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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广东青年作家文学创作生机蓬勃，尤其是在小说、诗歌领域取得不俗成绩，一批青年作家脱颖而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近期举行的广东省青年作家创作谈上，魏微、盛可以、盛琼、黄咏梅、谷雪儿、盛慧、陈计会、王进康、王虹虹等9位青年作家代表畅谈各自从事文学创作的体会和认识，真挚感人、各有特色。本报摘要发表。 ——编 者 心灵的事业 魏微 我从2005年1月调来广东，成为作家协会的一个成员，这一年多来，我认识了很多来自全省各地的写作同行、尤其是年轻作家，我们在一起交流写作心得，并因此而成为朋友。在物质环境甚为喧嚣的今天，看到我身边还有那么多的同龄人，对文学这件寂寞的事情还抱有理想和热情，使我觉得能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而感到骄傲，也备受鼓舞。 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文学的本质或许是青春的，它是为那些寂寞的、不甘平庸的、永远年轻的心灵准备的，它是青春的事业。在我们千百年的文学史中，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比如歌德，这个人活到70岁，仍不失一颗赤子之心，在《歌德谈艺录》以及他最著名的作品里，我们都能看到，一个深思睿智、对人生有着独到见解的灵魂，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这样深邃的灵魂它又是天真烂漫的，它像年轻人一样精力旺盛，它对人生一些最本质东西的坚持，比如爱，信仰，一直跟随着他直到生命的结束。所以我觉得，年轻不仅仅是生理层面的，它更多的是指向心灵。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愿意相信文学是心灵的事业，它关乎社会，道义，责任，但所有这一切都必须要从我们的内心出发，写我们看到的，感知到的，触及到人生和命运的，那些欢乐和血泪，写我们对于人世的同情……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写作者，永远要保持一颗善感的心，有热情，有幻想，有承担，不失真诚，而所有这些品质，都不可避免的让我想到自己的青春年华，乃至我们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当有一天我们老了，意识自己身上还保持着这种年轻时候的品质，我们应该感激写作，是文学让我们变得年轻美好了。 文学是寂寞的事情，它需要安静和足够的耐心，所以我常常也在想另一个问题，是什么使我身边的这些年轻人，当然也包括在座的诸位，能够抵挡世俗生活的各种诱惑，投身到这样一种孤独的事业中来，这样的事业和名利没有关系，它几乎是不图物质回报的，为什么呢？我想，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恐怕追根求源最后还是要归结到心灵，那就是我们这些人，虽然不少已过而立，也为人父母，但对社会、对人生照样还有很多困惑，我们直面这种困惑，并敢于把它写出来，我想这是勇气，也基于我们身上还留有一种年轻人所具有的热情和活力，这同时也是我们的责任。 我有一个朋友，前天跟我闲聊，她告诉我，她愿意承担自己的命运，她也愿意观看命运这东西怎样作用于她，在她身上一步步地发生着影响；我当时听了特别感动，我想这就是文学，非常质朴的，存在于我们的文字里，言谈中，生活中。 小说的可能 盛可以 小说家的优势在于，他受到的种种限制的现实生存，可以在小说中想象化地延伸，他可以在小说想象中，去实现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各种可能性。