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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散文之前，得弄清什么是文学，因为它是认识散文这一形式的前提。按字典解释，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来形象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总觉得这个定义没能体现文学的内涵。对文学的认识，需要从多角度思考，如交流手段，时空范畴，技巧特色，社会功能，只有包括这几个方面的要素，才能反映出文学的内涵。为什么要重视要素呢？文学是一个集合概念，如果停留在集合上，就是一个模糊性的认识，无法理顺内在的特质，因而要将它分解为相关联的方面。根据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的共同特征，笔者给文学重新下了一个定义： 文学是一种作品形式。它以语言、文字形式为手段：时空上可宽可窄，历史的，现实的，周边的，外域的；内容上虚实并举；技巧上可分可合，有的曲折离奇，有的形象生动，有的思想深邃，令人回味；语言风格上，有的朴实，有的华丽，有的纯朴中不乏优雅，有的华美中不乏实在；社会功能上，它能引领人们健康的情操，帮助人们陶冶性格，享受和回味意味（情节）所达到的境界，丰富知识，借鉴经验，扩大视野。 文学作品为什么要强调它的健康性？这既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建立在理性上的社会功能问题。平时说的道德，在老子笔下，属于哲学概念。道者，反之动，就是指相反的认识，也是一种动态认识，而相反认识是哲学的核心。德是一种系统的权衡，它属静态认识。二者本身又构成相反性。文学中的健康性就是从系统认识的，也是从“德”字上生发的，因而必须反映它的理性这个基本的“同”。在这一理性指导下，才有局部的文学形式，这实际就是演绎推理的实践形式。什么情况下局部决定整体？理论的总结上是如此，客观发展是如此，这属于归纳推理的实践形式，同样是彼此共同点的总结。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内容，必须以德为前提，是社会伦理所需要的。之所以将文化领域归于上层建筑，就是从引领作用认识的，故文学的概念也要从社会功能上认识。但由于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体制不合理，不健全，以政府的标准来衡量是不行的，这种“归属”就存在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金瓶梅》不属于文学作品，因为它不利于社会伦理。在体制合理的背景下，暴露阴暗的作品，实际属于一种发泄，带来的负面作用较大，并不利于培养社会公德和社会进步，也不能称之为文学。在体制混乱的背景下，批判性的作品又不可少，虽然暂时带来思想混乱，但能促进社会进步，这就是所谓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散文，作为文学的外延形式，它的定义该如何确立？字典的解释是：散文是除小说、诗歌、戏剧以外的文学作品。这实际上是没有内涵。这就如同说，什么是白种人，白种人是除黑种人、黄种人以外的人种。这种没有内涵的概念，其实是从解释词语得出的方法。词语中的形容词、方位词、地域性名词等，可以运用无需内涵的方法，这是因为人们已知简单的词语意思，而后在在此基础上进行同义的、反义的、参照性的、排除性的认识。但作为一种文学式样就不同，它的概念是认识该体裁特点的总原则，并不是我们平时想的那么简单，它直接关系到如何评价散文的问题。 认识散文概念，关键是要在文学这一总背景下，突出它的个性。也就是说，文学这一共性方面，我们无需反映，主要突出它的个性形式。它与其它体裁相比较，其自由度更大，这种自由性表现在时空上、社会功能上、技巧特色上及表达手法上。相对于长篇、中篇小说和戏剧来说，篇幅相对短小。根据这些特色，我们可以给散文下一个定义：散文是在时空、社会功能和技巧特色、表达手法上自由度更大的、篇幅较短小的文学形式。 现在的问题不是对散文的认识问题，而是对它的母项“文学”的认识问题。文学中，能不能题内容上的虚实并举，这是一个最关键的文学理论问题，如果能够提，散文自然就存在虚实并举。 诗歌和戏剧中，内容上的虚实并举是非常突出的，这已是一种常识，不必要去赘述，关键是要看历史题材的小说和反映现实生活的散文，是否做到了内容上的虚实并举。毫无疑问，《三国演义》属于以历史题材为背景的小说，其中不乏虚构的成分，也是知识分子共知的，只是一般农民和部分工人不知道。一句话，它尊重了历史总貌，但没有照搬历史，且一些重大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还可当作历史读。为什么它虚构部分历史可行，且得到了文学界到普通百姓的认可呢？这是因为，不同文化、不同职业、不同个性的人，从中能得到了积极的满足感：商人从中得到了经营智慧，军事家从中得到了军事谋略，文学界从中得到了表达技巧，思想家从中得到了笼络人的方法，普通百姓从中得到了因情节跌宕带来的快感……它有没有消极的方面？从历史角度认识，这是存在的。