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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盲行动”这四个字起初进入我的眼帘时，很快就被我忽略了，因为在这样一个有着种种全球化特征的21世纪，人们谈论的话题总离不开“信息时代”或“知识经济”，因此仍然留恋过去的“愚昧”或“文盲”时代实在是不合时宜了。然而，文盲这位新世纪的先锋派实验者依然孜孜以求，不断地奋发进取探索“未知”的世界。这种契而不舍的精神终于促使我坐下来仔细阅读他写下的文字。令我惊奇的是，这个自诩为“文盲”实则博览群书的青年思想者竟有着如此犀利的笔锋和充满智慧的思想。原来他并不反对知识分子，而是鄙视僵死的无生命火花的知识。甚至他对“文盲”这个词的解释也都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不断地积极进取，不断地对既定的传统成规和权威进行批判和解构，不断地通过否定来探索未知的世界。这一精神不禁使人想起早期的具有先锋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家的“去中心化”、“反总体性”、“消解权威”的尝试。但生活中的文盲却又是那样地谦逊和温文尔雅，甚至为人处事都是那样地成熟和到位，以致于我不得不在承认他的先锋批判精神的同时也认可了他的处世方式。因此我把这种“反文盲”的“文盲行动”看成是21世纪的先锋派的变体：先锋派在不断先锋的过程中的N种反确定基因的不断自我激活。越是仔细地阅读他的文字，越是发现，他的多元化交织一体的思想洞见其实说明了一个起码的事实，那就是对先锋的原初意义的回归。但是这种否定之否定的回归却被许多人忽略了。在进入21世纪的全球化语境下讨论这种“文盲式”的先锋精神，在逐渐丧失原创思想的当今社会背景下来思考这种“文盲式”的原创思想的源动力，我觉得这非常有必要。 在我看来，讨论先锋必定要从它所反叛的传统入手，而何谓传统？所谓传统首先就是指某种袭来已久的成规，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它需要经受每一代人的文化观念的能动性理解和创造性阐释，因而不断地被重铸，并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来，对传统的发掘和阐释就永远不会完结。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美学原则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有一个中心意识和终极价值取向，因而对事物的观察总是受制于这一固定的成规；而后者则认为，在一个有着多元价值取向的世界，对事物的观察也应当是多层面和多角度的，得出的概念和结论也不应当是单一的，更不应当是唯一的。所谓“文盲行动”就是这样一种后现代的尝试。应当承认，后现代的思维模式使我们永远保持一种积极进取的探索精神：既对以往的传统成规进行重新思考和阐释，同时又对各种想象的可能性进行新的发掘。文盲在批判音乐时将其顺序颠倒过来，诉诸乐音，因为乐音反对一种单一的声音，呼唤众声喧哗，实现了对“美是和谐”这一现代主义美学原则的消解。由此我们便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传统本身自诞生之日起其存在就是固定的，这是绝对的；但另一方面，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学科或知识领域，甚至每一艺术门类或思想表现领域，又可以拥有自己独特的、不可替代和模仿的传统，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说来，传统又是相对的。作为一个活动的概念，它的意义一方面取决于其自身的丰富内涵，另一方面则受制于不同时代和区域的接受者与阐释者的知识背景、阅读经验和阐释力量。对传统的继承和重新阐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阐释者自身的个人才能和知识背景，这一点早已被接受美学的原则所证实。 然而，文盲却抽空了价值：即“价值死了”。文盲认为“价值”是时代虚拟的，是时代的商品的标签，人们信仰“价值”是不可取或多余的。“美”和“丑”是时代的标准利益。是“他者”的工具。“他者”的存在就是对自我存在的奴役和工具。因此，文盲认为，用“审我审要审物”来淘汰“审美审丑审他”是合理的；“审我”是为了“自己”的存在，“审要”是为了需求的欲望存在，“审物”是因为存在必须消费，因而应当不断生产消费，需求不只是为了消费，也是为了生产。这就是文盲的“审我审要审物”的要学：没有美和丑，只有他者的霸权；没有美和丑，只有捍卫“自我”存在的“我要”（自我的强力意志）。一种自我的差异运动。 在东西方文化艺术史上，人们常用传统/现代这组二元对立来界定传统，即传统之于现代，传统是保守的，现代则是具有创新意义的，每一个时代的人总是试图标榜自己所处的时代是“现代”，而这个“现代”一经出现，它的对立物“后现代”也已经不知不觉地作为一种反叛性和颠覆性因子存在于其中了。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后现代，我们就可以超越历史分期的局限，并可以把后现代当作一个用于文学艺术文本阅读和理论阐释的代码，由此便可以对过去的文本以及非西方的文本进行“后现代式”解读，其目的在于从创作实践出发对来自西方的后现代理论本身进行重构。同样，每一个时代的创新者也总是打着“反传统”的旗号起家，但最后总免不了被后来者超越进而自己也成为传统的一部分（除非永远不断先锋）。诚然，传统与现代这一诱发争论的理论课题对我们考察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艺术现状也不无重要意义。不少人哀叹，我们这个时代是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文学艺术缺乏想象力，知识的爆炸抹平了智慧的棱角。而文盲的出现则提出了一个促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的事实：先锋派的实践并没有死亡，而是以新的面目又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并且不断自我变异。