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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尽管《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中有一些正确的意见,但从总的情况看,却存在着诸多背离学理的地方———或用错概念,或自相矛盾,或模糊学科界限。尤为严重的是,该文完全否定了“时下许多学者”对“文学本质”和“文学规律”等重大问题的“苦苦追寻”,认为这种“苦苦追寻”是“空耗精神之举”。对于文学理论的学科建设来说,像这类所表现出的“本质虚无”和“规律虚无”等反科学倾向,无疑是负价值的。 关键词 文学理论;学科建设;反科学倾向;负价值 近几年,对文艺学进行学科性的反思成了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在这股还继续发展着的反思潮流中,明显表现出学术界对文艺学学科变革的迫切使命感。这种情况无疑是很令人欣喜的。然而,笔者发现,有些学者的反思具有突出的反科学倾向———像李春青教授发表于《文艺争鸣》2001年第3期上的《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以下简称《反思》)[1],就属于此种类型。本文拟对其进行学术批评,以就教于李春青教授及其他大方之家。 一、文学理论是意识形态之外的东西? 《反思》这样写道:“意识形态对文学理论的影响是最典型的他律而非自律。”显然,李春青教授在这里所持的观点,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外在”论。如此看法,对否?关于“意识形态”概念,让我们先来看看工具书是怎样释义的。《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哲学、政治、艺术、宗教、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也叫观念形态。”[2](P.1495)《新华词典》的解释是:“指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思想上层建筑的部分,包括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直接、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3](P.1171)《辞海》的解释是:“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思想上层建筑的部分,表现在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形式中。”[4](P.2453、1915)《哲学大词典》的解释是:“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属意识形态的社会意识形式,有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等。”[5](P.1817～1818)根据这些释义,文学理论并非外在于意识形态,而是意识形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当然,由于《反思》一文没有对“意识形态”进行定义或阐释,所以李春青教授也可以说他使用的 “意识形态”并非上述工具书中的概念。从“意识形态”这一名称本身来看,在不同的工具书中,确实存在解释上的差异———像《剑桥百科全书》,[6](P.587)就跟《苏联百科词典》有着很大的不同。[7](P.1527)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意识形态”一词,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含义,[8](P.345～346)甚至于还出现过同一个著作者在不同的地方做了不同解释的情况。[9](P.101～102)尽管这样,笔者仍认为李春青教授所使用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包含了文学及其理论的概念。所以如此断言,是因为在没有重新定义或特别说明的情况下,一个术语的使用只能按通常的情况来进行,而受者也应该依使用者所处的特定语言环境来理解。另外,依循把握一个术语必须联系 “语义整体”的原则,[10](P.19～20)从《反思》全文使用的一系列概念———如“总体性意识形态”和“僵化的总体性意识形态”———来看,结论还是一样。李春青教授既然把“哲学”(不管好坏)、“政治伦理宗教”(不管好坏)等中性概念划入意识形态的范围,也就完全没有理由把同样是中性概念的“文学及其理论” 拒在意识形态的门外———从学科对象上说,文学“就是一种意识形态”;[11](P.190)从学科性质上说,文学理论“是意识形态科学这一广泛学科的一个分支”。[12](P.3)由是观之,李春青教授在文学理论问题上所持的“意识形态外在”论是不正确的。 二、文学理论的落后是 “意识形态”的“他律”所造成? 的确,文学理论应遵循“学科自律原则———学科的基本问题是特定研究对象所给定的,而不是由其他因素所强行规定的”。不过,李春青教授认为当前文学理论的落后是“意识形态”的“他律”所造成的,断言“意识形态对文学理论的影响除了政治伦理宗教等价值性扭曲之外,还有哲学观念的认知性扭曲”,就非常之不恰当了。第一,如前所述,“意识形态外在”论属于错误的观点,故而,“意识形态的他律”论在逻辑上也是不通的。第二,即便依照李春青教授的意思,把文学及其理论排除在意识形态之外,那也无法完全拒绝哲学等意识形态的影响———难道“文学可以完全独立于同时代的语言和意识形态状况之外”?[13](P.252)难道世界存在着不受哲学认识方法指导的文学理论研究?