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对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的了解，是因了他的《中国文人的自然观》，这本书我在十多年前就已认真读过，而且收获颇多，后来，又很郑重地向我的学生推荐。说实在的，我对海外汉学家一直是很尊重的，他们的著述以及治学方式，对我常有启迪。但是，顾彬先生最近在中国大陆的突然走红，却不是因为他的学术，而是某些言论。去年，顾彬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炮轰”，比如什么“垃圾”说，曾经引起媒体的关注，很是热闹了一阵，后来因了顾彬先生的出面澄清，又突然平息了下去。当时，我对媒体的报道并不十分在意，一方面，人都有失言的时候，学者也不例外；另一方面，也因了我对媒体的“消息”并不怎么信任的缘故。可是，近日读报，发现顾彬先生在某次汉学大会上，又在老调重弹，只是这次不说“垃圾”了，而是以1949年为界，说中国当代文学不如现代文学，理由却还是原来的理由，是因为中国当代作家不懂外语，所以最终进入不了世界文学，等等。 一般来说，顾彬先生的学术表述，还是比较严谨的。但是这次，我却有点费解。首先我没弄懂他的“外语”究竟指的是哪一种语言，揣测了半天，觉得顾彬先生不像是在要求中国作家努力去学习伊拉克语或者阿富汗语，很可能顾彬先生所谓的“外语”指的就是欧美语言，比如英语、法语当然还有德语，也就是“西方语言”。另外，顾彬先生的“世界”或“世界文学”也不好懂，这个“世界”或“世界文学”到底意指何在，包括“第三世界”或“第三世界文学”吗？看了半天，没有读出“全世界”的意思，倒更像是指的“西方”或“西方文学”。所以顾彬先生所谓的“外语/世界（文学）”的真正表述也许应该是“西方语言/西方文学”。因此，顾彬先生的“世界文学”更像是他的自我表述，似乎和歌德的“世界文学”不完全是一个意思。 如果顾彬先生要求中国作家或者中国学者深入了解“西方”这一中国的“他者”，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现代中国，这并没有错。2007年第3期的《读书》杂志，发表了于治中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全球化之下的中国研究》。文章强调重新认识中国，恰恰必须积极地与那个具有支配性的、（西方的）普遍性话语对话，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将中国看成是“特殊的”、与他者无关的历史与现实。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和批评家，近年来正在努力做的工作，比如借助于“现代性”概念的讨论，认真反思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道路。只是，这一反思并不是要求中国最终真正进入“西方”，而是如于治中先生所言：“把自身与他人都视为多性，共同作为历史的主体，才能开展出一个不被西方垄断以及开放与共享的普遍性场域”，并以此探索中国的未来。可能，顾彬先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工作现状并不十分了解。 在这一意义上，强调“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对的，事实上，在今天，“西方”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对于第三世界，也包括中国，“西方”更是一个“心理空间”，从而无所不在。在这一点上，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法侬，比如萨义德，等等。而且，这一“西方”对第三世界的影响，在今天，已经不仅仅是语言，还有着其他多种的手段乃至途径，比如视觉形象，等等。这也正是商品资本主义或者晚期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因此，今天对“西方”的了解，并不仅仅只有语言一途，还有着多种的感知方式。可能，顾彬先生对其所处的商品资本主义或者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语境也不甚了解。 那么，所谓1949年以后的中国脱离了“世界/西方”影响，其依据又究竟何在？固然，中国革命有着明显的本土性实践特征，但是，它毕竟仍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马克思主义算不算“西方”？或者它是另一个“西方”？这也是近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强调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纳入到现代性范畴来加以考察、反思和研究的原因之一。可能，顾彬先生对这一个“西方”也不太了解。撇开这一个“西方”不谈，顾彬先生所熟悉的那个“西方”也并未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销声匿迹，相反，大量的西方作家作品，比如巴尔扎克、雨果、莎士比亚，歌德、海涅、席勒等等，仍然通过不同的方式得以翻译、出版和传播，并进入中国的文学教育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同时也构成了当代中国的知识谱系，并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部分的知识，或者说这一部分的“西方”知识，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并相应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复杂的叙事结构乃至叙事内容。可能，顾彬先生对当代中国的文学翻译和文学教育体系也不是非常了解。 那么，一个对当代中国不甚了解的德国汉学家，又为什么要对中国的当代文学横加批评并最终予以否定呢？事实上，顾彬先生并不是在前述的意义上，也即我们需要的层次上，来讨论他的“外语/世界（文学）”或者“西方语言/西方文学”，如果这样，顾彬先生的批评即使再激烈，我也能够接受。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检讨从未在中国的文学批评界停止，也不存在“自己人说得，外人说不得”的庸俗心态，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从不为我和我的同行所取。顾彬先生在他的表述中，真正想给出的，实际上是一种他所理解的“西方（世界）文学”标准，并且以此标准去衡量中国的当代文学。泰勒在《承认的政治》中，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他说：“贝娄说过一句广为引证的话：‘如果祖鲁人能产生一个托尔斯泰，那我们就会阅读他’。这句话被视为欧洲式傲慢的典型表述。”泰勒更强调指出：“这不仅因为贝娄完全无视祖鲁文化的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被认为反映了一种对人类平等原则的否定。”我无意把顾彬先生和泰勒文章中的贝娄相提并论，也不想就此把“西方中心论”的帽子送给顾彬先生，我想，那未免言重了。而且，顾彬先生身在西方学界，当然知道“西方中心论”对于一个学者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在顾彬先生的言论中，还是能读出某种“优越感”的。也许，在顾彬先生，只是一种无意识的流露。 中国人现在很谦虚，等到哪一天中国人不谦虚了，我想，也不至于用“汉语”去规范西方作家，更不会以懂不懂汉语去臧否西方文学，如果那样，我不知道我们该怎样去评价歌德或者君特·格拉斯。可是，这难道不正是隐藏在顾彬先生言论中间的逻辑吗？我并不反对“世界文学”这一说法，可是，这一世界文学应该是“全世界”的文学，理所当然地包括第三世界的文学，而不仅仅只是“西方”的文学。这一“世界”的文学，应该建立在差异性的基础之上，应该包含着各自不同的民族经验以及各自不同的民族的表述方式。而不是先验地设立某种文学标准，并冠以“世界”的名义。至于“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当然很尊重，但也只是尊重它作为各种奖项之一种而已，中国文学早已从这一神话中走出。 顾彬先生的言论，比如他的“外语”说，也许会引起众多中国作家的反感，但是，他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上的否定，却未必会遭到类似的坚决抵抗。也许，有些人正心中窃喜，并引为同调。事实上，他们也正在朝这一方向努力，他们认为历史早已终结，并努力地抹去人们记忆中的痕迹，以此促使中国真正进入“西方”。 但是，我仍然坚决地相信历史并未终结，我们仍然活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之中，我们在认真研究“西方”的同时，深刻地反思自身，包括我们的文学的历史。我还相信，革命，包括革命的文学，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遗产，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之视而不见。梁漱溟先生在他的晚年还一直在想“这个世界会更好”吗？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为这一“更好的世界”提供了教训，也积累了经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思考这一“更好的世界”，不去积极探索未来中国的多种的发展可能性。而在这样的思考中，中国的当代历史，包括中国的当代文学史将承当极其重要的思想功能。 （作者为上海高校都市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载：《文汇报》2007-04-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