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文学创作的“肉身叙事”、“娱乐至死”倾向，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持续反弹。近期又有评论家提出批评。张闳在《南方文坛》第３期撰文说，借助现代媒体的强大传播力，“娱乐化”这一文化病毒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文学这一高度个体性的精神活动也被严重感染。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以来，文学越来越受到商业市场的支配，其消费性的娱乐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娱乐性也越来越成为文学写作的强大推动力。从对“性描写”的迷恋，到“暴露癖”式的自我表现；从“美女作家”到“美男作家”，写作者为了取悦于公众，将自己改造成娱乐工具。随着文化市场化时代的到来，文学界的人士在通往娱乐“天堂”的道路上，也不甘示弱。“美女作家”首先打开了文学通往娱乐“天堂”的大门。“美女作家”们在将自己的文学作品推向市场的同时，也大量发布自己的个人生活照。借助现代整容术、化妆术和摄影术等高科技手段，“美女作家”在照片上赢得了几乎可以跟演艺明星一决高下的效果。“美男作家”也及时跟进，呼应着在娱乐界和大众文化领域里的“男色时代”。在娱乐界，受众“Ｆａｎｓ化”，是较为普遍的现象。现在，在文化和学术的传播过程中，也开始出现受众“Ｆａｎｓ化”的趋向。如同“超女”的ＰＫ模式一样，双方的“Ｆａｎｓ化”对峙。与之相对应的是作家和学者的“偶像化”。这些现象更多地出现在低龄作家身上。他们不仅在写作上有着高度娱乐化的倾向，而且在身体造型和生活方式上，也是按照“流行偶像”的方式来设计和打造的。另一方面，学术娱乐化的热潮也正在形成。一位作家在荧屏上评《红楼梦》引发的争议，就是一个先兆。这一“事件”至少使学术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娱乐”的品质，有着双重的意义：它既是对传统的精美学术对学术和知识的垄断局面的打破，又是一个将学术一定程度上“娱乐化”的信号。然而，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文化狂潮中，文学写作和学术研究究竟何去何从，依然是一个待解的难题。 朱大可也在同期杂志上撰文说，“肉身叙事”的空前发达，响应了８０年代知识分子“人性解放”的热切呼声。“翻身动员令”下达２０年之后，情欲实现了大规模解放，却由于过度泛滥而酿成了意外的“肉身灾难”。因为对肉身的夸张的铺叙，正是以灵魂叙事的空前萎缩为代价的。文化的容貌犹如一度流行的橱窗模特儿，拥有一个丰满的身躯和被削平了的过小的头颅，她们的畸形身躯被时尚美学的光辉所照亮，成为这个时代的人类学标本，陈放在欲望的橱窗里供人观赏。“肉身叙事”的过度发育，引发了知识界的普遍不安，但似乎没有多少人为“精神叙事”的不在场发出必要的质疑。精英知识分子企图推卸责任，把“精神叙事”的萎缩归咎于“肉身叙事”的过度发达，也就是归咎于民众的不良趣味和资本市场的推波助澜。但恰恰是精英知识分子自身丧失“精神叙事”的能力，并且也丧失了产生精神信仰的内在机制。那些动人的“人文精神秀”不能解除这种危机，相反，它只能加深我们对“精神叙事”无能化的印象，因为所有的“精神秀”只有一个作用，那就是制造精神在场的假象，从而把“精神叙事”危机引向更加危险的地步。 朱大可说，为什么所谓的“人文精神”与“精神叙事”无关？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人文精神”的叙事中，没有包含作为核心的终极价值追问。 原载：《文艺报》2006年9月1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