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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学仍然是一种日常的人类活动，它有最基本的尊严，以使它的每一刻都能被生活所提及。 文学正在我们这个时代处于永无休止的指责，而在这种指责的同时，布满了关于文学的所谓的没落，远离以及萎缩的判断。我们看到，作为这种指责的人和做出这种判断的人，不仅包括读者，甚至还包括那些非读者，也就是说这样一种狭隘的对文学的指责，已经引发了更多的人加入了这样一个集体，他们站在文学的对立面，或者站在文学的远处，但在我看来，他们至少并没有和文学站在一起。而文学究竟是什么，它是一块什么样的地方？那些正在“文学”着的作家，他们又是怎样的一个群体？这重要么？这当然重要。因为文学从来都是所有人的事情，就像商业可能和所有人有关，就像军事和所有人有关，就像说话和所有人有关。文学是一种密集、疏朗、透彻、澄明、走近、自由、表达、陈述、记忆、散失、寻找、回来和充满着所有词汇的一个所在，文学是与我们有关的一种常识。在当代生活中，它至少反映了一种不变的所在，一种在变化的社会生活中，仍可能自由地居于不变的形式和感受。 好了，我跟读者讲这么多，只为了表达我一种基本的不满，因为文学不应该承受这样的指责，因为这种指责包含了一种普遍和狭窄的自我批评，批评文学的缺失和堕落，实际上就是在批判自我的离场，实际上这种批评也成了一种文学化的方式，并进而组成一种新的文学，也就是说文学在它自我堕落的强制意识中在最狭隘的方式上扩大了它自己的感受。因此当这种对文学的担忧和惊恐，成为我们现在最时尚的一种小资情绪时，我得说，文学绝不能以它文学的方式被概括为它在缺失，它在溃败，它在落伍，或者说它在远离读者，因为我们最终会发现文学不仅是读者的事，它还是作者的事，它还是那些正在文学着的人的事。我们能不能说出这样的感受，因为无论哪一个时代，其实文学始终是一个正面的东西，因为假如我们相信文学，我们就必须相信文学是在进行一种转化，是在对事件、历史、故事、命运和想象，进行一种基本的转换，成为一种可能的语言形式，无论小说或诗歌，文学都将是作者将那些事件转入到一种可能的隐藏着的方式中，文学就在干着这样的事情。谁能说这样的事情还会有什么衰落？谁能说它有什么高度和差异？当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有一种资本的情绪，物质的幻觉，有一种身体的欲望，有一种距离的跨跃，有一种国家的界线，有一种族群的认同时，我们无法忘记文学还在不同的对象之间进行着一种沟通，谁能否认这样的沟通有什么好坏，谁能质疑这样的沟通有什么主次？谁能判断这样沟通有什么消亡？文学就是这样一种正在正面作战的东西。一句话，文学是这个世界从来就确立好了的一种基本的正面活动，这就是文学。 文学在这个时代，当我们看到不同的风景，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与不同国家语言的人交流，到不同的房间，我们仍要记得文学以及“文学着的人”正在干着正面的事情，这可能跟别的无关，只因为这个时代和任何时代一样，有着最朴实的表达的冲动。我们在北京宽阔的路上，当我们在昆明西山那高大的松树下，当我们听到猛虎的叫声，当我们到达江南，当我们看到钢铁，当我们听到一种传说，我们发现这个社会和任何社会一样，有它普遍的生存形态，人们都还活着。即使在新华书店，在酒吧，在恋人之间，在学友之间，有人在议论，一种新的阅读正在产生，一种电子方式正在革命，但这样的处境，这样的人们之间，能不能就没有文学了呢？然而实际上，文学正在被指责，文学一直在被指责，即使在最辉煌的时代，文学也不能征服所有的人心，即使在一个最能制造文学巨大幻想的年代，一些超级的“文学着的人”也可能面临巨大的灾难。为什么？因为文学仿佛必须经受这样一种责难，这件人类记忆里正面的一项事业，始终有可能被伤害。因此，当今天人们在判断文学的衰亡的同时，文学的日子就这般的活着，它还能怎样呢？ 有时我记得一个场景，一辆奔跑的破旧的汽车，一个年轻的女子在右侧，她手持摄像机，记录下远处消逝的风景，而她的旁边坐着一个作家，有些无奈地说，你不要再写东西了，你不如我摄像机记下的风景，你并不感人。这就是我们的时代，这就是一种典型，一个处于发达的感受训练的女子，一个处于情感爆发期的女子，在她那高涨着的感受的深处，她充盈着技术的无聊的徒有其名的情绪，她那种发达的幻觉中的情绪使她责骂文学无用，因为她发现文学可以被替代，但她并不知道她对那个作家说的话，正是文学的一部分，她那刚刚结束的性活动以及她那摄像机里记录的消逝的风景也正是文学的一种内容。我们正在以一种情绪指责文学的没落，实际上正是文学自身的一种叹息，但叹息能阻止么？那种以任何名义对文学的指责，其实都是对一种正面的也许模糊的事实的指责，因为你那指责的权利仅仅来自你处于文学这项事业的内部。文学充分的社会化在于它是一种人性的方式，它那对读者、作者和言说的区分，实际上是文学的一种制度，在它自身的方式上有这样的制度，它正在这个高度发达的资本的物质的欲望的情绪的社会中，寻求着它制度上的自我伤害，然而最为可怕的事情是，所有这些与文学有关的人都在潜在地扮演着与文学无关的人，站在贸易的、欣赏的、旅游的，甚至是革新的社会位置上，遗忘文学的制度，充当着文学的判官，然而那正是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那种正面性质的批判，除了使自己获得一些资本的情绪和物质的权利之外，并不会改变自身的现状，文学已在我们这个时代，以最吃力的方式承受着它的伤害。它最正面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本身是这个社会最正面的事业性质，它获得的肯定也许从不会比批评多，只因为文学是这个世上最不可能被表达的一种价值，因为它永远处于对别人的表达，惟独没有它自己。 文学只有在与它沟通的那些对象之间，在这些对象遗忘了文学那可怜的自我的投影之外，文学才可能回到它还没有制度的那些影子中，文学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如此，文学在我们的社会现实中不会比在其它处境中寻找到更多的表达高度和功能，好了，文学还有一种功能，就像一个人的手可以劳动，脚可以走路，文学还可以干些事情，那么为什么要指责它，仅仅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的商品要卖，有很多的刺激要消费，仅仅因为我们这个时代要复兴，要振作，仅仅因我们这个时代有着巨大的发展和狼吞虎咽的文化规模，我们这个时代就要指责我们的作家的书没有那么多人看，就要指责我们的小说作品处于脱离社会现实的位置？但谁能否认，一切写到文学里的东西，却由这些写字的人进行了一次转换，他像一个劳动者一样，向麦地里种了一颗麦种，为什么要指责它获得了一种较小的收获呢？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要指责收获本身呢？ 也许，一个人可以批评自己的种植的回忆不够美丽，但那仅仅是你有过种植的回忆，最要强调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学仍然是一种日常的人类活动，它有最基本的尊严，以使它的每一刻都能被生活所提及。 原载：《文学报》2007年3月1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