哲学在没有人物，没有境况的条件下发展它的思想，小说中的思想是为了引入人物的生存境况。衡量作家深入探寻生存本质的程度，一定不是写了多少字，出了几本书，而是作家本人要明白自己为什么这样写，而不那样写，想表达什么，发现有什么问题。 最近回头读明清话本小说，感触良多。小说无不以市井人物为主人公，写的都是俗人俗事，用意不外乎道德劝诫，善恶有报，却是耐人寻味。由是想到这个时期的小说，首先在语言、语境上所传达出作者的纯澈与专注的内心，也即做小说的态度，就与现世有别。你仿佛能看见他，素色长衫，孤灯清茶，笔力精到，缓慢细致地往故事深处勘探。事隔几百年，文字所传递出来的信息，没有腐朽，不见陈旧，仍是有凝聚力的，有穿透力的，关于存在的真实，或某种真实可能的反映。 在我看来，阅读这些话本小说，甚至有调节与控制现代情绪紊乱之效用，它语言的灵动、弹性，不拘一格之美，让人完全可以忽略话本小说的局限性。无疑，小说带有时代的尘土气息，尘土有浮尘与落尘之分，明清话本及其它古典小说是落尘，而拂拭落尘式的阅读，本身便是一种象征或暗示，几近于沐浴熏香的圣徒，及至阅读中随处可见作者的精神，小说的本质。由此想到，当代快节奏的生活渗入到写作当中，不少小说仿佛于马背上写就，浮尘满天，不安与浮躁的气息弥漫于语言文字中，人写此景，心想他处，这种作者与灵魂缺席的写作，只能让读者满目尘埃。我想说的是，现代人缺的不是才华，而是耐心与沉稳，从容与淡定。 每个时代的小说，构成美的成分不是单一的，但我相信有一种成分是永恒的，不变的，另一种相对成分，可以说它是时代、风尚、道德、情欲(波德莱尔称与时代相关的成分为“现代性”)，作为文学中的“现代性”因素，是暂时、过渡、短暂的，大致与消费文化有关。在我心目中，传统文化精髓与古典文学的优雅淡定之美之境界，是永恒不变的。 奥地利小说家布洛赫认为，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是小说的存在的惟一理由。有人担心小说死了，有人说小说的精神不在了，小说的定义也在不断被突破。普鲁斯特式的回忆，乔伊斯与意识流之类的深层心理传达，卡夫卡式的呈示荒诞与变形的存在，罗伯－格里耶式的“物化”世界以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都有成为定义小说的可能。而昆德拉赋予小说思考存在的含义，说小说家是存在的勘探者。存在是人类生存本质和生存状况的展示，西方小说家对小说的研究，的确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空间。我在写了四年的小说以后，回头问自己:小说是什么，小说该怎么写。或许，小说永远是一种发展的，无法定义，无法言说，没有限度的可能。 写作的幸福 盛琼 去年夏天，我离开深圳一家金融单位，调入广东省作协，成了一个职业写作者。写什么，怎么写，这两个问题都比从前更深地困扰着我。在此之前，我所有的写作几乎都是“喷泻”的结果，凭着一口“气”，一气呵成，创作的激情无法抑制，创作后也无法修改。那仿佛是一种心灵的本色的“舞蹈”。那时，由于没有大块的写作时间，我的写作很难做到推倒重写，反复琢磨，精雕细刻。可是当我调入省作协后，当我能够心无旁骛地投身写作之后，因为有了充足的时间，我的写作速度也放慢了好多，我为自己重设了写作的难度和高度，既用“心”写又用“脑”写。我也在这样缓慢而纯粹的写作过程中，享受到了一种单纯的快乐。这样的写作和我的生活已经是浑然一体，不分彼此了，也就是说，写作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它没有什么光华，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远离人群，远离焦点，它是那么的朴实，平常，甚至还有单调，寂寞，这样的写作已经像日子本身一样，回复到它最本真的面目。