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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第三十一期“博雅大讲坛” 时间：2006年6月3日 地点：华中师范大学科学会堂 演讲人简介：邢福义，1935年生于海南省乐东县。1956年起任教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1983年晋升教授，2002年被聘任为华中师大文科资深教授。主攻现代汉语语法学，也研究逻辑学、文化语言学等领域的问题。发表文章390余篇，出版著作44部，个人独著17部。著作《语法问题发掘集》和《汉语语法学》先后获得第一、二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语言学科组副组长，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谢谢各位出席今天这个讲演会。我对国学没有什么研究。从1956年留校任教起，50年来我的主攻方向始终是现代汉语语言学，特别是现代汉语语法学。研究问题的过程中，自然会涉及其他方面的学问，诸如逻辑学、文化学以及国学的某些论说，不过，都只是接触到一点点皮毛。我现在讲“国学精魂与现代语学”，不是要对“国学”本身进行深入的阐发，而是想站在现代语学的基点上，观察国学精魂对于中国现代语学发展的价值。学问是相通的。我相信，中国现代语学可以如此，中国其他现代学问大概也可以如此。 一、国学的定格和涌流 站在现代语学的时间位置上审视，国学既是静态的，又是动态的。 我们应该知道，国学已经定格在了中国历史的框架之上。这是国学“静态”的一面。 《马氏文通》 就语言学而言，属于国学范围的，主要有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在离今已有两千多年的西周的国学建在国都里。上学就读的子弟，八岁进小学，学习时间为七年；十五岁入大学，当时称为“太学”，学习时间为九年。学生入小学，从识字开始，最基本的课程便是文字学。古人分析汉字，归纳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种条例，叫作“六书”。小学里，要教“六书”。由于文字学跟小学存在这种联系，便很自然地形成一种借代用法，“小学”被用来代指文字学。后来，到了隋唐，“小学”范围有所扩大，把训诂学和音韵学也包括了进来。这也很自然。因为，文字学不仅研究文字的形体结构，而且要研究字义和字音，这就关联到了训诂学和音韵学。那么，中国的现代语言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1898年，马建忠《马氏文通》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学著作，从基本倾向上看，是套用国外语法学体系，根据汉语情况略加增减修补，建构了汉语语法学体系。这部著作的出版，成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端。百余年来，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中国的语言学经过多次分分合合，范围已经大大拓展，形成了四大分支。其一，汉语汉字研究，一般统称为汉语言文字学；其二，语言理论与语言应用研究，一般统称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其三，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通常简称为民族语言研究；其四，外国语言研究，其研究对象是属于外国的种种语言。四大分支内部，又分别包含不同层级的学科，如果算到现代汉语语法学这一级，研究领域便有数十个之多。国学意义上的文字、训诂、音韵等，都已为第一分支所包涵，成了汉语汉字研究的部分内容。这就是说，作为传统语言学的“小学”，已经退出中国现代语言学结构系统，成了一个历史概念。 然而，我们更应该知道，国学精魂一直涌流在中国文化承传的长河之中。这是国学“动态”的一面。 中国最早的一部字书《说文解字》（平津馆丛书本） 国学精魂何在？我个人以为，学风、学理和学术成果，是国学精魂的三大组成部分。国学有反映民族性格特征的朴实学风，我们一般理解为“朴学精神”；国学有反映民族认知结晶的深刻学理，蕴藏量大，开掘空间广阔；国学有多方面重要的学术成果，为世人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奉献了极其宝贵的论断。这三者共同显示了中华学术文化的“根”，体现着中华学术文化的“源”，绵延着中华学术文化的“流”。 在实际工作中，搞现代研究的人，不可能断离与国学研究的联系，这正是国学动态性影响的实据。我说个小故事。