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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文学界普遍发生了所谓文化批评或文化研究这种转向，形成文化批评的新潮流，并且被认为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新突破、新拓展。那么这种文化批评或文化研究转向究竟“新”在何处呢？也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从文学研究的历时态意义上说，也许真可以说是一种“新突破”。西方文学研究从20世纪初发生“向内转”，即转向所谓“内部研究”，主要研究文学的文本、形式、语言、符号、结构、叙述策略等等。当这种所谓“内部研究”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走到极致之后，便又重新“向外转”，即转向研究文学与大众文化的汇流，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现实问题。这种转向，显然与西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电子信息时代的来临，以及后现代消费社会的形成等等有关，的确标志着一种新的发展趋向。而我国文学研究则是从新时期初开始“向内转”的，转向研究文学的自主性、自律性、审美性，以及文学的种种内部关系和规律等等；然后从90年代以来，重新“向外转”，转向追踪文学的大众化、产业化发展趋向，以及研究大众文化潮流中文学发生的种种变异现象。这种转向，也显然与中国社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经济改革转轨、消费社会转型、以及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化转向相关。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种新的现象和发展趋势，值得关注。 其实，如果仅仅从文学研究本身的意义而言，研究文学的外部关系并不能算是什么新东西，无论西方还是中国，早在文学研究“向内转”之前，本来就是偏重外部研究的，比如研究文学与政治、道德、社会心理、时代风尚等等的关系，本是古已有之。只不过应当看到，当今的文化批评或文化研究转向，所讨论的问题已远不止于原来这些方面，而是有许多全新的话题，如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休闲娱乐、流行时尚、文化产业、审美生活化，以及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种族、阶级、性别、身份、身体等等，这都是过去很少论及的，因而可以说是研究领域的一种新拓展。 然而更值得关注的，也许还是这种转向所显示出来的某种新的文化精神，这在西方社会主要是一种后现代文化精神，而在我国当下的文化批评中，情形可能更复杂一些，不过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显然也较多受到西方后现代文化精神的影响。所谓后现代文化精神，在我看来主要表现为：一是解构主义观念。它对传统文化的理性精神和价值观念，普遍抱有一种怀疑态度和消解冲动，比如极力主张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极力消解精英文化意识和经典文化观念，致力于拆除文学与文化、审美与生活的边界，促使文学与审美走向泛化等等。二是多元主义观念。在解构中心与本质、消解理性主义价值观及其价值判断之后，便走向多元主义，如倡导多元平等共存、多元交往对话、民主平权等等。三是狂欢化。在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文化语境中，在文化市场化与产业化的导向下，文学与文化显然会更多走向民间大众，走向世俗化的文化消费，走向消闲娱乐与游戏狂欢。作为当代文化批评，也可能会更多去适应这种文化潮流，为这种消费社会的现实服务，为大众的娱乐消费需求服务，从而自身也走向众声喧哗与游戏狂欢。 从西方文化批评转向的趋势来看，无疑显示出这样一种后现代文化精神，这也许有西方社会如此发展的充分理由和根据。不过我们也注意到，西方一些思想理论家如丹尼尔·贝尔等，对这种后现代文化精神也是多有质疑和批判的，这里姑且不论。我们需要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是，在我国当下的现实语境中，我们的当代文化批评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精神？ 我们认为，我国当代的文化建设，特别是当代文化批评，不能仅仅只是大力张扬后现代文化精神。在当今的现实条件下，尤其是后现代文化急剧扩张并带来诸多负面效应的情况下，仍有必要坚守和重建现代性文化精神，这里特别是指马克思主义所建构和代表的、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体现和发扬的现代性文化精神。这种现代性文化精神的基本内涵，我以为主要有： 一是现代启蒙精神。启蒙不只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责任和使命，它意味着先进思想文化的启示，人类文明之光的照耀，合理健全社会理想的召唤，每个人的人性和道德良知的觉悟，等等。后现代主义解构启蒙立场和姿态，反对知识分子以精英姿态居高临下地教训民众，批评一些人的启蒙立场缺乏民主平等和自我反思精神，缺失人文关怀的维度，这也许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解构上述启蒙姿态并不意味着启蒙精神本身也要消解掉。