这情景就像是面对一泓壮阔无垠的湖水，当所有的云雾飘散之后，我看到它波澜不起，透明如镜，万物清晰地倒映其中，而岸边的我睁着一双惊喜的眼睛，欣赏着它在沧桑和激荡之后的那种大包容，大平静。无论我能不能有所发现，有所收获，能够进入此境，已经让我感到非常的幸福了。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这些写作者，真的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和挑战。有来自外界的冲击——在信息时代的喧嚣中，文学的声音已经变得非常微弱；有对自身的怀疑——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已经繁多到让人读不过来了，你还有没有写作的必要，你到底还能有什么突破和创新。有时候，我也不得不扪心自问。但自从调入省作协之后，我在缓慢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获得了一种心境，那种平和的缓慢的安详的心境。有技无痕，需要的恰是这种“慢功出细活”的心境，就像一个敬业又乐业的工匠，细细地雕琢，让光阴一点一点地沉淀在自己的手下，慢慢地变老。我想，这样的写作无论能不能赢得喝彩，它的过程本身就已是无上的幸福了。 在这样一个商品经济的时代，怎样才能让我们的文学品质不要受到市场这条“大鳄”的侵害，怎样才能在文学弱势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对文学的信念，坚守自己的文学品质和艺术准则，我想，这是我们每个写作者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当写作成为一种朴实无华的生活之后，我们没有优越也没有自怜，我们没有叛逆也没有顺从，我们没有主流也没有边缘，我们只是踏踏实实，平平静静地把自己心中的世界准确而个性地表达出来。我们要对得起手中的笔。这是一个写作者的本分，也是他的责任。在我看来，能与文学终身相伴，并能一直呼吸在文学的空气中，这本身已经是一种大幸运了，值得我们一生去珍惜去感恩了。 无需再苛求 黄咏梅 总是在听别人讲，文学被边缘化啦，文学没有市场啦等等这些没有前途的话。其实这些话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可以成立，文学大热的现象，从某种程度来讲，是因为人们的精神和物质生活贫乏，而文学如今回归了相对正常的状态——为人类的精神生活提供思考的时间和地点，提供一扇领悟人生的心灵门户。可是，却有不少写作者，去在乎文学的市场，去在乎文学的畅销度和经济效益。我个人认为，这是对文学的一种苛求，也正是这种苛求使得文学在今天显得很尴尬，它面临着销量与质量的对抗，面临着热和冷的对抗。 我相信，无论外界如何热闹，作为写作的人，必定不会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写作真的是一个很寂寞的事情，写作要求我们冷静地写一些热血沸腾的事情。据说我们的鲁迅，即便在大冬天窗外雪花纷飞都始终穿着条单裤在桌前用手上的笔投放大量的“投枪、匕首”，肉体的冷和精神的冷折磨着他，他从灵魂到肉体都在享受着这种折磨，永远愤怒，永远失恋，永远雪上加霜。有人分析说这是鲁迅解决自己长期性压抑的方式，我觉得这其实是鲁迅高度紧张地对抗精神的暖的行为。 并不是说但凡当作家就必须不幸，必须痛苦，必须都要冬天只穿一条单裤，必须失去享受幸福的权利，只是，他们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保持精神的冷。实际上现在有的作家，吃饱穿暖了，精神也吃饱穿暖了，思想也被穿上了时尚的外衣，作家跟着潮流任意地剪裁自己的思想，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抄袭现实生活这本没有版权的大书。 就我个人而言，对这样的孤单写作感受很深。