前几年我到某地开会，会后十来个朋友一起来到当地出名的一个饺子馆。饺子各种各样，服务员一样一样地上。最后一道饺子，每个只有豌豆那么大，服务员把它们放到火锅里，让顾客们自己捞。很有礼貌的服务员小姐，站在桌子旁边，甜美地“做广告”：“捞到一个，一帆风顺；捞到两个，好事成双；捞到三个，三羊开泰；捞到四个，四季常青；捞到五个，五谷丰登；捞到六个，六六大顺；捞到七个，七星照耀；捞到八个，八仙过海；捞到九个，天长地久；捞到十个，十全十美。”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下来。有悬念了！火锅里滚动着的那么小那么轻的饺子，哪能容易捞到？别说捞到十个九个，即使捞到三个两个，也极困难。这时，大家很自然地特别关心一个问题：要是一个也捞不到，怎么办？看到大家都急了，服务员小姐才笑吟吟地说：“要是一个也没捞到呢？好呀，无忧无虑！”（哄堂大笑）老实说，这道饺子并不怎么好吃，然而，却让大家像玩游戏一样，吃得兴高采烈，笑逐颜开。这件事反映的是纯语言问题吗？不，这里负载着许多中华传统文化的信息。这只是现代汉语的问题吗？不，要解释好这里的语句，需要古代汉语的知识，需要国学的知识。 二、朴学精神的传承 “朴学”一词，最早见于《汉书·儒林传第五十八》中汉武帝和倪宽的对话里。《现代汉语词典》解释道：“朴学，朴实的学问。后来特指清代的考据学。”且不管其特指义，朴学精神表现为质朴、实在、讲实据、求实证，是国学中最具生命力的一种学风。如何传承朴学精神？我这里只说一点：要充分占有材料，据实思辨，不应疏而漏之。 比如数词“三”，别看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字，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可以做出这样那样的文章。仅以“定数和约数”、“统数和序数”两个问题来说。 首先，应该知道“三”既可表示定数，又可表示约数。定数指确定的数，比如二加一等于三、四减一等于三的“三”；约数指不确定的数，又叫概数。表示约数的“三”，许多时候跟“多”相联系，我们一口气可以说出“三思而行、三令五申、推三阻四、一波三折、举一反三、三人成虎、三人行必有我师”等等例子。清代学者汪中写了一篇《释三九》，他说：“一奇、二偶，一二不可以为数；故三者，数之成也。”这一点，反映了汉民族的心理形态。但是，从现代汉语看，约数“三”是否都跟“多”相联系呢？不一定。有时反而表示“少”。比如，“三句话不离本行”。同是“三X两Y”，“三心二意”表多，“三言两语”却表少；“三番两次”表多，“三拳两脚”却表少；“每天三碗两碗地吃肥肉”表示多，“每天只能赚到三块两块钱”却表少。显然，规约“三”的多与少，还有别的因素。这就是：跟“三”发生联系的事物，以及人们对事物的主观认知。只有认识这一点，对“三”的了解才能深化一步。 三羊开泰 其次，应该知道“三”或者表示统数，或者表示序数。统数是表示数量多少的数，包括定数和约数；序数是表示次序先后的数。到底是表示统数还是表示序数，有时要结合特定的句域管控才能判定。比如，《三国演义》第五十六回“曹操大宴孔雀台孔明三气周公瑾”，其中的“三”是序数；第三十七回“司马徽再荐名士刘玄德三顾草庐”，其中的“三”却是统数。知道这一点很重要。有的时候，解释某些词语，比如“三羊开泰”，需要懂得统数和序数之间的转变关系。“三羊”怎么“开泰”？反过来说，“开泰”怎么会跟“三羊”联系起来？原来，“羊”由“阳”演变而来。《易》中泰卦，下为三阳，表示阴消阳长，冬去春来。“三羊开泰”，本来是“三阳开泰”。利用同音关系，把“阳”变换为“羊”，可以增强言辞的语用价值。年历上，贺年片上，工艺品上，三羊组画，比“三阳”更具体，更形象，更有动感，因而更具感染力。怎么理解泰卦中的“三阳”呢？按古人对事物发展变化的认识，由于农历每年冬至那一日之后白天渐长，古人便认为冬至日标志着“一阳生”，而农历十二月是“二阳生”，新年正月便是“三阳生”。等于说，一过冬至，第一次阳气生发；进入农历十二月，第二次阳气生发；一到新年正月，第三次阳气生发，于是万事顺遂，安泰吉祥。可知，“三羊”（三只羊子）里的统数“三”，原本是“三阳”（第一、二、三次阳气相继生发）里的序数“三”。只有不仅知道从“阳”到“羊”的同音借用关系，而且知道连带而引发的从序数“三”到统数“三”的转化关系，才能透彻地理解“三羊开泰”。 吕叔湘先生写过这样的诗句：“文章写就供人读，何事苦营八阵图？洗尽铅华呈本色，梳装莫问入时无。”写诗时，吕先生已经将近90高龄。这位中国语学巨擘，他所希望的，正是承传一种“朴学”的学风。我想，这是一种“言传身教”吧？！ 三、“辞达而已”的启示 孔子像 子曰：“辞达而已矣。”朱熹《论语集注》：辞，取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孔子大词典》：孔子认为辞的作用在于言事，因此辞不贵多，亦不贵少，皆取达意为上。我以为，从蕴含量之丰富看，“辞达而已”应是反映语言应用发展规律的一条深刻学理、一个基本原则。