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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芜先生近日发表《“国学”质疑》(见6月28日“笔会”)，对当前的“国学”热提出质疑。对舒芜先生的质疑，我认为最值得在这里重提的，是他对于当前乱用“国学”名称的批评。“国学”的提出，正如舒芜先生所指出的，决不是用来统称中国传统文化，而是用来抗衡“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是晚清以来一部分学人(舒芜先生称之为“有些保守的人”，我所以不用这一提法，是因为我认为不能简单地将提倡“国学”的学者与“保守的人”划等号，比如说章太炎先生就相当热情地宣讲“国学”，但太炎先生无论怎么看也难以归于“保守的人”)“抵制西方‘科学’与‘民主’文化的一种借口”。但当今学者所谈的“国学”，多是将它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来谈，这就难免引起一系列认识混乱，以至于“国学”泛滥，不但整体地研究中国文化被视同于研究“国学”，而且研究某一门中国学问也视同于研究“国学”，甚至将研究某一门中国学问中的某一分支学问也视同于研究“国学”，更为荒唐的是，“媒体上津津乐道的所谓‘国学’，也就是指能够看懂一点古书，能够做一点古诗词，能够写两笔字而已”(引自舒芜文)。所谓“国学”的这种种泛滥，所产生的直接的后果，就是“国学大师”的严重贬值，只要研究某一门中国传统学问而有较大的成就者就能封为“国学大师”，甚至有些被封为“国学大师”者只是因为其名声大而又写过一两本中国学问方面的书。这种名实严重背离的现象如不改变，就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八佾》)，将直接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复兴事业。所以，为“国学”正名，并不是无足轻重的文字游戏。 舒芜先生对“国学热”的批评自有其价值取向，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自然会有各种反批评，这是可以想见的。 但我下面提出的不同看法，不是基于价值取向，而仅仅是为了正确地正“国学”之名而同舒芜先生商榷。 我要商榷的主要有两点，首先是关于“国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问题。 舒芜先生认为：“所谓‘国学’，并不是传统文化的概念。如果‘国学’指的是传统文化，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应该是‘国学’，墨子是不是‘国学’啊？还有诸子百家，好像又不包括在内。那‘国学’是什么？就是讲儒家的那点东西，封建的那些价值观念。”我以为，断言“国学”就是特指儒学，只是儒家价值观念的代名词，这有点矫枉过正，不符合事实。从晚清以来“国学”传播的历史来看，“国学”固然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但也不是同传统文化截然有别，没有密切的联系。那么，“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不妨就章太炎、钱穆、马一浮的看法来谈这个问题。 章太炎先生一生多次演讲国学，其提倡“国学”，最早可以追溯到民国前的1910年，那一年他在日本刊行《国故论衡》。此后，他又出版《国学概论》，晚年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演讲则整理为《国学讲演录》。只要翻阅这三部著作，一眼就可以看出，太炎先生心目中的“国学”，具体就是指我国固有的小学(文字学)、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并非泛指一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 钱穆著有《国学概论》(脱稿于1928年春)，在《弁言》中，他特意申明：虽然“时贤或以经、史、子、集编论国学，如章氏《国学概论》讲演之例”，但他并不仿照此例以论“国学”，而是重在论述“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势”。可是，只要我们看看其书目录(书分上下篇，上篇共七章，依次为：孔子与六经，先秦诸子，嬴秦之焚书坑儒，两汉经生经今古文之争，晚汉之新思潮，魏晋清谈，南北朝隋唐之经学注疏及佛典翻译；下篇共三章，依次为：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最近期之学术思想)，就能明白其所谓“国学”，只是限定在经学与诸子学，在外延上比较狭窄，与太炎先生所谓“国学”在内涵上未有本质区别。 马一浮1938年在江西泰和县为浙江大学师生公开讲学的讲稿结集为《泰和会语》。其中一篇名曰《楷定国学名义》，此篇论述了谈国学当先楷定国学名义，“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马一浮所谓“六艺”，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由此看来，马一浮似乎以“国学”为“经学”，但他又强调“六艺统诸子”、“六艺统四部”，所以他实际上是指以经学为中心的我国固有的学术。有别于外国学术意义上的我国固有的学术，在马一浮看来，具体就是指由四部(经、史、子、集)所包含的小学(文字学)、经学、诸子学、文学、史学，并不包括科学等其他学问。 章太炎、马一浮、钱穆都被人称为“国学大师”，他们眼中的“国学”应该说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国学”。因此，我们有理由断言：晚清、民国学人所谓“国学”，固然不是泛指中国传统文化，但也不是像舒芜先生所断言的，只是特指儒家学术，应该说它是用来统称中国传统人文学科范围内的学术。而晚清学人之所以如此讲“国学”，服从其以“中学”抗衡“西学”的目的，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传统人文科学才是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之所在。 其次是关于“国故”概念的涵义问题。舒芜先生为了强调胡适的“整理国故”是“比较科学的”，便断言“国故”与“国学”有本质的区别，是另一种概念。其实，胡适所谓“国故”，与“国学”没有本质的区别，它就是“国学”另一称谓。胡适自己对此说得很明确。他于1919年下半年发表《论国故学》，提倡“整理国故”。后来为了宣传这一主张，他又创办了《读书杂志》《国学季刊》，以促进“国故学”研究。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他给“国故”下了这样的定义：“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胡适文存》二集卷一) 还需要指出的是，舒芜先生的文章，容易让人误解最先提出“国故”概念的人是胡适，可实际上提出“国故”概念的始作俑者不是胡适。究竟谁最先提出“国故”概念，一时难以详考，但章太炎先生刊行《国故论衡》是在1910年，他使用“国故”概念起码比胡适早了九年。问题是，太炎先生所谓“国故”，是不是“国学”的另一称谓呢？回答也是肯定的。前面已经提到，太炎先生除了《国故论衡》，还有《国学概论》《国学讲演录》，只要将它们简单对照，就很容易明白三书所论虽有详略之别，但在内容上完全一致。 舒芜先生是学界前辈，我是后学。衷心希望舒芜先生不吝赐教。 原载：《文汇报》2006年7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