每写完一个小说，走出大街，好像一个被人点了穴，刚刚获得解放一样。然后我会发现，走在街上的那些人，原来并不是那些在小说里与自己朝夕相处、魂牵梦绕的人物，他们全都消失了，或者说隐匿了。我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得以跟这些隐匿的东西团聚，跟这些隐秘的内心活动窃窃私语。能够把自己的人生一次次寄存在小说的世界里，过另外一种生活，实在是一个写作者所独享的无与伦比的美妙情趣。写作能让我们过另外一种生活，那么我们还能对它苛求什么呢？ 当然，我并不是在倡导一种无欲无求的写作。任何一种写作都是欲望的写作，就算是一个只顾低头写东西而不闻结果，不问作品效应的人来说，写作也不是没有欲望的，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充满欲望的活动，或者说是充满了野心的活动，对理想的觊觎，对创作技巧的超越，对语言的贪恋等等构成了写作的巨大的野心，在这其间，同样让我们经历到充满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拉扯之战。 文学不是要去寻找被关注的眼睛，而是要用眼睛寻找那些隐匿起来的眼睛。 让石头开出花朵 盛慧 我是2004年底从贵州来广东的，现在在《佛山文艺》当小说编辑。 在我生命中，最初的小说，来源于童年时听到的漫无边际的谈话。对我来说，最有吸引力的事情是，在夏天的午睡之后，和父亲去街上买西瓜，强烈的阳光似乎要将我融化，街上那个修鞋的瘸子是父亲的朋友，他会一边干活，一边陪着我们说话，在我眼里，他无所不知。现在那个鞋匠早已经去世了，那些谈话的内容，我也早已忘却，没有忘记的是，在他的谈话里，我第一次知道外面的世界，那些故事或许并不真实，但不知道为何，在他的嘴里，一切仿佛都有了魔力。回到家里，这些谈话，又会变成另外一种形式，进入了我的游戏。我在后院，用柳条和火柴当作人物，开始演绎那些故事。 冬日夜晚的谈话，也很有意思。那些谈话总是伴随着酒而展开的，我们村子里有一户人家，是卖羊肉的，他们要把羊肉从骨头上剔下来，用纱布挤成圆柱型的“羊羔肉”。当然，我们的下酒菜，不是羊羔肉，而是剔完肉的骨头，那上面沾了很少的肉，我们的任务，只是舔一下腥味而已，即使是这样，我们仍然乐此不疲，旁边是煤炉，火苗舔着墙壁，一切都显得红通通的。那些从未听过的奇特故事，深深地吸引着我，然后，又在梦境里继续发展。 语言与故事的美一次次拍打着我的心灵，我终于有了创作的冲动，1995年的夏天，我终于在一本稿纸上小心翼翼地写下了第一个小说。在写作中，我比较注重小说的气息。我认为，气息就像是一个人的性格。伟大的作家，除了有自己独特的言说方式之外，还有自己独特的气息，比如福克纳小说中，那种植物疯狂生长的南方气息，比如川端康成小说 那种如瓷器一般温润而细致的气息，还有鲁尔福小说中，神秘而诡异的南美洲的气息。一个小说因为有了独特的气息，就有了生命力，它会自由地呼吸了。 不管是何种文体或者何种艺术形式，它能让人感动的部分，必定源自心灵深处，它就像植物的根茎，其他的一切，都是从那里生长出来的。这个根茎，并不是特指，有时候是一段时光，有时候是一个故事，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仅仅是一种声音或者味道。在漫长的时间里，在敏感者的潮湿而温润的内心里，它会慢慢地发芽，最后，成长为一棵大树。哪怕是一篇最简短的文字，都需要心灵的参与，都需要一个生长的过程，否则，这个作家就不能给文字赋予生命，它只是殡仪馆里的化妆师而已。 对于每一个写作者，终极的意义都是不同的。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外科医生，在显微镜下，对人性的恶进行解剖与分析。我深信，我的写作是有意义的。金钱使人变成了石头，我要通过小说，让这些石头开出花朵。 诗是人生的火把 陈计会 我真正开始写诗是在上高二的时候。那是一间乡村中学，坐落在绿树环抱的小山坡上。