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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李金坤先生在《文学遗产》发表《<辨骚篇>“博徒”“四异”正诠》，认为《辨骚篇》中的“博徒”与“四异”，是刘勰由衷钦敬的褒美之词。观点虽新却失真，故不能成立。因“博徒”乃古代常用词语，古籍中均用为贬词，未见有用作褒词者；李先生引《知音篇》中的“博徒”来证明《辨骚篇》之“博徒”为褒词，属断章取义，错误尤甚。刘勰在对《楚辞》的总体定位以及对《楚辞》作品的具体评价都存在深刻的矛盾，这是不可回避的。 关键词 刘勰 辨骚 博徒 四异 《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发表李金坤先生的《<辨骚篇>“博徒”“四异”正诠》一文（以下简称《正诠》），认为“《辨骚篇》中的‘博徒’与‘异乎经典’之‘四异’，均非贬词，而恰恰是刘勰由衷钦敬的褒美之词。‘博徒’是指博雅通达之传人；‘四异’是指自铸伟辞之新创”云云，见解颇新颖。若此观点成立，则将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只是个别词语的褒贬问题，而是对刘勰整个的楚辞观必须重新理解和定位，以前发表的大量有关《辨骚篇》的论文都将丧失立论的基础，甚而影响到我们对刘勰奇正观、宗经与通变观的理解，总之将会关涉到刘勰理论体系的全局。然笔者认为，《正诠》上述观点只可谓“新解”，不可谓“正诠”，而且观点虽新却失真，不能成立，理由如次。 首先，“博徒”乃古代常用词语，原意为赌徒或博弈之徒，常用来泛指身份轻贱者，古籍中均用为贬词，未见有用作褒词者。南朝宋•王微《与江湛书》曰：“赏剧孟于博徒，拔卜式于刍牧。”北朝周•王褒《长安有狭邪行》亦有“博徒称剧孟”句。剧孟是西汉游侠，《史记•游侠列传》载：“剧孟行大类朱家，而好博。”说剧孟行为最像朱家，喜欢赌博。《汉书•游侠传》将朱家、剧孟、郭解、楼护等7人并列于一类。汉•崔骃写有《博徒论》，刻画博徒鄙视农夫、醉酒贪吃的浪荡无赖嘴脸。《晋书》载“袁耽，字彦道，少有才气，俶傥不羁。桓温少时游于博徒，资产俱尽，欲求济于耽。”（转引自《骈志》卷三）《旧唐书》卷190上《骆宾王传》云宾王“落魄无行，好与博徒逰。”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上评高适“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隠迹博徒。”凡此等等，所有“博徒”全系贬义，未见有用指“博雅通达之传人”者。 其次，《辨骚篇》中“博徒”同样是贬词。先看“博徒”所在的这段结论性的评语：“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这段话是否如《正诠》所谓全是对《楚辞》的肯定呢？非也。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引了刘勰这段话，并在其后加按语曰“此语施于宋玉可也”，以为屈原辩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李纲《拟骚赋序》（《梁溪集》卷二）的一段评语： 昔屈原放逐，作《离骚经》，正洁耿介，情见乎辞。然而托物喻意，未免有谲怪怨怼之言。故识者谓“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不其然欤？予既以愚触罪，久寓谪所，因效其体，摅思属文，以达区区之志。取其正洁耿介之义，去其谲怪怨怼之言，庶几不诡于圣人，目之曰《拟骚》。 可见李纲对刘勰这段话的理解也是贬多于褒。通观《辨骚篇》全文，可知《正诠》忽略了这段评语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刘勰既反对淮南王刘安、王逸、汉宣帝、扬雄等人推崇《楚辞》可比配《诗经》的观点，又反对班固等人对屈原及楚辞的过多指责，所谓“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在各打五十大板后，又具体指出与《诗经》的“四同”“四异”，最后才得出折衷的褒贬参半的结论：“体宪于三代”是褒，“风杂于战国”是贬；“《雅》《颂》之博徒”是贬，“辞赋之英杰”又是褒。正所谓“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序志》）。再看权威注本是怎么注“博徒”一词的。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注为：“《信陵君传》：公子闻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黄氏引的《史记•魏公子列传》说，魏公子听说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卖浆家，就去见两人，交往甚欢。平原君因此鄙视魏公子道：“乃妄从博徒卖浆者游，公子妄人耳”，可见“博徒”地位之轻贱。周振甫注本注为“赌徒，微贱者。”《汉语大词典》释为“指低下者”，并以刘勰此语为例句。 