如何认识这一学理和原则？我分两个大方面来讲。 第一大方面：人们的语言运用，无处不体现“辞达而已”的原则。举些例子，略说三点。 首先，精准贴切的表达，是“辞达”。《红楼梦》第三十四回，写贾宝玉挨了他父亲的一顿好打，躺在床上不能动，薛宝钗跑到怡红院去看他，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不觉眼圈微红，双腮带赤，低头不语了。这里的“我们”是谁？就她自己。她是一个人，为什么要用一个复数形式？少女心态，不好意思嘛！“我们”二字，够精准的。（笑）曹禺的《雷雨》中，“劝药”那场戏里，周萍和周冲在父亲的命令下，劝繁漪喝药。周萍说的是：“听父亲的话吧，父亲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周冲说的是：“您喝吧，为我喝一点吧，要不然，父亲的气是不会消的。”周冲用了第二人称代词的敬称形式，在那个家庭背景下，符合母子关系；而周萍则“低声”用了第二人称代词的一般形式，不自觉地流露了他与繁漪二人之间关系的暧昧。作者选用“你”和“您”，达意传情，可圈可点。 其次，夸张铺排的表达，也是一种“辞达”。李白《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气势磅礴，感情奔放！假若你去当家庭教师，你当然必须告诉人家的孩子，黄河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北麓卡日曲。然而，你不能据此而否定李白的诗句，说老李缺乏地理知识，“黄河之水”不是“天上来”的！（笑）杜甫《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宋代沈括按这个直径和长度计算了一下，然后说：“无乃太细长乎？”（笑）如果这么做，李白《秋浦歌》中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岂不也要问：“无乃太长乎？” 再次，模糊概略的表达，也是一种“辞达”。《中篇小说选刊》2006年第2期有一篇《打火机》，写一位女士野外游玩，喝了一大瓶水，想要小解，可是没有厕所。怎么办？“看看四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不见牛羊，好在也不见人，余真一猫腰钻进了草丛，回归大自然。”这么写，不仅“就地小便”的意思清楚了，而且显得特别有风趣！（笑）语言不是数目字，说话不是做算术。冯德英《苦菜花》里有这么一句：“人都走光了，只剩下两个挑柴的。”难道挑柴的不是人？有一首歌，开头一句就是：“世上只有妈妈好。”难道爸爸不好？钱钟书《围城》里有这么一句：“苏小姐脸红，骂她：你这人最坏！”难道真的是她最坏？电视剧《都市放牛》中，南瓜买了一件小礼物送给喜妹，喜妹赌气说她想要金的银的，南瓜可怜巴巴地解释：“喜妹，你知道我没钱！”这里的“没钱”就是钱少、钱不够的意思，喜妹一听就懂。要是南瓜说：“喜妹，你知道我钱少！”这是不是很别扭？（笑）“秃头”就是没头发，也是个模糊概念。不要以为凡是“秃头”就一定一根头发也没有。远看看不见，近看只有一根，能说不是秃头吗？恐怕还是秃头！（大笑） 第二大方面：语言的变化发展，无时不受“辞达而已”原则的规约。也举些例子，略说三点。 首先，适应社会发展使用新词新义，是为了“辞达”。“下海”一词，《现代汉语词典》1983年修改本里还只列出三个义项： 1 到海中去； 2 （渔民）到海上（捕鱼）； 3 指业余戏剧演员成为职业演员。1996年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增加了一个新的义项，即： 4 指放弃原来的工作而经营商业。现在，假若哪份报纸哪本杂志上有一篇文章题为“下海”，多数读者想到的肯定是经商做生意。近来，媒体上流行“粉丝”一词，来自英语的“fans”，有“狂热的迷恋者、狂热的崇拜者”之类意思。这个词，公文里、教科书上不宜使用，但在特殊场合，却有其特殊的作用。2006年5月17日的《楚天都市报》上，有一篇短文《粉丝沙龙》，说的是真人真事。作者说，他妻子内退回家，十分苦恼，他鼓励妻开个粉丝小吃店，儿子大声叫好，挂出了一个“粉丝沙龙”的店牌。没两天，突然进来十多个男孩女孩，出高价钱包店，说“铁杆粉丝”在“粉丝沙龙”搞聚会，够味！从此，生意出奇地火爆。作者叹道：此“粉丝”非彼“粉丝”，没想到此“粉丝”引来那么多的彼“粉丝”，让妻乐得合不拢嘴！（笑） 其次，适应表达需要选用句法结构，也是为了“辞达”。句子可以变换结构。两次春节联欢晚会上，冯巩出场总是对观众说：“我想死你们了！”到了200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主持人要求他不能重复这个句子，他顺口而出：“你们让我想死了！”同一个意思，还有一种说法。琼瑶小说《哑妻》中，这么描写雪儿见到爸爸的情形：雪儿望着父亲，然后垂下头去，找了一根树枝，在地上写：“你是我爸爸？”