每当日落时分，我常常跑到山顶看夕阳。诗意往往是在此时涌起心头。但在穷乡僻壤，可供阅读的诗歌书籍甚少，以至找到几本过期的诗歌杂志都欣喜若狂。记得为了寻找鲁迅先生的《野草》散文诗集，我经过好多波折，最后是在一间学校的垃圾堆里找到，已被烧了一点，我连忙将这本热烈的诗集抢救出来。现在想来，我诗歌中的抑郁和热烈或许与此有些关系。 大地与乡村，是我最初诗歌创作的母题。然而，乡村并不仅仅是生长葱茏的庄稼、美丽的炊烟、动人的谣曲，它也蔓生着贫困、落后、愚昧与无奈。在我的词典里，乡村是一部苦难史。在中国无论哪一个朝代，农民都是处于社会的底层，最苦最累。我自己有过在烈日下跪着拔草，指甲抠出鲜血的经历；我也看见过一位老农为省钱儿子读书，当众剥开水烟筒的场面；然而，农村让我目睹的不只是劳累、贫困、疾病无钱医治，还有经济上、政治上对农民的不公平待遇。据说现在有所改变。今年春节我回乡贴对联，大年三十了，我见邻居都还是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衣服，脚上的鞋子还露出脚趾头，我的心不禁一阵紧缩，一股寒凉冒出来。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从小接受最朴素的乡村教育，我的诗歌也就从这片艰涩的土地冒出来。它是美丽的、抑郁的、抗争的，也是苍凉的，像一首首喑哑的谣曲，源于土地的深层。也许，在不知不觉中，一种苦难意识和与命运抗争意识便潜移默化地融进我诗歌的骨髓里，并影响我整个诗歌的创作过程。 读完书，我走进城市，开始了我诗歌关于现代人性的思考和感悟的创作时期。这种体验与思考一直延续至今。我最初是在一个基层公安派出所工作，并且一呆就是八年。从底层来回到底层去，这在中国这种社会体制里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这也提供了机会让我接触更广阔的社会和人生。我认为诗歌是诗人思考与感悟的结晶。有什么样的人生就有什么样的诗歌，这是无法逃脱的。所以诗人不要埋怨命运的不公，或许这锻造了你的诗歌。基层派出所的生活繁琐沉重，值班常常熬个通宵。我很多诗歌是守着值班电话构思酝酿的。终日接触社会的阴暗面，与罪犯、娼妓、流氓等人打交道多了，便自然而然地思考起美与丑、善与恶、正义与良知、光明与黑暗，思考人性的本质。在一个物欲纷扰的时代，人类被欲望的绳子牵着鼻子走，分辨不出东西南北。在现实中，我们感到生存的困惑、迷惘、无奈，命运也常常把我们推进沼泽地，我们不知道如何爬上岸。我们的诗歌也许在对人类心灵异化的反思中得以提升。 或许这就是真实的现实人生，或许这就是我的诗歌生长的土壤。我想，诗歌就必须面对生命中这些黑暗。通过写诗，逐步消除我们内心的黑暗，而使人性不断走向完满。 诗歌是大众的，又是个人的，但归根到底是个人的事情。不管哪一个时代，诗歌都是那个时代文学的制高点，是一个时代良心的见证，也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镜子。仅就个人自身需求而言，在寂寞而漆黑的人生之路上行走，我们都希望看到火光，诗歌就是人生的火把，让我们举着穿过灵魂苍茫的暗夜。 迷惘的文学 谷雪儿 从诗歌到歌词创作，再到小说，再冒昧涉猎了人类学，我始终觉得自己多少有些探险精神，也被一些明察秋毫者称我为身份不明的写者。 我对人类学的痴迷不仅仅是因为它故事的真实性，它没有假设，没有强迫性概念，最重要的驱动力便是我有很强烈的欲望，把近乎关闭的文化门窗，用我适中的力度轻轻地推开。从2003年7月，深入云南纳西族净土对纳西族殉情文化实施田野调查以来，“人类学”才在我脑子里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解释。 一部小说的诞生可以足不出户，但一部人类学、纪实文学的出炉需要亲临现场，甚至辗转跋涉，于是田野调查就成了我习惯行走的第二种理由。《纳西人的最后殉情》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也可以定为人类学范畴。