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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其中《论韩愈》一文，说韩愈“但独运其天才，以文为诗”，其诗“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决非效颦之辈所能企及者矣”。陈寅恪对韩愈以文为诗极为肯定，认为具有空前绝后之意义。说韩愈以文为诗之“空前”，我是赞同的；说韩愈以文为诗之“绝后”，我是有保留的。 以文为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一个较有争议的话题，肯定者认为它开拓了诗歌的新领域，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否定者认为它混淆了诗文的界限，以文为诗“要非本色”。以文为诗其实不独为韩愈的诗歌创作现象，韩愈之后代不乏人；以文为诗的“文”也不仅局限于韩愈倡导之古文，它有广阔的延伸和扩展；可以说，以文为诗在韩愈之后有着绵延不绝的历史。 众所周知，韩愈以文为诗的“文”是古文。“韩愈之所以以文为诗，因为他首先是一位‘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巨匠，他以笔卷波澜的古文家的笔墨为诗，自然也就把自己在这一文体强势中的生命体验和智慧技艺移植和嵌入于其余文体。”（杨义《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具体表现为运用古文的章法句法来写诗，并把古文的气势血脉灌注在诗歌之中，使诗歌呈现新的面貌，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形式。宋代欧阳修、苏轼继承韩愈的革新，继续探索诗歌的革新方向，以文为诗，使中国诗歌出现了唐诗之后的又一高峰。 与韩愈同时活跃于唐贞元、元和年间的元稹、白居易同样在进行着以文为诗的实验。元白以文为诗，文是唐传奇之文。元白生活于中唐，中唐是唐传奇的成熟时期。此时期传奇尤以爱情题材的创作为盛。元稹本人受当时文学思潮的熏染，创作了《莺莺传》这一传奇。元稹的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受传奇之影响，讲述杨李爱情故事，史实传闻相糅合，叙述委婉曲折，诗情生动哀感，寄寓政治讽喻。陈寅恪认为：“《连昌宫词》实深受白乐天、陈鸿《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更是以传奇之文为诗。《长恨歌》极尽渲染之能事，叙事曲折周详，抒情宛曲，意旨婉讽。《琵琶行》写落魄文人与琵琶女“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遭遇和感叹，而这是唐朝中期传奇小说的共同母题。 晚唐李商隐同样以文为诗，文是骈文。盛于六朝的骈文虽经韩柳古文运动的冲击呈衰落之势，但骈文并未被完全否定，依然是唐朝一代之文。“李商隐学骈文于令狐楚，而终于成为大家。”“他的骈文虽称四六而骈散兼行，得错综之美，富有情韵。”（马积高 黄钧 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凄艳浑融的审美风格与其骈文的风格是相通的，不仅如此，李商隐还把骈文讲究辞藻、对仗用典的手法运用于诗歌创作，使得他的诗歌更具骈文笔法和骈文情韵。 明初诗人以文为诗，文是八股文。科举考试是封建统治者选拔人才的方法，也是士子们获得功名的途径。士子们长期研制科举考试之文，必定深深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科举考试同样以国家政策的方式影响着诗歌创作：唐朝以诗赋取士，促进了诗歌的繁荣；宋代科举重视策论，宋诗遂以理趣为尚。明朝科举以八股文作为规定文体，它的手法对诗歌创作同样产生深刻影响。八股文形式上的破题、承题、起讲、收结，技巧上的换字、钓、渡、挽，都潜在地影响着明代诗歌创作。 清初吴伟业以文为诗，文是戏曲之文。吴伟业不仅是清初诗人，也是戏曲家。他的诗歌创作吸收了明清的戏曲手法。以《圆圆曲》为代表的七言歌行，融合戏曲曲折变化的戏剧性，运用戏曲的结构手法，“它以人物命运浮沉为线索，叙写实事，映照兴衰，组织结构，设计细节，极尽俯仰生姿之能事。”（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吴伟业的戏曲是诗化的，他的诗歌又是戏曲化的。 新文学运动时期胡适倡导以文为诗，文是白话文。胡适的诗体解放运动是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为突破口的，他提倡“作诗如作文”，文是白话文。做真正的白话诗，就要采用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胡适《〈尝试集〉自序》）。他认为文言文是死语言，用死语言创作的文学就是死文学；而白话文却是活语言，用它创作的文学是活文学。创作诗歌应当用白话文。胡适的理论开创了白话诗的时代。 以文为诗，可谓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不同时期的不同诗人运用不同之“文”于诗歌创作之中，推动了中国诗歌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