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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不同意章辉博士《蒋孔阳：实践美学的总结者与终结者》一文对蒋孔阳美学思想的批评，认为蒋先生的美学思想在超越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突破认识论美学的理论框架和摆脱本质主义研究思路等方面已经开始迈出重要的步子，于今日美学发展提供了可贵启示，是一种通向未来的美学。同时，辨析、澄清了章文对蒋先生美学思想的误解与歪曲。 关键词 审美关系在先 超越主客二分 认识论美学 本质主义 现成论 生成论 章辉博士近几年来，一直在从事批判“实践美学”的工作。总体而言，章博士对实践美学持全盘否弃的态度，并一再强调实践美学在新时代已经不合时宜。不过，笔者认为章博士对实践美学、包括对实践美学的几位代表人物有太多根深蒂固的“误读”，这都使得章辉对实践美学的许多批评都过于随意，很难令人信服。发表于《江汉论坛》2006年第6期的《蒋孔阳：实践美学的总结者与终结者》一文（以下引文凡出自此文的，不再注明）就集中体现了这种随意和误读。章文对蒋先生实践美学“终结者”的宣判和诘难，就基本上是建立在对蒋先生美学思想的曲解与偏见之上的。本文拟针对章文的误读和曲解，阐明蒋先生的美学思想不但不是实践美学的“终结者”，相反，是一种具有现代意识和巨大发展潜力的通向未来的美学。 一、“审美关系”起点说:对主客二分论的初步超越 章文对蒋孔阳美学思想的第一个批评是其“审美关系”说，理由是，蒋先生把审美关系作为美学研究的出发点，但“在审美关系中主客体是对立的。但主客对立的审美关系如何能产生主客统一的审美活动？”在章文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多处这样的指责，如说“蒋孔阳美学思想理论的推演从主体和对象的两分开始”，“审美关系以主体和客体的对立为前提”，“美感产生于主客体的对立”等等，这就把主客二分的帽子硬套在蒋先生头上了。在我们看来，这是明显的曲解。 首先，蒋先生把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看作美学研究的起始点本身，实际上已经隐含着超越主客二分的意图和努力。他没有像许多人那样先在地设定固定不变的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的存在，然后在此基础上寻求在主客体之间建立起审美关系；而是在审美关系中考察审美主、客体，事实上肯定了“审美关系”逻辑在先的原则。 所谓“关系在先”，就是说，从逻辑上说，是审美关系在先，审美主客体(美和审美的人及其美感)在后，因为审美主客体都是在审美关系中现实地生成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在先”不是指时间上的先后，而是逻辑上的先后。从时间上说，美、审美主体、审美关系三者都是同时发生、展开和生成的，没法严格地去区分；而从逻辑上说，审美关系先于美和美感而存在。蒋先生认为，人对现实的关系可以有许许多多种，审美关系只是其中一种特殊的、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按照这一思路，人与对象在所处的不同关系中，具有完全不同的身份，成为完全不同性质的主、客体，只有在审美关系中，人与对象才现实地生成为审美主、客体。就是说，从逻辑上说，只有在种种关系中先确定了审美这种特定关系，才有处于这种关系中的每一方（审美主、客体）的现实生成和存在。蒋先生把审美关系作为美学研究的起点，实际上为审美主、客体双方的生成和存在确立了规约性前提：我们必须也只能在“审美关系”中展开言说，谈论美、美感及审美主、客体等美学基本问题。蒋先生明确地指出：“人间之所以有美、以及人们之所以能够欣赏美，就因为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审美关系”，[1]而不是先有人以外的美和从来就会欣赏美的审美主体这样一种二分。一个人只有当他以审美态度凝神观赏一个对象时，他才作为审美主体而存在，所以，任何先在的、固定不变的审美主体都是不存在的；同样，任何客体，如果没有被人作为美、作为审美对象而观赏，它也充其量只能作为一个物、一个客观实在（体）而存在，而并不是作为审美客体而存在，所以，任何先在的、固定不变的审美客体也是不存在的。