在两年半田野调查的时间里，多次深入纳西人居住的村落，探访纳西人家的殉情故事。短短两年多的调查当中，我遭遇了各种阻挠与打击，但我凭借坚定的信念和健全的双腿走遍了纳西人家:从金沙江到长江第一湾，从茶马古道到横断山脉的穿越，竟惊喜地找到解放后发生在丽江周边地区300多例殉情者。 如果拿小说和纪实文学、人类学比较，我更偏爱后两者。因为真实，无需空洞的杜撰与虚构情节。它真实的存在与冥思的发现，就算社会语言支撑不住了，真实的表述永远置身于纯粹之上。这就是人类学的原则。 对于当下许多与文字相关的都被称为文学或作家的狂人，这种进攻型的创作，直接腐蚀了已经不太丰腴的文学本身。在这个缺少微量元素的文学功利时代，急于表达的人太多，而真正用事实说话的人很少。因为支持急于表达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急于表达者在找到表达的平台后，这种暗藏某种手段的生存途径就成了他们机不可失的主场。 人类学是人们解读大地、解读故土的另一种门类，田野的诱惑，风情民俗的领略，使我对世界有了更茫然无知的猎奇心。对纳西族的热爱，首先要归于对东巴文——世界上惟一还在使用的象形文的神秘基础，其次才有了对人类学探索漫漫长路的念头，涉猎人类学艰苦探秘的领域里。仅仅是探秘的动机，未免想法有些粗糙。然而，正因为有了最初的田野之旅，那些符号的寓意，以及被国内外学者冠以“殉情之都”的纳西殉情文化的吸引，我才对人类学的探索有了一往情深的深刻盟约。 从《纳西人的最后殉情》开始，我与“人类学”这个神圣而艰苦的课题就那么单纯地联系在了一起。当你藏在与大地、故土、人类、民俗方面相关的书籍里的时候，你才发现，我们动不动谈到的汗颜，不过是过分地用了一个形容词而已。书籍中给你的信息已然可以解决你的冷暖问题，解决你藏于其中的秘密。 行走山野而居于林莽木屋的田野调查生活，尽管你推开窗就能见山月，但始终无法把往日的情景拿来抒情。那些苍老的古歌，清风明月的古城小镇，都在那种特殊、经典的文化氛围里变得很直接，朴素。到过的地方，山川，沟壑，峡谷，荒野，似乎都在娓娓讲述闻所未闻的，见所未见的丰厚的奇异文化。如果说对人类学的仰慕，首先要归于纳西文化神秘而玄妙的各种形态，文字，古歌，女巫，土司，情死，这些看似很遥远的陈年旧事，依然有种重读历史的欲望，想与那些往事重逢，与渐行渐远的古风古俗相融。 我的理想生活 王棵(王进康) 现在想来，我起初的写作动因非常简单，其实就是，我觉察到内心没有目标，为此感到困惑，而写作就成了一种自我释疑、解惑的方式。从这个角度讲，我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自我内心需要，和外部因素毫无关系。我个人没有预料到的是，我的写作很快受到了我们海军有关人士的关注。第一个关注到我的创作的是，我们海军唯一的文学刊物《海军文艺》的主编宋燕燕女士，她迅速把我推荐到现在的南海舰队创作室，在创作室主任、作家郭富文的肯定下，很快，我调入创作室的手续开始办理，2002年，我离开青岛，来到湛江，成为海军的专业文学创作员。 走上专业文学创作岗位之后，我这才发现，我有相当多的不足:无论从文学准备到个人的写作实践、创作业绩，都很欠缺。好在我还算是一个勤奋的人，而且，一旦确定要做一件事，我也能够全力以赴。就这样，我怀着一种紧迫感开始给自己“补课”，同时，拼命地进行创作实践和创作思考，另一方面，作为一名部队创作员，我还经常下部队，以及时熟悉当下部队生活。这一过就是4年。在这4年里，文学几乎构成了我全部的生活。我很少有社交，也很少去玩，所做的，几乎都是与文学有关的事。可以说，我成了一个纯粹的“文学人士”。时光倒回几年，写作只是我的一种自发的、以宣泄为主的行为，而后来，写作成了我毕生追求的一项事业。 4年里有件事值得一提:2003年，我只身远赴南沙守礁半年，去这个异常艰苦的前线亲身体验生活；重提这件事，我只是想说明，我是尊重我所从事的事业的。文学虽然是一门神圣的艺术，但显然不是天上摘星、海底捞月，任何一个人，有了付出，多少也会得到一点回报。