柳静言点点头，雪儿又看了他好一会儿，然后写：“爸爸，你想死我们了！”母女俩年年月月想着的是“你”，现在面对着的正是“你”，因此，最迫切的是要把“你”先说出来，然后再接上“想死我们了”。 再次，根据表述要求变动同音字来组造语句，也是为了“辞达”。常言：“舍不了孩子套不住狼。”为了套狼，宁可牺牲孩子，这合理吗？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语文建设》发表过一篇《因声起意与流俗词源》的文章，作者指出：这里的“孩子”可能是“鞋子”的讹读。因为,在一些方言区中,“鞋子”就读成“háizi”这条俗语应为 “舍不得鞋子套不着狼。”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我特别提到了这一点。讨论时，有位新加坡学者提问：“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中的“毒”，有没有可能是由“度”演化而来的？我认为很有可能。“量小非君子”和“无度不丈夫”，互文见义，也可以说成“量小非丈夫，无度不君子”。是否如此，尚待求证，但无论如何，肯定都是能够引发思考的好假设。那么，如果假设得到证实，是否导致对“舍不了孩子套不住狼”和“无毒不丈夫”的否定和舍弃呢？不是。这类夸张性说法，经历了语言运用的时间考验，在历史发展中已经定型，所表达的意思已经十分清楚。以“舍不了孩子套不住狼”来说，是否合乎人情的理据已经淡化，不再成为需要深究的话题，人们已然接受了凸显出来的意思，这就是：必须作出重大的牺牲，否则就无法取胜。 理论越精辟，话语越简短。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就已为我们提出了有关语言的一条纲领性的原则。辞达而已，一语破的。这一原则，可以用来建构语用学和修辞学，也可以用来解释词汇的发展和语法格式的演变。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中，像“辞达而已”这样的精辟论断，应不在少。 四、中国语学的特色探求 中国语言研究，应该旗帜鲜明：面向世界，面向时代需求；根在中国，根在民族土壤。我们重视学习和借鉴国外理论方法。在这一点上，要承认自己的落后，要看到自己同别人之间的差距，要把握研究工作的先进走向。作为汉语研究工作者，我们又应该重视“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讨论国学，不是要回归到国故，而是为了弘扬国学的精魂。把学习别人长处和创建自己特色结合起来，处理好“向”和“根”的关系，才有可能真正出现与国际接轨的局面。 汉代木简 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提倡形成语言学的中国学派，提倡、探求和凸显中国语学的特色。 古为今用、外为中用，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国故意义上的国学，无力因而也不能直接促进国家文化的大发展；纯引进意义上的今学，也总避免不了水土不服的缺憾。无可怀疑，跟文字、训诂、音韵等相比较，无论广度还是深度，中国现代语学的面貌都是全新的。但是，在国际学术交往中，却显露了明显的弱点，比如原创性学说缺乏、创新性理论不多、学术风格不明朗，因而处于弱势地位，根本无法跟别人平等对话。说千道万，中国语学要得到长足发展，最重要的是提倡形成“语言学的中国学派”。2004年，《汉语学报》发表了《以学派意识看汉语研究》的文章，作者指出：学派是学术研究领域走向成熟、发达和繁荣的标志，所谓学术的繁荣，就是学派、流派之间的竞争的果实。伟大的思想，只能在学派的争鸣与摩擦中产生。汉语研究中学派的形势不明朗，这是一个事实。没有学派，就没有该学科的国际地位；没有国际地位，则从根本上取消了我们的国际交流的话语权。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 要形成语言学的中国学派，就必须强调语言研究的“自主创新”。什么叫“创新”？“创新”本身就是一种独创性的行为或成果，本来就是“自主”的！可是，如果这么咬文嚼字，绝对是十足的书呆子气。正如国学是相对西学侵逼而提出的概念一样，“自主”创新针对的是“他主”创新。提出“自主创新”，是在高屋建瓴，是在主张弘扬民族智慧，是在强调国家兴盛之“大我”。许多人喜欢读金庸小说，我是其中一个。王重阳和林朝英原是一对天造地设的佳偶，却没有结合，这是因为二人武功既高，自负益甚，一直至死，争竞之心始终不消。林朝英创出了克制全真武功的玉女心经，而王重阳不甘服输，又将九阴真经刻在墓中。只是他自思玉女心经为林朝英自创，自己却依傍前人的遗书，相较之下，实逊一筹。王重阳很清醒，作出了“自创”高于“依傍”别人的判断。 只要形成了语言学的中国学派，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科学无国界，这话绝对正确。