换言之，只有当客体和主体进入特定的审美关系时，它们才成为现实的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这实际上已肯定了在因果逻辑上审美关系对美和美感的在先地位，即肯定了生成论的“关系在先”的逻辑原则。这就是蒋先生初步突破形而上学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立足点，同时向我们洞开了一种新的生成论的美学入思方式。由此可见，章文关于蒋先生美学思想中“审美关系以主体和客体的对立为前提”指责是对蒋先生观点的曲解，是想当然的，毫无根据的。 由上可见，与当代大部分美学学派、包括大部分持实践美学观点的学者不同，蒋先生既不是把美（美的本质），也不是把美感（审美经验）作为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主要对象，而是把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列为美学研究的出发点。表面上，这似乎只是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但实际上这种研究起点和对象的改变涉及思维方式和哲学根据上的巨大差别，恰恰表现出蒋先生开始了对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某种超越。 其次，蒋先生在论述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是美学研究的出发点时，还突出地强调这种关系的变动性与复杂性。他说：“无论作为关系主体的人，或是作为关系客体的现实，以及它们所构成的关系，都既不是简单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都各自具有多层次的结构，多方面的变化。”[2]而且，正因为整个人与现实的关系是处在永恒的变动中，“因而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特点也不是固定的、形而上学的。随着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大千世界的美的东西也不断地变化和发展”[3]，人的美感同样也不断地变化和发展。这就明确无误地揭示了变动性和生成性乃是审美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生成的审美主客体双方所具有的一个根本特性。蒋先生强调审美关系以及其中的“关系主体”、“关系客体”（体现出蒋先生“关系在先”思想的提法）三者的变动性、复杂性、丰富性，实际上是将这三者还原、放置到人与现实的具体的、生成的、变化的审美关系中去。它显然包含和孕育着一种突破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思维抽象的思想。因为既然主体与客体以及二者间的关系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过程，那么，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抽象对立即主客二分就会由于自身的非现成性、非确定性而被化解。从而，主客二者之间的关系由于主、客体的现实性、具体性和历史（时间）性，变成了具体、现实的，并回归于具体、历史的时空中的。所以，抽象的、超越时空的主客体关系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这也证明了用主客二分来归纳、批评蒋先生的审美关系理论，是多么违背实际，多么断章取义，多么随心所欲！ 二、开始突破认识论美学的框架 章文对蒋先生“创造美学”思想的另一点重要批评是指责他“把审美活动与认知活动等同”了，其理由一是“因为认识了现实对实践的肯定，认识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优越性而感到美，因此，创造美学在一定程度上是把审美活动与认知活动等同了”[4]；二是批评蒋先生把认识论的自由与审美的自由等同了，说“创造美学认为，实践对现实的认识和改造实现了自由，审美自由也由此产生，这种自由观与李泽厚、刘纲纪等人一致，但这种自由只具有现实的有限性，它根本不同于审美活动的超越性和无限性。”[5] 我们认为，这种论断显然完全歪曲了蒋先生的原意，是把这种经他歪曲了的观点强加到蒋先生头上，然后加以随心所欲的批评。下面，我们对这两点指责分别作出澄清。 首先，蒋先生在提出审美关系的发生时就明确区分了审美活动和认知活动。