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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以来，一方面从事文学图书的出版策划，组织和编辑了大量的高层次图书；一方面在文学的理论批评方面不懈笔耕，出版了6部文学理论评论著述。其中《文学观念的新变》和《批评的风采》两部论集，先后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三届和第五届优秀成果奖。 在当今中国文坛，女性作家写作愈来愈蔚为大观，越来越惹人眼目。文坛内外叫好又叫座的作品，多数出自于女性作家之手。即以近年来在文坛内外影响较大的作家作品来看，属于女性作家创作的，就有铁凝的《大浴女》、王安忆的《富萍》、方方的《乌泥湖年谱》、皮皮的《比如女人》、虹影的《阿难》、张抗抗的《作女》、池莉的《水与火的缠绵》，以及渐次走向成熟的七十年代人中的周洁茹、朱文颖、魏微、戴来等人的作品。女性文学形成偌大的气候、造成如此的影响，这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还未曾有过。即便是与上世纪“五四”之后陡然崛起的现代女作家群相比，当代的女性写作，无论是作家的数量、创作的质量，抑或是风格的多样、作品的影响，都大大超过上世纪之初的现代时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女性文学写作已真正进入了它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 当代女性写作，最为显著的特征是艺术表现上的个人化。女作家与个人化似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她们普遍摈弃宏大叙事，避绕重大题材，常从“儿女情，家务事”的日常生活支点切入社会，长于以小见大或旁敲侧击，善于以细腻的笔触、微妙的感觉，表达内在情性和抒发个人情感。总之，与男性写作明显有别的是，女作家不再纠结于“我们”的群体立场，而恣意把个体的“我”推向前台。当然，女性写作的个性化因禀赋不同和志趣各异，多表现为一人一风貌；一作一精神。但总体来看，同一年代或相近年龄的作家又有着大致相近的倾向。比如，出生于五十年代的张抗抗、王安忆、铁凝、方方、池莉等人，面对女性描写对象，看到的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女性个人，常常用传记性的笔法描述个人经历，又由个人命运折射社会沧桑。在她们的笔下，女性个人的幸与不幸，无不与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她们的女性小说，因人物常常与历史、社会纠结在一起，传记性的历史叙事的色彩相当明显。而在五十年代后期的林白、六十年代的陈染等人那里，历史与社会已属无奈的现实存在，她们索性把这些因素略过不计，着意去探悉女性生命体验的自我确证、内在情绪的自我释发与自我调理。她们笔下的人物，每每与自我较劲不已，因而其作品带有私语性心理剖白的浓重意味。而七十年代出生的女性作家，不再纠结于她们所置身的环境氛围，有的索性采取一种天然认同的态度，她们更为关心的是在当下的现实之中，个人的愿望与欲望如何实现与兑付以及在实现中打了多少折扣。她们的作品中，强势的个人表现与稀薄的社会生活形成巨大的反差，她们更像是一群天然自在的“个人化”写作者。 说到“七十年代人”，我特别想为她们多说几句。“七十年代人”是在社会生活中尚在成长的一代，也是在文学创作中正在成长的一代。成长中的她们，有稚气，有缺点，但也有锐气，有特点。就描写当下时代都市青年的生活，状写市场经济渗入社会人生的种种投影而言，她们别有所长，无可替代。然而，因为一两部在有些人看来“导向不好”而未必就那么不好的作品，经由“美女作家”、“身体写作”这样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七十年代人就不由分说地被打入了另册，一时间被视若洪水猛兽。近期，在北京附近的燕郊举行的“当代女性写作与她世纪”的研讨会上，许多七十年代女作家就此表示了严重不满。事实上，如周洁茹、戴来、魏微、朱文颖、陆离、赵波等七十年代人，以各自不同的意趣与方式看取生活和表现人生，其创作向越来越厚重的方向发展已显而易见。由一两个人的一两部作品，贬损整整一代人的文学写作，不说是荒谬绝伦，也绝对够得上简单粗暴。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以前，也许还可以理解，而发生在现在，实在让人不可思议。文坛总是需要新人，新人也总要登上文坛。在这个意义上说，对七十年代人的轻慢，实际上是对文坛未来的轻慢。 对于整体的女性写作在当代文学中的意义，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仔细探讨。但现在已可看出的是，第一，当代文坛在九十年代之后面临市场经济的强劲冲击，一时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现实，出现疏离市场，疏离现实，疏离读者的明显倾向时，主要以张抗抗、铁凝、池莉、毕淑敏、皮皮等人及部分“七十年代人”为代表的女性写作，以家常的生活、情爱的内蕴、好看的故事，切近普通读者，逐步赢得市场，使得整体文学在短暂的滞留之后，又重新直面新的社会生活，不致与当下的现实脱节或断裂。第二，从“十七年”到新时期前期，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文学创作中的拿手好戏与重要成果，主要局限于革命历史题材和乡土农村题材。改革开放之后，城市生活日益繁荣，但都市写作仍进展缓慢。王安忆、铁凝、池莉、张欣、林白、陈染等主要以都市为场景穷形尽相，使都市题材创作逐渐成为当代文学的主流构成。而七十年代人之后登场，干脆就是为当代都市青年代言画像。在这种合力之下，如同当代都市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愈来愈重要一样，当代都市创作在整体文学中的位置也愈来愈突出。而这，正是女性写作通过自身发展所赢来的可喜局面。女性写作在这样两个方面的贡献，在今后的文学发展中，还会日渐显示出其重要的意义来。 如果用传统的眼光来看，女性文学似乎也缺少一些东西，如对历史风云的切实关注，对社会纠葛的有力把握等等，但这种缺失又不无其合理性。如同那些反映“风云气”的作品缺乏“儿女情”一样，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而她们用个人触摸社会，由个别感知一般的女性写作，在丰富文学表现、改变文坛风貌诸方面，其作用与贡献都显然无可替代。可以说，无论是相对成熟的五十年代人、六十年代人，还是尚在“成长”中的七十年代人，当代女性写作都包孕了相当丰富的社会的与文学的内容，很值得人们高度关注和认真探究。 新一代女性作家活跃于世纪之交的文坛，是社会生活不断演进的结果，也是中国新女性自立与自强的明证。而女性作家们卓有成效的艺术探悉和硕果累累的创作实绩，其意义显然也远远超过了女性文学本身。它至少使女性文学不再只是文坛边缘的一种缀饰，而是总体文坛必不可少的重要构成，一如她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一样，真正擎起当代文坛的“半边天”。 原载：《中国审计》2003年0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