[14](P.46、64)第三,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往往存在着多个不同的体系———既有反动的、落后的意识形态,也有进步的意识形态。[15](P.1716)李春青教授论及哲学等意识形态的影响,为什么就一定要断言文学理论受到扭曲?假如此说能够成立,那岂不等于说李春青教授的《反思》也受到了扭曲?著名符号学批评家罗朗·巴尔特曾精辟地指出:“批评中的重大过失不在于它具有意识形态,而在于它对意识形态保持沉默。”[16](P.462)实际上,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之所以能够大发展,往往与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或小或大的变革有着密切的联系———如20世纪初和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理论、[17](P.1～46、174～213)2世纪的西方文学理论。[18](P.1～13)法国当代思想家埃德加·莫兰说得非常中肯:不存在着“一个摆脱了任何意识形态的科学。”[19](P.114)李春青教授试图离开包括哲学等在内的意识形态来变革当前的文学理论,是永远也不会达到目的的。正因为完全忽视了一般的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理论影响的必然性,李春青教授才会如此写道:“自从90年代中期文学理论界掀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偃旗息鼓之后,这个学科实际上已然处于一种面临解体的尴尬状态。如不予信,可试着追问一下,什么是文学理论这门学科的核心问题?什么是它的专门的研究范围?这些恐怕都是不易回答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可能根本就没有答案。”显然,这段话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其一,作为一门学科,文学理论“面临解体”是什么意思?是概念体系支离破碎还是概念体系快要消失?是指研究者从“一体化”开始走向“各搞各的”还是指研究者越来越少?像这样的表述,大概也只有作者本人明白其中的涵义。其二,我们可以这样来回应李春青教授的追问:“文学是什么”是文学理论这门学科的核心问题;这门学科的专门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下列五大方面———“①文学作品,②文学创作,③文学赏评,④文学的本质、特征和功能,⑤文学的起源和发展。”对此,李春青教授会说些什么呢?或许会说,这是过时的;或许会说,这是错误的。不过,即使如此,且认为“这些问题”不易回答,李春青教授依照常理也还是应该有一个哪怕明天就会更换掉了的答案。倘若不是这样,李春青教授何来对于我们的回应作认识上的判断?又何来对文学理论进行学科性的反思?其三,“不易回答的问题”自然包括那些“可能根本就没有答案”的问题。然而,如果真的出现了“文学理论这门学科的核心问题”“根本就没有答案”的情况,那么,就意味着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不存在一门叫做“文学理论”的学科———所以这样断言,是因为对象确立是学科建立的前提条件之一,虽然有些学科的核心问题存在争议,但这只是学科内部的矛盾斗争,而绝非学科没有核心的问题。李春青教授是不是真的就认为从未有过文学理论这门学科?是不是真的正在对非学科的东西进行学科性的反思?浏览《反思》全文可知,李春青教授还是承认存在着文学理论这门学科的,只不过痛感其落后罢了。综上所述,李春青教授在文学理论这门学科是否建立问题上的看法,是自相矛盾的。尽管“意识形态外在影响”论及其“两个扭曲”论是错误的;但如果把李春青教授看作是彻底的“意识形态外在影响”论者,那也不够确切,因为李春青教授写道:“将具体文学观念的生成过程、基本特征以及它与其他文化现象的互动关系视为当然的研究范围,并且给予足够的重视。”由于这段话承认了研究“文学观念与其他文化现象的互动关系”具有“学理上的合法性”,所以它在事实上也就肯定了“意识形态对文学理论的影响”是必然且是合法的。虽然李春青教授在这里的论述,没有用“意识形态”一词而只用“文化现象”,但毫无疑问的是,“意识形态现象”是最为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也就是说,李春青教授心目中“应该有”的文学理论必须研究“文学观念与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自然,没有研究主体高度自觉的意识形态参与的文学理论,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进行这样的研究的。由此可见,李春青教授对文学理论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的认识,未能做到始终如一。 三、文学的本质、功能和规律是虚幻性的问题? 《反思》写道:“诸如文学的本质是什么……等等原来毫无疑问居于核心地位的问题很少有人研究了,即使有人论及,也不能引起广泛的关注……这种‘古怪’现象……只能说明这些问题本来就带有某种虚幻性(所谓虚幻性是指这些问题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任何所谓的确定性都只能是人为的规定)。”在李春青教授看来,由于文学的本质、功能和规律等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确定答案的虚幻性问题,所以,对其探究也就缺乏学理上的合法性依据。难道真的这样?非也! 首先,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很少有人研究”或 “不能引起广泛的关注”的问题并非意味着带有“虚幻性”。