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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诗注的“挖脚跟”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刘世南 参加讨论

     刘永翔先生在《读<宋诗选注>》(收在《蓬山舟影》一书中)之二<关于此书的注>中,先引钱仲联先生的意见:“钟书先生在这注里全部挖出脚跟,三分之二的诗都讲了有来源,什么在‘他’之前已有谁有这样的诗句诗意,在‘他’之后谁受启发又有什么诗句诗意。我记得钟书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还很俏皮地说:仲联先生为什么不也来几条呢?我不喜欢挖脚跟,这样失去了诗的味道。”
    永翔先生不同意仲联先生的意见,并直率地指出:“恐仲联先生非不为,乃不能耳。”
    我和永翔先生一样,对钟书先生注诗那样挖脚跟,也是十分喜爱的;但我更同意仲联先生的意见。我们不妨冷静地想一想:我国从古至今的笺注,有这样挖脚跟的吗?某些诗话、词话乃至论文之书,偶而有这样的挖脚跟,但那属于鉴赏,而非笺注了。所以,仲联先生作为笺注大家,他不“挖脚跟”,倒是“思不出其位”的。此其一。
    其二,诗、文某些字、词、句,真要穷源竟委,确是不容易的。《竹汀先生日记钞》卷二<所见金石>第二条:“顾宁人谓填讳非古法,予尝引《周益公集》已有填讳,以证出于宋世。今按《赵州永安院度僧记》,马(王名)撰,马碱书(元丰八年九月)。此碑马铭记其父正甫奏请度僧事,而末行题平昌孟永填讳,则北宋已有之,又在乎园(按:周必大晚号平园老叟,有《平园集》)之前矣。”这是一个考据的例子,但可以借用来说明“挖脚跟”之不易。
    类似的例子是“使功不如使过”的出处。《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阎若璩传>:“尝语弟子曰:‘曩在东海公’(按:指徐乾学)邸夜饮,公云:“今晨直起居注,上问:古人言‘使功不如使过’,此语自有出处。当时不能答。”吾举宋陈良时有《使功不如使过论》,篇中有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语出何书耳。越十五年,读《唐书·李靖传》:高祖以靖逗留,诏斩之,许绍为请而免。后率兵破开州蛮,俘擒五千。帝谓左右曰:‘使功不如使过,果然。’谓即出此。又越五年,读《后汉书·独行传》:索卢放谏更始使者勿斩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过。’章怀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于此。甚矣学问之无穷,而尤不可以无年也!”仅凭此事,就可以看出,对某些字、词、句的穷源有多么困难。
    顾炎武、阎若璩是博极群书的大学者,其穷源之难尚如此,何能求之于一般笺注者?何况这本不属于笺注范畴之事?
    第三,注诗“挖脚跟”本身主观性太强,所穷的源,所竟的委,未必符合原诗的创作实际。以王安石的《泊船瓜洲》“春风又绿江南岸”为例,据洪迈《容斋续笔》卷八<诗改字>条:“王荆公绝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人’,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从宋迄今,一般读者只会想到这种推敲以炼字,决非先已有前人“绿”的现成用法在印象里,因为王安石的推敲过程可以证明。所以,这种相同,只是暗合,而不是像钟书先生所推测的,是“有心立异”,希望“出奇制胜”。因为如照钟书先生的逻辑去推论,岂非常建因袭李白,李白又因袭丘为,那李白、常建岂非毫无独创性?再说,丘为又因袭谁呢?西方谚语说,第一个将花比美女的是天才,第二个就是蠢材了。难道只有丘为是天才,而李白、常建、王安石都是蠢材?其实会做旧诗的人都知道,平时即使读了很多古人的诗,不可能全部记住,而是储存在潜意识中,化为自己的血肉。心灵偶与外界景物或社会事件撞击时,有所感悟,发而为诗。推敲之际,不可能字字都先去收索古人的现成字句,而是全凭心机运作。即使与古人合,也只是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哪有一味向古人诗中做贼的呢?钟书先生正因为不能毅然断定王安石“绿”字是套用唐人的,才提出一连串的假设。然而这只是他的想象而已,根据谭献说的“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你要这样去推测,那是你的自由,反正你也没有作出定论。
    第四,再博闻强识的人,也不可能对看过的东西过目不忘。就以永翔先生本人为例。《读<槐聚诗存>》之六(第52—53页)引了钟书先生的《周振甫和秋怀韵,再用韵奉答,君时为余勘订<谈艺录>》:“伏处崾崾语草虫,虚期金翮健摩空。班荆欲赋来今雨,扫叶还承订别风。臭味同岑真石友,诗篇织锦妙机工。只惭多好无成就,贻笑兰陵五技穷。”永翔先生在<再谈结构>时,说:“首二句自比草虫伏处,请对方毋以大鹏金翅鸟来相待。末二句则远远相承,说自己多好少成,会像荀子都说的‘梧鼠五技而穷’而被人讥笑。”“只惭多好无成就”是“说自己多好少成”吗?所谓“多好少成”,就是多所爱好,少所成就。钱诗是“无”何以改为“少”,永翔先生是以“多”对“少”,所以窜改原字。但钟书先生原意并非如此,他是用赵执信在《谈龙录》中所说“朱贪多,王爱好”,“多”、“好”是并列联词,而非偏正结构,永翔先生理解错了。但是,他并非不知有此出处,在《读<宋诗选注>》之二<关于此书的注>(第79页)倒第三行有“(钟书)先生贪多爱好”云云,可见其前此误解,完全是偶尔忘记了。我举此例,意在重复说明,王安石在作那首七绝时,未必记得丘为、李白、常建有关的诗。
    第五,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七有云:“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阳楼》诗:‘昔闻洞庭水(下略)’,此岂可以出处求哉?纵使字字寻得出处,去少陵之意益远矣。盖后人元不知杜诗所以妙绝古今者在何处,但以一字亦有出处者为工。如《西昆酬唱集》中诗,何曾有一字无出处者,便以为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诗,亦未尝无出处,渠不自知,若为之笺注,亦字字有出处,但不妨其为恶诗耳!”
    所以,正确的笺注法,应如陆游《施司谏注东坡诗·序》所说,主要是发明诗意,而不仅仅注出字句的出处。这也就是陈寅恪先生特别强调的“今典”,而这是最难的,也是对读者最有帮助的。
    只要看了仲联先生所著《沈曾植集校注》,就知道他的笺注功夫是非常深的。由于他的学问渊博,不仅对沈曾植诗字、词、句的出处,即所谓古典,能一一注明,而且对有关时事、交游、本事,即所谓“今典”,也能尽量诠释。后学如我辈,最好不要加以嗤点。据我看,他注诗不“挖脚跟”,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原载:《博览群书》2006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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