他认为，人对客观现实之间，可以因为人的不同态度而形成和具有多种多样的不同关系，其中比较主要的他提到三种关系：“实用的态度是一种实用的关系，科学的态度是一种认识的关系，而美感的态度则就是一种审美的关系”，这已经明确把认识关系和审美关系区别开来了；他并说明，“所谓审美的关系，就是作为主体的人，通过欣赏或创作活动，在客体的对象中，去发现、感知和鉴赏它的美以及它的其它的美学特征” ，[6]显然，人和对象正是在现实的审美活动（“欣赏或创作活动”）、而不是认知活动中同时生成为审美主、客体，对象成为美，主体则去“发现、感知和鉴赏”、而不是认识这个美。这里，审美活动与认知活动被区分得一清二楚，只要不是抱有偏见的人，都不会、也不应当指责蒋先生“把审美活动与认知活动等同”起来。 固然，蒋先生谈到人类最早的审美意识产生于与认知有关系的劳动实践，更谈到人的劳动的目的性（意图、意志），指出人“要在劳动中实现自己的目的。他按照一定的目的来改造世界，使之更符合自己的心意。当客观世界符合了主观的心意，于是就产生出一种满足感和愉快感。这种满足感和愉快感，就是人类最早的审美意识”。这种最早的审美意识的产生当然与人的整个实践活动也包括认识活动密不可分，但这并不是混淆审美活动与认知活动，而是在揭示人的审美意识如何在实践活动中，在与现实的各种实用关系中逐步发生、逐步独立出来的历史过程，这种审美的意识和感情“虽然从实用当中产生，但它在实用的性质之外，另外具有审美的性质。原始人爱美的本质和天性，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7]这实际上是从人类学角度揭示出人如何通过劳动实践从实用的人历史地生成为审美的人（主体）的。这样一种对审美关系发生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描述，哪怕与混淆审美活动与认知活动有一丁点儿关系吗？我们还要顺便指出，章文作为批评蒋先生混淆审美活动与认知活动的根据的对“认识”的理解——“因为认识了现实对实践的肯定，认识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优越性而感到美”——也十分可疑，这里所谓的“认识”跟哲学认识论的认识含义大不相同，其实就是上文所引蒋先生说的实践结果符合人的心意而产生的“满足感和愉快感”，这基本上是一种感觉，而不是认识。以此理由指责蒋先生，不但是张冠李戴，而且表明作者连对认识、认知的基本含义都没有搞清楚，也表明其对批评对象缺乏认真、严肃的研究，往往先将自己对对象的曲解强加给对象，然后横加鞑伐。这种态度是极不可取的。 此外，蒋先生对审美关系特点的概括同样表明他对审美活动与认知活动的严格区分。比如他说“审美关系是人作为一个整体来和现实发生关系，人的本质力量能够得到全面的展开。人的本质力量是多方面的，包括马克思所说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活动、爱’等等在内”，这里多种多样“人的本质力量”当然包括认知，但远远广泛得多，也主要不是认知，而且，它们只有在全面展开、作为一个整体来和现实发生关系时，才形成审美关系；再如，他还认为人“是通过感觉器官来对现实进行审美活动的”，“其所发生的关系，主要的就不可能是理智上的认识、意志上的行为”而只能主要“是人对现实的一种感情关系”，在审美中，人的理智、认知和意志等因素都转化为情感与现实发生关系并具体展开。[8]以上两点，同样把审美关系与认知关系清楚地区分开来了。 其次，蒋先生也没有混淆认识论的自由与审美的自由。他虽然认同审美自由来自实践，跟认识论的自由即对客观规律和必然性的认识、掌握和实践中的运用有密切联系，但他对并没有将两者混为一谈。他肯定审美自由要以认识论的“外在的自由”为基础，“但仅仅有外在的自由还不够”，“还得有内心和人格上的自由”，“如果一个人内心不自由，不能自觉地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审美主体。他也不可能真正进入审美的心态” [9]。这里，审美的自由更多来自“内心的自由”和“自由意志”，而不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对审美这种发自内心的“更深一层的自由的含义”，蒋先生又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展开具体的阐述：一方面，“从内容上看，我们欣赏美的对象，不是要满足物质的需要，而是要自由地展示人的本质，取得精神上的自由和满足”，通过美的对象“反映我们心灵的愿望”，以表现出“我们的心灵是自由的”；另一方面，“从形式上看，美的形式要受对象的物质属性的限制”，但是，“美的形式并不在于物质形式本身，而在于通过某种物质形式自由地表现出或者制造出心灵的形式”。