一个国家民族任何时候都不能没有精神灯火的烛照和导引，因此就不能没有先进思想文化的启蒙。事实上，尽管在一些人看来当今社会已进入所谓“后现代”时期，但一个世纪前鲁迅所批判的那种愚昧、麻木等国民劣根性依然存在，鲁迅所期待的国民精神的重铸并没有完成，现代民主、法制、人权观念与制度的建立还面临很艰巨的任务，在实践中落实则更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当代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和谐社会构建的理念，思想道德建设的理念等等，都需要以现代启蒙精神来加以张扬。当今的思想启蒙，也许不再像过去那样由少数先知先觉者来教化民众，而是要使整个社会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使国民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同时也包括知识阶层本身，都受到先进思想文化的教育熏陶，从而自觉担负起建设现代文明社会应有的责任。包括文化批评在内的当代文化建设，理应为营造这种先进思想文化的良好氛围而努力。 二是理性批判精神。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现代精神，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基于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对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和导致人性异化的现象，进行毫不留情和毫不妥协的批判斗争，以促进社会的变革发展。这种批判精神在当今的文化批评中也仍然是十分需要的。因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包括在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精神文化生活中，都仍然存在着某些腐朽的、容易导致社会畸变和人性异化的东西，如果缺乏强有力的“批判的武器”，就难以使社会和人性真正得到“净化”。也许有人会说，解构主义不也是一种否定批判吗？但我以为，现代性的理性批判精神与后现代解构主义观念是不太一样的——解构主义主要是颠覆性、消解性的，它主要针对传统思想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加以怀疑否定与消解，乃至把理性精神本身也消解掉，容易导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而现代性的理性批判精神则是以建设性作为出发点，它不只是反思批判文化传统，同时也指向对当下现实存在、包括大众文化本身的观照与批判，并且这种观照批判始终是坚守理性精神和批判扬弃态度的；正因为它要立足于建设，所以在对各种思想文化资源进行反思批判时，不会导致怀疑否定一切，如同把洗澡水与孩子都倒掉一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文化批评可以借鉴解构主义的一些东西，但更需要的还是现代性的理性批判精神。 三是文化建构精神。与前两者密切相关的，当代文化批评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都应当着眼于当代文化（包括文学）的建设，特别是当代文化精神的建设。但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当代文化批评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一味地批判消解传统文化观念和所谓“精英意识”，嘲弄“经典”文化观念，鄙薄文学中的思想道德与审美诉求，极力把当代文化归之于大众文化，进而又把大众文化阐释为消费文化、快餐文化、娱乐快感文化等等，并大力加以推崇和张扬，似乎当代文化批评所应做的，就是把当下文化诱导和驱赶到市场中去就行了。这显然是不符合当代文化建设精神的。应当说越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娱乐消费性的大众文化越是繁荣，就越是需要加强文化精神的建构，以此引导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当代社会也许不再需要一个精英文化阶层，知识分子也不必自视为高居于大众之上的精英人物，但我们的文化不能没有历来精英文化所体现的那种道义担当和理想追求的精神；当今也许不再需要经学家，也不再需要打造那种在象牙塔里束之高阁的经典，但我们的文化创造也不能完全没有经典意识、精品意识，而只剩下文化快餐；现代社会也许不再需要道学家，人们有理由讨厌那种居高临下的空洞的道德说教，但我们的文化人不能没有道德操守，文化实践中不能没有道德理想和道德追求。旧的精英文化、经典文化、道德文化等观念当然是可以进行怀疑解构的，但不能解构之后导致大家都去搞低俗的、媚俗的东西，对高雅的东西反而没有了热情和热爱，这将会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总之，我们的文化研究转向不能在对西方文化思潮的追逐中失去应有的文化方向，当代文化批评也不应只是热衷于解构传统和张扬后现代文化观念，而是仍有必要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坚守和重建现代性文化精神，以此引导和促进当代文化建设，使之成为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精神动力。 原载：《文艺报》2007年1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