再次，《正诠》引《知音篇》中的“博徒”一词来证明《辨骚篇》之“博徒”为褒词，这也是《正诠》最主要的论据，然似辩而实谬，因为《知音篇》中的“博徒”也是贬义。《知音篇》先感慨要做到知音是困难的，然后举例说明由于人们存在着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三个缺点，因而对文章不能进行正确评价。其中第三个缺点所举的代表事例就是楼护（君卿）事： 至如君卿唇舌，而谬欲论文，乃称‘史迁著书，咨东方朔’，于是桓谭之徒，相顾嗤笑。彼实博徒，轻言负诮，况乎文士，可妄谈哉？……学不逮文，而信伪迷真，楼护是也。 《正诠》对这段话是这样理解的：“刘勰旨在借楼护虽有辩才，但为了论文之需，却有意违背事实的例子，强调论人品文必须谨慎、实事求是的道理。”这样的曲解实在是令人遗憾的。其实这段话意思是说：至于像楼护只是口才好，却荒谬地要评论文章，说什么“司马迁著书，曾向东方朔请教”，桓谭等人因而对之加以讥笑。楼护不过是个轻贱的人，随便乱说尚且被人讥笑，何况是文人，怎么能妄加议论呢？……学识不足以论文，却把假的当成真的，就是楼护这样的人啊。刘勰明明说楼护“学不逮文，而信伪迷真”，怎么成了“为了论文之需，却有意违背事实”呢？刘勰借楼护的例子明明是为了说明学识不足以论文，就会把假的当成真的，怎么成了“强调论人品文必须谨慎、实事求是的道理”呢？《正诠》由刘勰这段话竟得出这样的结论：“楼护是一个博雅通学之‘脱口秀’式的‘博徒’”。刘勰明明骂楼护“学不逮文”，怎么理解成“博雅通学”了呢？《正诠》显然有断章取义之嫌。事实上，刘勰称楼护为“博徒”，主要是因为他的身份是比较轻贱的“游侠”，就像朱家、剧孟等人也常被人称为“博徒”一样，《汉书•游侠传》将楼护与朱家、剧孟等人并列于一类。这里有一个文化背景必须交代清楚，就是战国到西汉前期，游侠较多地受到社会尊重，所以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对游侠总体是肯定和褒扬的，但东汉以后人们对游侠多持鄙视态度，所以班固在《汉书•游侠传》中对游侠是贬多于褒，总体是否定的。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刘勰为何称楼护为“博徒”了。尽管人们对“游侠”有一个由尊重到鄙视的过程，但“博徒”始终是人们所轻视的。 最后，既清理了“博徒”为贬词，刘勰的结论为褒贬参半，那么《正诠》所谓的“‘四异’是指自铸伟辞之新创”的新观点就失去依靠而不攻自破了。因为刘勰褒贬参半的结论正是对上文“四同”“四异”的小结。《正诠》把“四异”当成褒词的主要理由是“如果刘勰真的是‘崇经抑骚’的话，他自己岂不又重蹈汉儒‘以经评骚’的覆辙，打了自己的耳光？刘勰创作《辨骚篇》的主要动因，就在于要突破汉儒们以‘合经术’与否来评定《楚辞》优劣的条条框框，以辩证的发展的眼光来评价《楚辞》。”殊不知，在刘勰那里，儒家的五经乃“文章奥府”“群言之祖”（《宗经》），一切文章的写作都必须宗经，“宗经”是贯串《文心》全书的总原则，也是他在讨论具体文章写作之前已经形成的先入之见。“刘勰标举原道、征圣、宗经，其实是偏重于写作方面，是借此以阐发他关于写作的基本思想，纠正他所不满的不良文风，这一内容贯穿《文心》全书” (P84)。刘勰并没有摆脱汉儒依经立论、以经评骚的框框，恰恰是以合经与否（非“合经术”，因刘勰提倡“宗经”，不是要求按照经典的思想来写作，而是向经典学习写作方法）来评定《楚辞》优劣，怎么就“打了自己的耳光”？ 《正诠》还有几处这样的反问：如果“四异”“博徒”等理解为贬义的话，岂不与刘勰高度评价《骚经》《九章》《九歌》等相矛盾？“其思想感情就格格不入了”？这倒是触及了问题的症结，只可惜《正诠》回避矛盾从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事实上，刘勰在对《楚辞》的总体定位上以及在对《楚辞》作品的具体评价中确实存在深刻的矛盾，其实质可概括为“经典性与文学性的矛盾”、“复古性与新变性的矛盾”等，这些矛盾关涉到刘勰理论体系的全局，使他的理论表现为精华和糟粕相互缠结的形态①。刘勰解决矛盾的办法通常是折衷，如《辨骚篇》最后谓写作诗赋必须要“凭轼而倚《雅》《颂》，悬辔而御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即做到奇正相参、华实并茂，实际上还是依据《诗经》来驾驭《楚辞》（就是酌取《楚辞》），因为《楚辞》在“逐奇”的同时有不少地方“失正”了（四异）。王运熙先生说：“刘勰并不笼统反对文章之奇，但反对‘逐奇而失正’，他把这种现象和儒家经典的文风对立起来，作为《文心雕龙》全书的主要抨击对象。” (P295) 参考文献： 1 杨明.刘勰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王运熙.刘勰为何把《辨骚》列入“文之枢纽”？[A].当代学者自选文库：王运熙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①参李定广《试析刘勰对<楚辞>的矛盾评价》，《江淮论坛》2002年第3期。 （作者：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原载：作者惠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