十分清楚，蒋先生的这两方面说明，证明他心目中的审美自由不但不同于认识论的自由，而且恰恰是对认识论自由的内心超越和精神升华，是超越现实利害、趋向无限的自由。这一点在蒋先生对美感内涵的论述中也表现得很明显，他说美的形象“除了能够给我们带来愉快感、满足感、幸福感和和谐感之外，还应当能够给我们带来自由感。比较起来，自由感是审美的最高境界” [10] 由此可见，章文把“审美自由与实践自由是同一的”观点强加在蒋先生身上是毫无道理的。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蒋先生的审美自由观已经开始突破和超越了认识论的自由（章文关于“实践自由”的提法不准确）观。 我们还要强调的是，蒋先生不仅没有将审美活动与认识活动相等同，而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开始了对认识论美学的突破。比如他的美感论就是如此。如同把美放在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中加以审视一样，蒋先生也把美感放在这种关系中加以考察。他在美感论一开始就对美感作了如下的总体性概括：“如果说，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在客观对象上的自由显现，那么，美感则是这一本质力量得到对象化或者自由显现之后，我们对它的感受、体验、观照、欣赏和评价，以及由此而在内心生活中所引起的满足感、愉快感和幸福感，外物的形式符合了内心的结构之后所产生的和谐感，暂时摆脱了物质的束缚后精神上所得到的自由感。[11] 显然，在蒋先生看来美感与美相互依存，两者密不可分。美感“离不开美，但范围要比美更为广阔、丰富和复杂。这就好像光，虽然来源于火，但却不等于火，而且要比火更为丰富和广阔一样。”也就是说，“美”与美感相互依存，但美感比美更丰富、复杂、多样、变化。蒋先生这个比喻已经明显地将美感与美的关系从认识论的思路中超拔了出来：美感已不再是对美的客观认识和“反映”，而是对美的心理层面的感受和体验；在认识论视野下的美感只能对纯粹客观的“美”加以认识和反映，在范围上不可能超过作为对象的美，而只能“小于”美，而在蒋先生审美关系说中的美感，则比美更丰富、广阔，换言之，“大于”美。 蒋先生还进一步提出了美与美感相互创造、互为因果的“循环”说。他说：“美本身在不断地创造中，它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美感就是创造美的主观原因。这样，美感又成了创造美的原因之一。它们二者相互循环，我们很难说，有了美就产生美感”，也可以说有了美感才产生了美。正是这个“循环”说，成为了蒋先生冲破认识论哲学框架的一个重要“突破点”，他旗帜鲜明指出：“从哲学的认识论和思维的逻辑顺序来说，是先有存在后有思维，先有物质后有意识，先有美后有美感；但从生活和历史的实践来说，我们却很难确定先有那么一个形而上学的、与人的主体无关的美的存在，然后再由人去感受和欣赏它，再由美产生出美感来。我们只能说：美和美感都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在实践的过程中，它们像火与光一样，同时诞生，同时存在。”[12] 显然，在此，蒋先生使“美感”超越了传统美学中被看作对客体美的符合、反映的认识论意义，获得了与“美”在关系中共存共进的新定位。 三、美论：开始摆脱本质主义的思路 章文还就蒋先生的美论提出以下诘难：“蒋孔阳提出了‘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人是世界的美’，‘美在创造中’等几个命题，这与哲学美学的逻辑要求不符。哲学命题应该达到思维的最抽象层次，几个命题并列，表明其美学理论并没有达到对美的本质的最高规定。”[13]显然，章辉博士并未真正理解蒋先生此举的深意：蒋先生已经开始怀疑究竟能不能仅仅用一个抽象命题给出美的本质的最高规定这样一种本质主义的研究思路。他从不同角度、用几个命题并列来讨论美的多方面、多层次的特质，表明他关注的重心已不是寻求“美的本质的最高规定”，为美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不变的定义。恰恰相反，在此，蒋先生借助这种多种命题并置的方式实际上正是尝试突破本质主义的思路！ 