不过，要看怎么理解“科学”和“无国界”。“中国特色数学”、“中国特色化学”、“中国特色物理学”的确不能说，然而，是否可以用此来证明“中国特色美学”、“中国特色史学”、“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也不能说呢？好像不可以。且别说人文社会科学，即使是属于工科的建筑学，由于跟社会因素人文因素有很深的渊源，也完全可以提“中国特色建筑学”。至于“无国界”，是否就等于说任何门类的学科都没有国家特色或民族特色呢？是否也可以理解为科学属于全人类，科学成果为全人类所共享呢？语言学是一门具有社会性和人文性的学科，提“中国特色”是无可指摘的。在国家提倡振兴民族文化之时，强调“中国特色”，更有导向性的作用。 当然，中国语学要形成和凸显自己的特色，绝非易事，需要做长期而艰苦的探求工作。1996年6月10日，季羡林先生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丛书”作序，其中指出：下一个世纪的前20年，甚至在更长的时间内，都是我们探求的时期。我们必然能够找到“中国的特色”。只要先擒这个“王”，我们语言学的前途，正未可限量。1999年6月29日，季先生为他所主编的“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作序，又接着上面的话题写道：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探求？向哪个方向探求？我不揣庸陋，想补充两点。第一点是，要从思维模式东西方不同的高度来把握汉语的特点；第二点是，按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要在对汉语和与汉语同一语系的诸语言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来抽绎出汉语的真正的特点。能做到这两步，对汉语语法的根本特点才能搔到痒处。 最后，我讲几句话，作为结束语。 第一，一个国家有没有自己的学术特点，意味着一个国家有没有自己的强劲文化；一个没有自己强劲文化的国家，意味着国际交流中发言权完全掌握在他人手里，自己只能俯首贴耳地驯服于他人的指指点点。目前，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严重入超提醒我们，需要大声疾呼振兴自己的文化。 第二，中国有灿烂的文化，这不是历史教科书上僵硬了的几个汉字，也不是仅供观赏的历史化石，而是可以滚动起来的一江长长活水。以现代意识为前导，弘扬国学优良学风、深刻学理和有用成果，让国学精魂与现代意识结合起来，有利于实现民族文化的振兴，有利于助产中国特色的学问。 第三，中国学术，包括中国现代语学，应该也可以对世界学术作出贡献。《光明日报》2006年3月23日发表《中国语言研究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一文，文中几句话说得特别好：世界性与民族性是事物的一体两面，表面对立，实则统一。有鲜明的民族性，才有真正的世界性。没有各民族深入挖掘、慷慨奉献本民族的优质元素，就无法打造出内涵丰富、形式多样、色彩斑斓的世界性。 第四，学术的繁荣，表现为“百花齐放”。容忍“百花齐放”，是一种学术度量。百花中，任何色样的花，都是一个品种，都应受到尊重。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不要过早肯定或否定。有的意见，看似互不相容，实则有可能殊途同归，将来会形成互补。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既要善于学习别人，又要善于塑造自己。 请让我再次提到金庸的作品。金庸笔下，有个老顽童。他爱“拜师”，只要看到别人有新招，即使对方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小女孩，他都要“我拜你为师”；但是，他又爱“自创”，潜心于自己琢磨，“双手互搏”呀，“空明拳”呀，创造出了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招式。此公开始中等偏上，后来武功奇高。结果呢，在“东邪、西狂、南僧、北侠、中顽童”的新“评估”中，占据中心位置，成了五绝之首的“中顽童”。（笑）这个文学形象，也许能够启发我们思考点什么。王充《论衡实知篇》：“不学不成，不问不知。”张载《经学理窟学大原下篇》：“学贵自悟，守旧无功。”我想，多多咀嚼这类格言，对我们的继承创新会大有好处。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原载：《光明日报》2006年8月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