譬如,音韵学和考古学中的许多问题,就少有人研究也不能引起广泛的关注,但我们却不能说,这些问题“带有某种虚幻性”。倘若考虑到现当代的人们,更倾向于“平面”的东西,也更倾向于从“平面”的角度看问题,[20](P.146)那么,我们对于文学理论中的某些研究已不能引起广泛关注的“情形”,就不会觉得“有些古怪”了。 其次,“文学的本质是什么”等问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或许是一个事实。可是,对于研究个体而言,如果连“文学的本质是什么”都还没有一个相对确定的答案,那么,就应该被断定为还未步入文学理论的殿堂;相反,如果对“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已经有了一个谁也不能更改的绝对正确的答案,那么,就应该被看作是过于狂妄自大或缺乏科学的精神品格。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学科是否能够建立起来,首先取决于研究对象是否能够确定,至于研究对象能否确定,那就要看该对象能否与其它的事物区别开来并具有被系统研究的价值。尽管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区别是多方面且都有一定的意义,但最重要最有意义的区别却是本质上的区别。由此可见,探求被研究的事物的本质,既是学科建立的基础,也是学科建立以后时时刻刻都要面对的重要问题。由于任何一门学科都试图全面、深入、系统地把握研究对象,所以,它既不会满足于对象的描述,也不会停留于个案的分析。正因为如此,探讨研究对象的本质、功能乃至规律,才成了科学的家常便饭。当然,任何探索都不可能穷尽一切———即使是最富于成效的科学研究,也只能获得相对的真理。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人们才会说:“科学是无止境”的。令人感到“有些古怪”的是:李春青教授完全未能注意到“探索文学本质、功能和规律”的无止境,相反,却从“文学的本质、功能和规律”问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推导出它的“虚幻性”并否定之。 最后,有一点还需要特别指出来。李春青教授用“理论的批评化”来证明“那些由‘本质’、‘规律’、原则’、‘普遍性’等概念堆积起来的理论大厦轰然倒塌”,是很不恰当的。第一,尽管文学理论批评化在今天已成为一种时尚,但它并未使那些探讨文学的“本质、规律和原则”等问题的理论大厦倒塌———倘若不是先入为主而是看一看文学理论专著或大学文学理论教材,那么,我们就能知道李春青教授的认识判断与事实不符。当然,一些崇尚“理论批评化”的学者可能很希望那些“由本质、规律、原则”等概念建构起来的理论大厦轰然倒塌。但是,这是可能的吗?假如可能,又是必要的吗?第二,“理论的批评化”并不意味着文学的本质、规律和原则等概念丧失了意义,它只是说明文学理论研究者在表述上更加富于灵活性,而那些名不符实者则是在玩弄文字游戏———以此来掩饰自身理论思维的贫乏。诚如韦勒克和沃伦所言:“文学理论,是一种方法上的工具……是今天的文学研究所亟需的。”[21](P.6)如果没有对于文学本质的相当程度的认识,没有对于文学规律与原则的一定程度的掌握;那么,不要说“文学理论的批评化”根本无法做到,就是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哪怕只做印象主义的批评,也是极其困难的———除非批评者甘愿冒着谁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的危险。 四、文学理论研究的问题具体化等于现象具体化? 在强化文学理论学科性的问题上,李春青教授说得对:“将那些来自文学现象之外的伪问题弃于学科的研究范围之外。”然而,在确定“真问题”与 “伪问题”时,《反思》中却有着诸多的不妥。 首先,《反思》认为:“我们可以追问什么是现代派文学的创作特点问题,却不可以追问什么是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问题。”是否真的如此?当然不是!所谓“规律”,是指“事物之间的内在的必然联系。”[22](P.1441)在文学创作中,肯定存在着规律性问题———如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之间的必然联系、文学构思与文学传达之间的必然联系。自然,对这一类问题的认识,可能深刻也可能肤浅,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但无论如何,对其追问却是极其必要的。李春青教授认为“不可以追问”的理由,是它不够具体且没有答案。可是,笔者以为,相对于“艺术创作”乃至“人类创造”等问题而言,它还是够具体的。如果非要说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问题不够具体,那么,李春青教授自认为是具体的“现代派文学的创作特点问题”,同样不够具体———至于答案的有没有,道理也是一样。作为一种极其复杂的文学思潮,“现代派文学”是一个外延非常大的概念。如若依照李春青教授“具体方式”的逻辑,那么,不要说“现代派文学”不够具体,就连存在主义和荒诞派等,也未达到具体的程度。譬如,李春青教授论及“意识流的创作特点”,我们就会问:是伍尔芙的意识流还是乔伊斯的意识流?[23](P.312～314)论及“意象派的创作特点”,我们又会问:是早期的意象派还是中期的意象派抑或后期的意象派?[24](P.203～217)论及“未来主义的创作特点”,我们还会问:是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还是俄国的未来主义抑或法国的未来主义?[25](P.348～349)本来,像“现代派文学”、“意识流文学”、“伍尔芙的意识流文学”等这样一些概念,都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这些概念依次形成的关系,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换成英国哲学家怀特海的说法,它们组成了一个“抽象的等级体系”。