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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翔先生在《读<宋诗选注>》(收在《蓬山舟影》一书中)之二<关于此书的注>中，先引钱仲联先生的意见：“钟书先生在这注里全部挖出脚跟，三分之二的诗都讲了有来源，什么在‘他’之前已有谁有这样的诗句诗意，在‘他’之后谁受启发又有什么诗句诗意。我记得钟书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还很俏皮地说：仲联先生为什么不也来几条呢?我不喜欢挖脚跟，这样失去了诗的味道。” 永翔先生不同意仲联先生的意见，并直率地指出：“恐仲联先生非不为，乃不能耳。” 我和永翔先生一样，对钟书先生注诗那样挖脚跟，也是十分喜爱的；但我更同意仲联先生的意见。我们不妨冷静地想一想：我国从古至今的笺注，有这样挖脚跟的吗?某些诗话、词话乃至论文之书，偶而有这样的挖脚跟，但那属于鉴赏，而非笺注了。所以，仲联先生作为笺注大家，他不“挖脚跟”，倒是“思不出其位”的。此其一。 其二，诗、文某些字、词、句，真要穷源竟委，确是不容易的。《竹汀先生日记钞》卷二<所见金石>第二条：“顾宁人谓填讳非古法，予尝引《周益公集》已有填讳，以证出于宋世。今按《赵州永安院度僧记》，马(王名)撰，马碱书(元丰八年九月)。此碑马铭记其父正甫奏请度僧事，而末行题平昌孟永填讳，则北宋已有之，又在乎园(按：周必大晚号平园老叟，有《平园集》)之前矣。”这是一个考据的例子，但可以借用来说明“挖脚跟”之不易。 类似的例子是“使功不如使过”的出处。《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阎若璩传>：“尝语弟子曰：‘曩在东海公’(按：指徐乾学)邸夜饮，公云：“今晨直起居注，上问：古人言‘使功不如使过’，此语自有出处。当时不能答。”吾举宋陈良时有《使功不如使过论》，篇中有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语出何书耳。越十五年，读《唐书·李靖传》：高祖以靖逗留，诏斩之，许绍为请而免。后率兵破开州蛮，俘擒五千。帝谓左右曰：‘使功不如使过，果然。’谓即出此。又越五年，读《后汉书·独行传》：索卢放谏更始使者勿斩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过。’章怀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于此。甚矣学问之无穷，而尤不可以无年也!”仅凭此事，就可以看出，对某些字、词、句的穷源有多么困难。 顾炎武、阎若璩是博极群书的大学者，其穷源之难尚如此，何能求之于一般笺注者?何况这本不属于笺注范畴之事? 第三，注诗“挖脚跟”本身主观性太强，所穷的源，所竟的委，未必符合原诗的创作实际。以王安石的《泊船瓜洲》“春风又绿江南岸”为例，据洪迈《容斋续笔》卷八<诗改字>条：“王荆公绝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人’，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从宋迄今，一般读者只会想到这种推敲以炼字，决非先已有前人“绿”的现成用法在印象里，因为王安石的推敲过程可以证明。所以，这种相同，只是暗合，而不是像钟书先生所推测的，是“有心立异”，希望“出奇制胜”。因为如照钟书先生的逻辑去推论，岂非常建因袭李白，李白又因袭丘为，那李白、常建岂非毫无独创性?再说，丘为又因袭谁呢?西方谚语说，第一个将花比美女的是天才，第二个就是蠢材了。难道只有丘为是天才，而李白、常建、王安石都是蠢材?其实会做旧诗的人都知道，平时即使读了很多古人的诗，不可能全部记住，而是储存在潜意识中，化为自己的血肉。心灵偶与外界景物或社会事件撞击时，有所感悟，发而为诗。推敲之际，不可能字字都先去收索古人的现成字句，而是全凭心机运作。即使与古人合，也只是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哪有一味向古人诗中做贼的呢?钟书先生正因为不能毅然断定王安石“绿”字是套用唐人的，才提出一连串的假设。然而这只是他的想象而已，根据谭献说的“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你要这样去推测，那是你的自由，反正你也没有作出定论。 第四，再博闻强识的人，也不可能对看过的东西过目不忘。就以永翔先生本人为例。《读<槐聚诗存>》之六(第52—53页)引了钟书先生的《周振甫和秋怀韵，再用韵奉答，君时为余勘订<谈艺录>》：“伏处崾崾语草虫，虚期金翮健摩空。班荆欲赋来今雨，扫叶还承订别风。臭味同岑真石友，诗篇织锦妙机工。只惭多好无成就，贻笑兰陵五技穷。”永翔先生在<再谈结构>时，说：“首二句自比草虫伏处，请对方毋以大鹏金翅鸟来相待。末二句则远远相承，说自己多好少成，会像荀子都说的‘梧鼠五技而穷’而被人讥笑。”“只惭多好无成就”是“说自己多好少成”吗?所谓“多好少成”，就是多所爱好，少所成就。钱诗是“无”何以改为“少”，永翔先生是以“多”对“少”，所以窜改原字。但钟书先生原意并非如此，他是用赵执信在《谈龙录》中所说“朱贪多，王爱好”，“多”、“好”是并列联词，而非偏正结构，永翔先生理解错了。但是，他并非不知有此出处，在《读<宋诗选注>》之二<关于此书的注>(第79页)倒第三行有“(钟书)先生贪多爱好”云云，可见其前此误解，完全是偶尔忘记了。我举此例，意在重复说明，王安石在作那首七绝时，未必记得丘为、李白、常建有关的诗。 第五，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七有云：“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阳楼》诗：‘昔闻洞庭水(下略)’，此岂可以出处求哉?纵使字字寻得出处，去少陵之意益远矣。盖后人元不知杜诗所以妙绝古今者在何处，但以一字亦有出处者为工。如《西昆酬唱集》中诗，何曾有一字无出处者，便以为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诗，亦未尝无出处，渠不自知，若为之笺注，亦字字有出处，但不妨其为恶诗耳!” 所以，正确的笺注法，应如陆游《施司谏注东坡诗·序》所说，主要是发明诗意，而不仅仅注出字句的出处。这也就是陈寅恪先生特别强调的“今典”，而这是最难的，也是对读者最有帮助的。 只要看了仲联先生所著《沈曾植集校注》，就知道他的笺注功夫是非常深的。由于他的学问渊博，不仅对沈曾植诗字、词、句的出处，即所谓古典，能一一注明，而且对有关时事、交游、本事，即所谓“今典”，也能尽量诠释。后学如我辈，最好不要加以嗤点。据我看，他注诗不“挖脚跟”，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原载：《博览群书》2006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