蒋先生指出：“从古到今的美学著作，都在研究美。但是，什么是美呢？这个问题，初看起来，十分简单”，[14]但事实上， “几千年来的美学思想史，可以说都是对于美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的问题，进行追问的结果”。[15]但是，这些追问几乎都是在本质主义思路中展开言说的，因此，它们也都是对“美是什么”这一本质主义问题的回答。这些答案无非是或倾向于给出“美”的完整界定或全称判断式的定义，即章文所谓的“美的普遍规律和本质”。 我们注意到蒋先生的提问方式却是“什么是美”，而非传统的“美是什么”的思维套路。从“美是什么” 转换为“什么是美”，表面看起来似乎只是提问方式的改变，其实，这种变化意味着思维方法的重大变革。 蒋先生认为，不同时代的美学家们都“力求给美找出一个最恰当最完满的定义。然而，由于美太宽广了，太丰富了，太复杂了，太多样了”，所以他们的各种定义都不过是一得之见，都不免有破绽或欠缺，但“他们都把他们的‘一得’，当成是关于美的普遍真理”了。蒋先生不愿意重蹈覆辙，而是认为： “真理不是现成的结论，而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16]这个思想极为重要，因为它揭示了真理和本质的历史性、过程性，也即非现成性，实际上是对本质主义“美”论的现成性、凝固性思维的一种质疑和挑战。 “什么是美”这种提问方式则显示出一种突破“一得”现成论、趋向生成论的多元倾向。首先，“什么是美”本身就打破了定义式的思考方式，它倾向于描述性的解释。因此，它可容纳多种不同的言说，每一种言说因此也就具有了平等的合理性。其次，由于每种言说的特殊性，这势必牵扯这一言说生成的语境，即与言说产生的个别、具体的审美经验有更多、更直接的联系。这样，任何一种对美的言说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或合理性，都是通向美的普遍真理过程中的或一环节、层次、侧面，但都不是关于美的普遍真理和最终结论。 在“美论”的前十一章中，蒋先生把西方美学史上从不同角度、“关系”入手界定美的本质的观点逐一加以辨析、评述，具体来说，就是把美置入与美的东西、形式、愉快、与完满等一系列关系之中来考察。这事实上就是将这些命题从“美是什么”的本质主义之思中解放出来，放置于“什么是美”中进行“还原”。这样的分析论述，一方面证明所有这些美学都只是对美的某一方面、某一层次、某一环节的说明，而不能包括美的全部本质，从而否定了单一、不变的美的本质说；另一方面则对这些论证的局部合理性给予了肯定，认为它们都是美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显现方式。 显然，蒋先生在此实际上是在思考美的生成条件，思考在审美关系中产生出美所需要的可能的条件。因此，问题在此转换成为了“美是如何生成的”这样一个事实上关乎“美的存在”问题。蒋先生因此也就放弃了给美下一个完整、全面地概括“美的本质的最高规定”的定义这样一种本质主义的追思方式，而努力从生成论角度思考美。他说：“我们探讨美的本质的时候，首先应当看到美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多种层次多种侧面来探讨美的形成和创造。”[17]可见，章文所指责和要求蒋先生的，恰恰是蒋先生自觉放弃的。 在《美学新论》中，蒋先生用了整整四章的篇幅，以及“美在创造中”、“人是世界的美”、“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美是自由的形象”这四个命题正面展开对美的本质的论述。后面两个命题的提法，表面看起来依然是传统的定义式，但在“什么是美”是这一生成论前提的规约下，这些命题本身显然已经不可能归结为在“美是什么”这样的本质主义提问方式下所概括出的定义。此外，四个命题同时并举这种做法本身，就已经突破了本质主义命题统一性、单一化的诉求，体现出多元化、多样化的趋势。而且，在蒋先生的论述中这四个命题是不分主次、相提并论的，命题之间的深层内涵也是相互融贯、彼此依存，这就扬弃了传统定义的排他性。这种多种命题并置的做法，充分显现了蒋先生美论的多层次性、多向度性和开放生成性。 在这四个命题中，“美在创造中”则集中、明确地说明“美”的这一生成特性：美在“创造”，美在创造 “中”，这种表达都鲜明而形象地说明美本身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的对象。