[26](P.161)显,对“抽象的等级体系”的各个层面进行探究,都是极其必要的。同理,“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也属于因“选定的那些特性”而形成的概念,[27](P.89)故此,对其追问就不会没有意义。综上所述,李春青教授的一个很突出的不当,就在于把文学理论研究的问题具体化等同于现象具体化。 其次,《反思》认为,“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是一个具体的“真问题”,而“文学的真实性原则”是一个空泛的“伪问题”。这里所犯的错误与前一点是一样的。一方面,无论是具备了起码的文学史常识,还是知道有许多学者对“现实主义”概念作了不同的界定,[28](P.214～243)抑或读过加洛蒂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29],都会一样地认为“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并非就是那么具体。另一方面,正如法国文学史家、实证主义批评家朗松所说的:“应该好好地分清”“什么是科学的真实”、“什么是艺术的真实”。[30](P.93)只要想到“真实性”确实存在着多个层面的涵义,我们就不会觉得“文学的真实性原则”是一个空泛化的“伪问题”。在论及“科学家必须对面前的无数事实作出选择”时,法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彭加勒正确地指出:“特殊的法则乍看起来似乎是不一致的,然而通过较为详尽的观察,我们看到它们大体上相互类似……当我们以这种倾向性观察它们时,我们将看到它们扩大并且有助于包容每一事物。正是这一点,构成了某些事实的价值。”[31](P.356)尽管对于个别的、局部的文学真实的讨论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从中探索出一般的、整体的文学真实,就不能算是达到了文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目的。 最后,《反思》错误地认为:“可以追问文学与其他文化门类的异同问题,却不应该纠缠于什么是文学的本质问题。”显而易见的是,事物与事物之间的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它们的根本性质,所以,想要有效地探寻“文学与其他文化门类的异同”,就必须对“文学”的本质乃至“其他文化门类”的本质有一个清醒且充分的认识。假定依照李春青教授的思路———既不把握“文学的本质”又不了解“其他文化门类的本质”,那么,其“异同问题”上的理论概括,就只能是达到触及皮毛的层次。 五、不该追问哲学与文学的关系而该追问希腊哲学与柏拉图文学观念的关系? 《反思》写道:“不应该去追问哲学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因为这样空泛的问题是没有确切答案的,因而是无意义的。”显然,李春青教授的这一观点是非常偏颇的。其一,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都有自己的答案,只不过答案不尽一致罢了。倘若李春青教授认为被追问的问题一定要有一个谁也不会反对的答案才可被追问,那么,世界上的许多重大问题恐怕都不该去追问———像生态危机、核武器等领域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尽管被全球许许多多的人追问、争论,[32](P.39～41)但还是未能找到一个完全统一的答案。其二,追问某个问题是否有意义不能以能否找到确切答案为根据。不然的话,伦理学早就应该取消“善”,而当柏拉图说“美是难的”的时候,美学就应该把“美”抛弃掉,可情况恰好完全相反。事实上,有确切答案的问题,要不就不值得追问,要不就不用追问或很快不用追问了;而不断追问某个问题,其意义极有可能就在于它无法找到或难以找到确切的答案。其三,如同俄国思想家谢·弗兰克所说的:“要想了解精神生活的个别状态并理解它在整体中的意义,需要始终对生活的总体条件了如指掌”。[33](P.27)假如要真正地掌握希腊哲学与柏拉图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必须不断地追问更具普遍意义的哲学与文学的关系问题,而不能像李春青教授那样去做———生硬地在本应相互补充、相互推进的两者之间切上一刀。 在否定了追问哲学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之后,《反思》又写道:“……或者追问希腊哲学与柏拉图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则绝对是有意义的。”就直接引述的这句话来看,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结合全文尤其是第四段的文字,我们便可以发现,李春青教授在“柏拉图”问题上的看法,是前后矛盾的。在批评“哲学观念的认知性扭曲”时,《反思》如此写道:“柏拉图等人对于文学的认识在许多方面也同样是哲学观念而不能算做文学理论……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学理论。”遵循李春青教授的这样一种逻辑,我们可以做如下的推导:第一,受希腊哲学影响(即所谓 “扭曲”)的任何关于文学的认识,因不符合“自律原则”而“不能算做文学理论”;第二,从研究主体上看,受哲学观念影响(即所谓“扭曲”)的任何文学理论研究,同样因不符合“自律原则”而“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学理论”;第三,从研究对象上看,任何与希腊哲学问题有关的文学理论研究,由于研究的对象范围决定了研究主体不可能不受哲学观念的影响 (即所谓“扭曲”),所以也因不符合“自律原则”而 “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学理论”;第四,根据前述三点可知,为了“真正的文学理论”,我们在研究中必须摒弃哲学———无论是对象意义上的还是主体意义上的。