上个世纪后期，在中国的语境下，先锋派艺术曾对传统发起挑战，尤其在文学创作界，首先出现的是叙述技巧和叙事话语方面的实验，以玩弄无端的语言文字游戏和叙述圈套为特征，意义的不确定性和解释的多重性动摇了原先的中心意识。这些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文体实验，最终使得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先锋小说远离了广大读者大众，成了新的精英艺术品。这无疑与当今的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合流的趋向背道而驰。但另一方面，也有相当数量的作家和艺术家，则试图在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寻找某种结合点，以求得夹缝中的生存。这种种现象均表明，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也像西方一样，经历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之后，发出了“返回传统”的呼声。但即使如此，这种“传统”也是中国阐释者的重新阐释后变了形的“传统”，或者说其中已经注入了新的生命。 “文盲”这个词还是以前的那两个叫“文盲”的字。以前的“文盲”是愚昧的无知，而倡导文盲行动的文盲却把“文盲”这个词的意义翻转了过来：对于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就是文盲，而一个合格的文盲，必须要积极不断的探索未知未智。也就是说，以前的“文盲”一词是贬义词，而在21世纪却被文盲变成了褒义词；以前是被确定为消极的，现在却被激活为积极的；以前是落后和无知的代名词，现在却是先锋派们不断先锋不断求知求智的代名词。“文盲”一词成了先锋派们不断探索的行动，成了被先锋派们弘扬的求智创新精神。也就是说，文盲激活了“文盲”一词，解放了“文盲”。文盲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对那些“以已知为荣为傲的人”的不思进取的堕落思想和行为（先锋也变成了保守）的无情批判，文盲认为，他们成了先锋道路上的新障碍：如果他们不求新求变，他们只能被变化的残酷现实所无情淘汰。这就是“文盲”和“他者”的重要区别：具有“文盲化”群体效应的普遍特征。 显然，在20世纪的东西方文学艺术史上，传统与先锋是截然对立的，因为先锋的基本概念就是反叛传统，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认识到，不管先锋派与传统有何内在联系，它对传统的反叛和与现实的不相容性都是绝对的，但它作为一个流动的概念，其不确定性和相对性也是客观存在的：昨日的先锋派也许因为其积极进取探索和批判精神不强而成为匆匆过客，或因其经受了历史的筛选和时间的考验而成为今天新的“传统”；而今天的先锋派也可能成为明天的保守派。这已被近二百年来的中西方文学艺术史上的各种现象的发展演变所证实。今天我们在讨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艺术流派时，也不难看出，他们的实践早已超越了现代主义的成规，并且在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比较中显现出更多的具有本土特征的后现代性。这就无可非议地说明，后现代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方的文化土壤，但它并非西方文化的专利品，它已经在一个文化土壤并不适应但却有着种种超前意识的文化语境中产生一些变体，进而打破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如果说，在一个全球的语境下存在着三种形式的后现代主义的话（即：后结构主义层面上的理论后现代主义，先锋派的激进艺术实验和智力反叛以及当代大众文化的挑战），那么中国语境下的先锋派文学艺术则显然可以划到早期的（具有先锋反叛意识的）后现代主义范畴。它虽然与现代主义的精英意识不无共通之处，但一旦这种精英意识被推到极端，它本身的反叛性就显示出来了。因此把出现在21世纪初的“文盲行动”置于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框架下来考察研究完全是可行的：因为它批判性地继承了后现代主义在上世纪60年代初在北美崛起时的诸多先锋精神特征。“文盲行动”作为自我变化无常的复合体异种，不断自我异变，变化的速度和以往的后现代也有所不同：更加复杂和测不准。显然，“文盲行动”和以往的后现代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因此在新世纪的后现代语境下对之进行考察研究是颇为必要的。 “文盲行动”作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先锋派的一个变体，我这里限于篇幅仅从后现代理论视角对之作下列概括性阐释。 首先，“文盲行动”是不确定的。它反对一切僵死的成规和传统，对一切“确定的”和具有“整体意识”和“终极价值”的东西都进行无情的批判和解构。 其次，“文盲行动”所注重的并不是结果，而是过程。在文盲看来，一切行动一旦有了结果就有可能丧失其先锋性，就有可能被传统“招安”，因此它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又是另一种形式的“行为艺术”，其价值就体现在这种连续不断的过程中。 再者，“文盲行动”是一种反对现存文化秩序的革命性和叛逆性因素。它反对一切被传统驯化的东西，对现存的一切都持一种怀疑的批判态度，通过超越而达到淘汰的目的。 最后，“文盲行动”是一种和谐环境中的不和谐因素。正如赛义德称后殖民理论是和谐的音乐中的不和谐声音一样，文盲的乐音（反音乐）对音乐的批判就体现反对“美是和谐”这一传统的成规，呼唤一种“众声喧哗”式的多元话语共存的局面。 2006年春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