几年下来，虽然我总算小有收获，也算是对自己付出的安慰吧:在2005年中国作协所属的中华基金会主办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组选活动中，我的短篇小说集《守礁关键词》入选成书。当然，其它成绩更加不值一提。 写作赋予了我自由的精神平台。有了这个平台，我的人生因此愉悦、充实和充满安宁。人人都在憧憬着他的理想生活，可有时我就有一个奇怪的想法，我觉得，我已经过上了一种理想的生活:以写作为业，写作、看书，这是我现在的生活方式，不就是我的理想生活吗？确实要感谢写作，它使我过得如此心满意足。 毛毛虫要成蝴蝶 王虹虹 我爱幻想。小时候，我读过很多童话，并深深地被这些精彩的故事所打动。我爱做斑斓的童话梦，经常幻想自己穿上了礼裙踏进了城堡；我渴望拥有魔法棒变出稀奇古怪的玩意儿，也希望与动物们语言相通，倾听它们的森林故事。童话故事启迪和陶冶了我幼小的心灵，打开了我幻想的大门。早在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头脑中就活跃着一段段离奇古怪的故事和一个个性格不同的人物，我当时就有把他们写下来的欲望，但是那时认识的字儿不够用，也不知道写出来之后，我的小伙伴们喜不喜欢看，说来说去还是受掌握知识的局限，没有能力随时将幻想的故事记录下来。于是，我就在纸上涂鸦——画漫画，并讲给亲戚、邻居的小朋友们听，他们很喜欢。后来，随着知识的增长，在家长和其他前辈的鼓励支持下，从初中阶段便开始试着记录下活跃的思绪，也慢慢地爱上了这种文字“游戏”。于是就在这些文字背后我述说了一个个的心绪。 我的写作没有刻意的成分。平时想起什么就立即记下来，然后利用学习之余的星期天、节假日，稍加整理，一个个童话故事就出来了，没有任何压力。一旦这些不成熟的习作被报刊采用，心里感觉很爽！同时也激励着自己，不断发挥想象的空间，去思考、发现新的东西。我房间的书桌上，一叠叠自己用码钉装帧成的日记本就是平时想到一些有感触的东西，随即拿出纸张把它写下积累的。有时是一整段的，有时是简单的几句话。这已经是自己的一个习惯了，不管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平时在上课时，一门心思盯着黑板和老师，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引起灵感的。通常是下课了去玩的时候才会想起一些东西，就会临时地把它记下来，等到节假日自己有空闲时就用电脑把它敲写出来。 写作是件很开心、很好玩的事情，我常常会沉醉于自己设计的角色中，把自己当成故事里的公主、王子或者国王，身临其境地体会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写作灵感来时，我会事先“警告”父母：如果房间里有什么响动，请他们不要担心，也不要去打搅，那是因为自己在模仿角色的言行。在写作过程中，我的情感确实都完全融入了自己所描绘的环境和人物形象身上，我常常因为他们的快乐顽皮或忍俊不禁、或纵情大笑，也曾为他们的凄惨命运或暗自流泪或失声痛哭。 我喜欢随时找不同的对象来检验自己的作品。有好多时候，只要看到小朋友，就想讲故事给他们听。如果我讲的故事小朋友们想听，那我的故事就成功了。有时看到一些东西或想到一些东西，就想把它写成故事，但一般事先都会说给爸爸妈妈听，然后爸爸妈妈就会鼓励我把它写出来。在没发表前，我并不知道自己写的童话怎样，但我的童话充满幻想，把不现实的幻想来影射现实，用纯真的幻想来引发现实。 毛毛虫经过修炼会变成蝴蝶，我的文学之路才刚刚开头，今后的路还很漫长、也会很曲折，经过磨练之后，我相信自己也一定会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 原载：《文学报》2006年7月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