比如说，对曹操的认识，一般百姓总是将他视为奸臣，狡诈、阴险已成为曹操的代名词。除了表达对狡猾的厌恶，要刻画这样一个人物外，《三国演义》还有很多与历史不相符的地方。如时间问题，华佗为关羽刮骨疗伤，事实上，华佗早已死了。如名字问题，张飞字益德，而非小说写的翼德。如行为问题，历史上的华雄被孙坚所斩杀，而非小说中的关羽温酒斩华雄。如虚构人物问题，貂蝉在正史中并没有提到，起码不符合正史实际。情节虚构问题，不仅孔明草船借箭在正史中不存在，而且孔明的空城计也在正史中没出现。为什么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可以忽略而只重它的文学价值呢？这是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所决定的。它满足的是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精神追求，引导他们健康的价值观、道德观、理想和情操，至于历史知识小节和对历史人物的认识角度，那是次要的，毕竟还有历史那门课。当然，这种以历史事件为依据的体裁，整体的事实还得符合，否则，人们会认为你是纯粹的天方夜谭，如同童话故事一般，不能满足大众对历史的好奇感。作者之所以写这方面的题材，也正是抓住了大众对历史的好奇心态，从而形成了这一文学形式。假如写历史题材小说，要一味地追求真实，那就只能将《三国志》翻译一遍。这些枯燥无味的作品，自然使人厌倦。 纪实散文也同样存在虚构。《荔枝蜜》写的是作者到广东从化参观的事，她参观了养蜂场，吃了荔枝蜜，于是写了这篇纪实散文。最后又做了一个梦，说自己变成一只蜜蜂。这种纯粹童话式的梦自然不存在，只是为了体现向劳动者学习的心理，才这样虚构的，尽管虚构得很幼稚。文章中还出现了一个农民老梁。是不是真的姓梁，姓得那么好？正好能表达作者的意图？然而，就是这个“梁”字，表达了她同农民兄弟的亲切，表达了农民才是当时社会的脊梁的意图。 鲁迅写的阿长与《三海经》，也属于回忆性散文，据说，现在也到了中学课本里面。整体上的事实自然与现实相符，但是，其中写到阿长不允许鲁迅拔草、翻石头，要他将地上的饭检起来吃，说橘子带来福气。这些情节，我小时候也有。这些带迷信的、行为约束的一些教条，到底是学校教的，还是父母教的，甚至是其他熟人教的，脑子中一片空白。那么，鲁迅是否记得那么清楚？我总觉得不可能。在写实散文中，适当“张冠李戴”应该是为了表达思想的需要，更能使内容充实。 以现实题材为蓝本的报告文学，也无不掺杂了作者的想象，同样只把握整体的真实，其它无关紧要的情节和小节，就是作者的想象。正由于增加了情节，才称之为文学。除了文学作品可以这样以外，通讯同样要进行加工，而不是复制，只是不能杜撰大的情节而已。为写此文，我特意看了一下女儿以前的中学语文。《谁是最可爱的人》中，三个大情节有没有作者的加工？对话的、行为的？比如说猫耳洞的那一段：首先，对白不可能发生在这里，其次，战士不可能讲出这样有文理的话，这也是变相的虚构。可见，即便属应用文之列的通讯，也不能完全做到客观真实。为什么不能绝对客观？从这篇文章看，照实写，战士的思想境界不能提升上来，很难起到教育作用，很难表达作者所需要的主题。假如当过记者，就容易理解这一点。 既然反映现实的报告文学和反映历史题材的小说，都可以虚构，写实的散文也可以作加工，无需体现客观的真实，那么，作为反映历史内容的历史随笔也罢，历史散文也好，适当对历史事实作一些加工和与历史事实有出入的陈述，自然是合理的。不过要注意这个“适当”，即在重要内容正确的前提下。如果作者将历史散文写成真实的历史评价，不仅作者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去研究它，成为史学家，更重要的是枯燥无味，缺乏感染力，缺乏可读性，无法从新的角度反映主题。 可见，文学作品中，离不开虚构，不可能做到全部真实，这是文学的最大特点，也是它的重要内涵，散文同样不能撇开这一范式。如果带着这一观点读余秋雨先生的文章，对他所谓的文史性问题，不仅会包容，而且是对文学的彻悟，不仅对他的“大文学”有一个新的认识，而且会将他的作品视为新形式的突破。 散文的主观感受与整体的理性问题，实际与自由与纪律（法律）的关系道理是相通的。它是以理性为前提的主观感受，这个理性，是社会责任理性，也是社会约束下的理性。但它们不构成自相矛盾的现象，就在于彼此的侧重点不同。为表达主题的需要，站在另一角度认识历史事件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的。 余秋雨先生的作品中存在对历史事件评价，出现了理性指导下的主观感受，是散文的自然现象，“随意曲解历史“的指责就不复存在了，什么“历史骗子”之类的污蔑就更不恰当了。当然，有些历史错误不属于主题需要，要尽量避免， 如将法国大革命以后出生的文学家雨果说成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这种出入与表达主题无关，与小人物无关（小人物可以不追求真实）。另外，散文中所反映的历史内容也相当少，不像小说，非得要有情节，而散文不存在这种情节虚构。一些网友提出的某些历史问题，有些是正确的，还希望余先生慎重，使大作日臻完美。 原载：学术连线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