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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文学为政治服务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它的精神激励作用，那么现在要它为某个行业的市场竞争力服务，则无疑是将文学降到了商业模特的地位，成了企业广告的一种手段。 《文艺报》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３日头版刊登了一条题为“铁人石油文学大奖正式启动”的消息，看后令人感慨万千，不由得对中国文学的前景感到悲哀。据称，石油战线要设立“石油文学基金会”并且用铁人的称号命名。由企业以基金的形式资助科学文化事业，这本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表明中国的企业界已经放开了眼界，开始与世界潮流相融合，因为发达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这种基金，但详细看了这则消息就感到中国的企业界只睁开了一只眼睛，表现出浓烈的小农意识：设立该项基金的目的就在于“繁荣石油文学”、“在全国树立石油企业的良好的公众形象”、“提高石油企业的知名度”、“增强石油企业的竞争力”。这对中国的石油事业也许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作用是非常小的，因为没有人会仅仅根据文学的描写而选择你的产品），而它对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却是不利的。 首先，文学不能象工业生产一样按行业划分，从而成为大机器工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执行大机器的某一职能。作为“人学”的文学（高尔基称，文学是人学），它是以整个人性为其表现对象的，而人性作为人的本质的显现，“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现在将它按工业结构划分为不同的行业，这就人为地割裂了人的整体性，塑造出来的文学形象就成了某一行业的化身，它表现的就不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仅仅只是某一部分的社会关系，即人性中的某一行业性特征。当然任何作家都不可能直接表现出人性的全部，但它却可能在其塑造的文学形象上象征性的暗示出社会关系不可穷尽的丰富内涵。这里的差别在于作家的出发点，是从整个人性的表现出发，关注人的社会关系的无限丰富性，还是先给自己划一个框框，只反映社会的某一个行业。“石油人”形象如果不能体现出人的无限丰富性，那么它就没有任何文学的价值，最多只具有新闻价值，不过给社会提供了一种认识，这也许正是石油战线所期望的，但却是文学所应避免的。 不错，脱离了某一行业的生活，文学就不可能存在，文学形象也都具有某一确定的职业，它同现实的人一样，也都有具体的生活环境。所谓人性的无限丰富内容，正是由社会五行八作的具体生活来体现的。任何人都有权在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石油人也不例外。但这里的关键在于诗人究竟是为一般而找特殊，还是在特殊中显出一般，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由第一种程序产生出寓意诗，其中特殊只作为一个例证或典范才有价值。但是第二种程序才特别适宜于诗的本质，它表现出一种特殊，并不想到或明指到一般。谁若是生动地把握住这特殊，谁就会同时获得一般而当时却意识不到。可见诗的本质就在于由特殊显现出一般，在此特殊即是文学形象，一般即是社会生活的诸现象，因而如果作家在自己审美感受的推动下，表达情感和塑造形象，那么即使他的形象具有某个行业的特性，客观上反映了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这是必然的），即“由特殊显现出一般”，那么其作品仍然是艺术的。相反，如果作家在外在的政治原则的推动下，主观上就是反映某个方面的社会生活，塑造某个行业的人物形象，即“为一般而找特殊”，那么他的作品必然是概念化的。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就作品的数量而言，可以说是规模空前，但之所以没有产生举世公认的伟大作品，就在于没有塑造出典型的文学形象，而根源就在于把文学（作家和作品）按社会的生产结构进行了行业的划分。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法：某某作家是工人作家，某某是农民作家，某某是军人作家等等，又有什么军旅文学、工人文学（其内部仍然有矿工文学、铁路文学、石油文学）、乡村文学、校园文学、知青文学，而随着政治局势的转变，文学也随着转变，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下海文学，现在又出了个下岗文学等等，五花八门，其结果只能是概念化的。因为按行业划分使得文学只能反映出它的类型化，一方面缺少本行业的个别特征，另一方面又缺少与其它行业的联系。例如要反映石油战线的生活，无非是描绘钻井、原野、石油、炼油厂，研究所等等；要塑造出石油人的文学形象，无非是头带安全帽满身油污的石油工人，坐着小车衣着洁净的官僚，或者带眼镜的科技人员等等。说到主题就更简单了，无非是公而忘私，放弃了城市舒适的生活而立志为中国的石油事业贡献一生的各路英豪——现成的铁人形象在那里，你能超越吗？现在则可能再添加一些新的内容，什么经营方式的变革啦，以油谋私和反腐倡廉啦，当然离不开科技人员废寝忘食的攻关等等，这随政治的需要而定。总之，离了石油就无法开张，既然是石油文学，客观上就决定了它要以石油战线为“典型”环境，而从主观上讲，所谓石油人形象当然是要从正面为石油人打气鼓劲的，这里丝毫没有作为对象主体的文学形象的容身之处，这是由设立奖项的决策者事先规定了的。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号召，文学要反映什么什么的生活，而人物形象只不过成了证明某种生活的“例证”，成了说明生活的标签，即成了“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马克思《致斐•拉萨尔》），造成中国新文学的概念化的最大的如果不说是唯一的罪魁祸首，就正是文学的这种行业划分。《美文》常务副主编穆清认为：“我一直以为以区域或行业划分作家的说法不妥，如‘乡土作家’、‘军旅作家’、‘校园诗人’这种分法有些狭隘”。著名文学家贾平凹则称：“我历来反对将小说分为这样那样的小说。写农村或城市，一切都是载体，在载体上营造自己虚构的世界才是小说的意义”（贾平凹《写作是我的宿命》之七）。作家就是作家，不存在什么工人作家或农民作家，一个人如果只以写作为其职业，他就是作家（广义的），如果他还有其它职业，那么他就有两个“职称”，而不应合二为一，正如法官或医生是足球队员，你不能称其为医生足球队员或法官足球队员一样。 其次，如果说“繁荣石油文学”、塑造“石油人形象”，还只是工业对文学的“诱奸”的话，那么“提高企业知名度”、“增强石油企业竞争力”就成了赤裸裸地“强奸”，可怜中国文学刚刚从政治的婢女地位解放出来，就又成了工商业的奴仆。不论人们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有多么大的分歧，但有一点却达成了共识，这就是文学有它自身的独立价值，在精神的城邦里文学永远是自由的公民。如果让它作为奴仆为别的主子服务，这就从根本上消解了它的自身价值。如果说为政治服务还是某种程度上发挥了它的精神激励作用，那么现在要它为某个行业的市场竞争力服务，则无疑是将文学降到了商业模特的地位，成了企业广告的一种手段。而就其对社会的危害而言，其影响更有甚者，妓女诱惑的只是嫖客，并且她出卖了肉体，这还是“公平交易”，而广告模特（最广义的，只要在电视上露脸为某个产品作广告者）却以自己的笑脸诱惑社会，出卖的是与其笑脸不相称的东西，只要雇主付钱，广告模特就能将猪八戒吹成西施。文学要求的是创作的绝对自由，唯一的主宰应是作家内心的激情，现在要它为外在的雇主服务，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企业以基金的形式资助文化事业，这一举动本身具有的积极意义， 是不容置疑的，有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呢？我看是有的，那就是企业的眼光再放远一点，即真正以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为宗旨，而不要以文学之名求赚钱之实，就以石油“铁人奖”而言，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奖，而不仅仅是石油行业的文学奖，可以更多的关注文学本身，而不是石油行业。 （作者为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