。有的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专家就说，你这是粉饰，你这是说教，哪有什么仁义道德，都是吃人的礼教云云。“五四”以后的几代人里，很多人都这样看。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看法呢？我觉得还是时代的限制，缺乏文化的自我认同。从文明比较的角度看，比方说我们没有惨烈的十字军东征那样的战争。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与国力增强，西方人好像有点紧张啊。其实，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对别的民族与族群，采取入侵、掠夺、占领、强盗式的或者冤冤相报的血腥方式。如果从文明比较史的角度研究，从族群性格的比较角度研究的话，相对而言，儒家倡导的和为贵，和谐性，和而不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我觉得还是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的。不晓得宗桂兄有没有这样一个感觉和看法？ 李：这个问题我有同感。我觉得，中国人的文化性格或者文化基因就是仁爱。有仁爱，要仁爱，当然要和谐。但这是一个理论层面的东西，今天从历史反思的层面看，我们要把它落到实处来评价。从全民族、全社会来讲，仁爱是一种价值理想，也就是说是一种攀登的境界，套用今天的话说，它是一种先进性的理想，先进性的文化。希望这种理想能够达到，人们努力去达到，但未必人人都能达到，未必每个阶层都能达到。即使能够达到的，也有程度高低的不同。仁爱作为一种价值理想，是客观存在，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说是假的、虚构的。如果认为仁爱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是假的、虚构的，那是缺乏对中国文化的常识性了解。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从古至今大家都讲究、都认同的东西啊。这个理论是客观存在，不是虚构的。但是，就实践的层面来讲呢，有些部分，比如说某些很恶劣的官僚，很恶劣的知识分子，他们确是所谓“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所讲的仁义，是虚幻的、虚构的，甚至是一种欺骗。那么，整个中华文明史是不是都是血雨腥风的历史呢？我觉得，有血雨腥风的时候，但是也有风和日丽的时候。我们不能以点代面。如果简单地把社会看成血雨腥风的历史，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需要高度警惕社会达尔文主义，要用充满仁爱情怀的人文主义抵制、化解社会达尔文主义。否则，不同阶层的层际关系会非常紧张，人际关系也会非常紧张。我的意思是要区别开来看。 主持人：坏人不说了。在日常生活里头，比如说在单位，在处理上下左右关系的时候，好人之间窝里斗的情况也是挺普遍的。 李：我们中国文化史上，确实有很多内讧内斗，宫廷内部的政治斗争，不同阶层之间、同一阶层内部，以至家庭之间、家庭内部，内斗非常之多。于是，人们花费大量心血和时间去研究如何斗，但表面上却美其名曰搞好人际关系。我的老师李锦全先生就写文章说，儒家思想是人际关系学，我觉得他看得很准。 主持人：还有写厚黑学的。 李：那是一个事实判断。人际关系学未必就好，未必就不好，看你用什么价值观，用什么具体的行动去实现它。比方说权谋术，拍马术，厚黑学，脸皮厚心肠黑，这些都是人际关系学的话，那就很糟糕。人们常说，中国人活得很累。我看，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始终处于讲关系，搞关系，跑关系，“整”关系的过程中。现在的官场中，跑官不就是靠关系嘛！ 郭：这是儒家的吗？这是中国文化的主导价值意识吗？ 李：现在的跑官当然不能说是儒家的，但源远流长的人际关系学，肯定是儒家文化熏陶的结果。有人说，中国文化是麻将文化——防住上家，看住下家，自己和不了，也不让别人和。这种现象较普遍。有人有了成就，往往被排挤、诋毁，不是见贤思齐，而是妒火烧心。于是，互相拆台，台上握手，台下踢脚。评奖，评项目，评职称，大凡这样的时候，有关部门和评委往往会收到匿名电话、诬告信。 郭：宗桂兄，这是不是能够说明仁爱这样一个作为族群认同与伦理共识的基础的东西，仅仅只是一个理想而没有现实性呢？