当然,谁都看得出来,这样的逻辑是相当荒唐的。本来,当李春青教授把作为哲学家的柏拉图对于文学的许多认识圈定为背离文学理论的“自律原则”时,他就该清醒地意识到:把“追问希腊哲学与柏拉图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归到“真正的文学理论”范围,是难以自圆其说的。遗憾的是,李春青教授未能看到这一点。 六、文学理论是文学观念史、文学思想史或文学批评? 在谈到“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的“着眼点”相去甚远时,《反思》写道:“文学史注重对文学现象(作家、作品、风格、流派等)的梳理与评价,文学理论则注重对某种文学观念、文学思想生成的原因与轨迹的考察……应该探讨具体的文学作品之于特定时代、特定社会集团的意义与价值。”在这里,李春青教授实际上是把文学理论等同于文学观念史、文学思想史,甚至于还模糊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学科界限。诚然,文学理论作为文学科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者不应该不考察文学观念史、文学思想史,也不应该完全不探究“具体的文学作品之于特定时代、特定社会集团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倘若没有这些,文学理论就会缺乏据以概括和系统化的事实材料。但是,文学理论之所以能够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地存在着,是由于它既依赖于具体的事实材料,又能对具体的事实材料进行抽象升华,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概念体系。这样的概念体系,虽然有圆缺之异、深浅之别和对错之分,但无论如何,它却是文学理论最显著的形态特征。就像著名科学哲学家菲利普·弗兰克所说的一样:“科学不是事实的集合……如果有人说他不要思辨,而只要得到一切事实———他所要求的就不过是科学的预备阶段,而不是科学本身。”[34](P.61)李春青教授所谓的注重“有确切答案”的具体文学现象———包括关于它的思想观念———及其发展史,只不过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准备,而非文学理论本身。 正是由于把文学理论等同于文学观念史、文学思想史,也正是由于模糊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学科界限,李春青教授才会写下这番话:“文学批评只回答具体文学现象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文学理论则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文学批评以具体的文学文本为对象,文学理论则以文学思想、文学观念为对象,因此,文学理论也以文学批评为对象。”此处的不妥,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其一,对具体的文学现象进行文学批评,按理不仅要回答“什么”和 “怎么样”,而且还必须回答没被李春青教授认可但却颇为重要的“为什么”———当然,浅层次的或糟糕的文学批评除外。其二,尽管对具体的文学文本进行分析和评价是文学批评的中心任务,但是,文学批评还要对具体的文学流派、文学思想、文学观念、文学思潮乃至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等文学现象进行探讨。概言之,李春青教授在这一点上是缩小了文学批评的对象范围。其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一样都是探讨文学现象的,只不过前者侧重于从宏观的角度去把握文学现象,把焦点放在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上———换成韦勒克的说法,那就是“文学原理、文学范畴、文学标准的研究”。[35](P.8)虽然文学理论也需要讨论“文学思想、文学观念”,但它的雄心决不允许停留在李春青教授所看重的东西上面,而是要建立起逻辑严密的概念体系。 七、结 语 尽管《反思》中有着一些正确的意见,但从总的情况看,却存在着诸多背离学理的地方———或用错概念,或自相矛盾,或模糊学科界限。尤为严重的是,《反思》完全否定了“时下许多学者”对“文学本质”和“文学规律”等重大问题的“苦苦追寻”,认为这种“苦苦追寻”是“空耗精神之举”。如果一个人已经具备了科学的精神———明白“知识是一连串无休无止的近似值”,[36](P.511)知道科学的目的“是沿着一条没有终端的道路前进”,[37](P.212)那么,他必定会对李春青教授的批评感到惊讶。对于文学理论的学科建设来说,《反思》之类所表现出的“本质虚无”和 “规律虚无”等反科学倾向,无疑是负价值的。 [参考文献] [1]李春青.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J].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2001,(12):15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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