实际上，儒家思想具有草根性，在我们的老百姓中，世世代代的老百姓，包括不识字或文化水平不高的像我的祖父母、父母亲那样的人，包括“文革”后期我插队落户时周围的农民老乡与我当工人时到两湖、江浙一些工厂培训时遇到的一些工人师傅，绝大多数平民，我的大中小学的老师们，所有这些以不言之教与言教影响其子弟与周围人的精神的东西，主流的价值仍然是友善、仁爱、正直、良心、为人着想，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事。老百姓接受的并影响他人的生活哲学，是带有儒家文化密码的蒙学读物与民谚民谣中的仁慈善良，廉洁勤谨，与人为善，德福一致等，例如《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和《四书》的一些内容。 李：我能理解梁先生的那个朋友的心情，我非常理解。 郭：但是，“五四”以来，作为中国人的国民性的负面的或所谓丑陋的中国人等等的揭露，有些过头，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性。有的阴暗面其实西方人也有，是人类性的。比方说，已经揭露出来的美国安然公司的丑闻，做假账做到那样一个地步，过去我们总认为西方的公司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尔虞我诈也好，其它一些内斗内耗也好，如果我们出现这些丑恶的现象，就会把账算在国民性上，或要中国的文化，儒家的文化承担责任。我觉得我们要把民族文化的真髓，养育、凝聚老百姓的真诚的理念，作为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民族的族群认同与伦理共识的仁爱思想，浩然正气，大大地弘扬出来。我是觉得仁爱这个东西，它不仅是一种理想性的东西，而且是在民间有根源的活的东西。刚才梁先生讲到的我们现在复兴儒学，核心的内容我觉得还是仁爱的价值。 主持人：我觉得您所说的恰恰证明了我的观点。仁爱好像一个硬币有两面一样。也就是说，仁爱是一些丑恶东西的遮蔽所。从历史上看，刚才说的那些厚黑的东西是很有传统的，可能它跟儒学的历史一样悠久。 郭：我不认为它是一个遮蔽所。 主持人：这个东西老是跟儒学很近，您说这个跟儒学无关吗？您拿什么来证明它和儒学一点关系都没有？ 李：就是你下乡那时候的农民，他是怎么学到儒学的？那是儒学吗？他说这是人的本能，作为恻隐之心的本能。 郭：不是，不是。（笑）我是在乡下，是从他们那里读到“三、百、千”、《四书》、《增广贤文》的。宋代以后，《四书》是家传户诵之学啊。 主持人：比如说《笑傲江湖》里头有一个岳不群，他的儒学学得很好，但是他就是坏，他的坏超过了一般的坏，超过了《天龙八部》里的四大恶人。为什么？它有这个儒学做遮蔽场所。它一旦装上这个面子，就有更大的破坏性。 郭：我想它不一定就是一个遮蔽所啊。这些东西当然是有的，古今中外不乏其人啊。但是儒家精神，孔子开发出来的这个仁爱思想，为什么重要？为什么它成了统率义、礼、智、信的一个核心性的东西呢。 主持人：他是在提升这些东西。 郭：对，提升这些东西。还有一点，人性有多面性，孟子、荀子对此都看得很清楚。他们何尝不知道人之为恶更甚于禽兽啊。为什么孟子、荀子，一个说人之心性本来就有善，一个说人之心性是后天教育变化为善的呢？我想他们是把中华民族的，甚至是全人类的，人之为人的最重要的东西发掘出来了，然后殊途同归。人是有他的丑恶的方面的，有天使和魔鬼的多样性，人是有多面性的，惟其如此，我们才更要揭示出人最可爱的、可以作为人的规定性的东西，保养它，同时要经过后天的教育改善它。 李：所以说，仁爱是必须提倡的。而且它是一种价值追求，一种理想。这种理想并不是不能实现的，这种理想我们大家都应该去做。但是在这个做的过程中，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的人，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生活时期，在不同的事情上，它有的实现了，有的没实现，有的甚至完全违背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理想与现实的脱节，或者某些人的知行分离，甚至人格分裂。人格分裂的结果，就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原载：《光明日报》2006年7月1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