“美”因此始终也只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并由各种因素积累生成。 不仅如此，蒋先生还进一步把上述关于美的生成论思想提升到方法论的高度，对传统的本质主义方法提出了反思和质疑：“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探讨美的本质问题，应当打破传统美学的一些观念，把美看成是某种固定不变的实体，无论是物质的实体或精神的实体；把美看成是由某种单纯的因素所构成的某种单一的现象。与此相反，我们应当把美看成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不仅由多方面的原因与契机所形成，而且在主体与客体交相作用的过程这的，处于永恒的变化和创造的过程。美的特点，就是恒新恒异的创造。”[18] 也就是说，在蒋先生看来，“美”是复杂多变的、生成性的，我们这些研究、思考的“美”的研究者也应相应地改变研究思路，放弃那种将美视为“某种固定不变的实体”的实体化思维方式，放弃把美看作“由某种单纯的因素所构成的某种单一的现象”、作单一化研究的路数，而这就是长期以来钳制着我们思想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和现成论的研究思路。蒋先生在此所倡导的正是其思想中已经清晰可见的开放式、多角度的生成论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蒋先生将其美论中关于“美在创造中”的思想也与美感研究结合在一起了。让我们体会一下蒋先生的下面这段话：“美的创造，是多层次的积累所造成的一个开放系统：在空间上，它有无限的排列与组合；在时间上，它则生生不已，处在永不停息的创造与革新之中。而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关系，则像坐标中两条垂直相交的直线，它们在哪里相交，美就在那里诞生。自然物质层，决定了美的客观性质和感性形式；知觉表象层，决定了美的整体形象和感情色彩；社会历史层，决定了美的生活内容和文化深度；而心理意识层，则决定了美的主观性和丰富复杂的心理特征。”[19] 在蒋先生这段话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所说的“创造”中包含着“生成”的意义，也就是说，美是在无比丰富的、处在不断流变之中的主体、客体以及二者的关系中生成的，而且美永远处在这一生成过程中；二是他始终是在美与美感的相互依存、相互决定的互动关系中,来讨论美的本质的。 至此，章文对蒋先生的“美学理论并没有达到对美的本质的最高规定”的批评，在我们看来，恰恰体现出蒋先生开始自觉摆脱本质主义美论的重大努力，恰恰体现出蒋先生美学理论的前瞻性和现代性视野。同时，也表明章辉博士自己的美学思考并没有摆脱本质主义的思路，也同他关于“新的美学将不再追问抽象的美的发生和本质”的倡导自相矛盾。 综上所述，章文对蒋先生美学思想所有主要批评都是站不住脚的。在我们看来，在超越主客二分和现成论的思维方式、突破认识论美学的理论框架、摆脱本质主义的研究思路等方面，蒋先生的美学理论迈出了重要的步子，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在新世纪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是一种通向未来的美学，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发展美学学科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蒋先生不但不是实践美学的“终结者”，反而是实践美学乃至整个当代中国美学的开拓创新者之一。 章文在最后还责问蒋先生的实践美学中“审美的理想性和超越性表现何在？”我想用蒋先生自己的话来回答。蒋先生说，在现实中，“正因为人受到这样多的限制和束缚，有这样多的不自由，所以，要求从限制和束缚中解放，要求自由，就成了自有人类文明以来，历代共同的理想和愿望……人类对自由的向往和斗争，就成了永不熄灭的火焰，照亮了人类前进的道路，使人类不断得从匍匐在地的动物，站立起来，成为顶天立地的大写字母的人。美就是反映和歌颂这一自由的光辉的形象” [20]这就是审美的理想性和超越性。 最后，必须提一下的是，章文2006年6月发表后仅三个月，章博士的专著《实践美学：历史谱系与理论终结》出版了。值得玩味的是，该书突然把原来戴在蒋先生头上的“实践美学终结者”的帽子摘掉了，转套到张玉能教授头上。[21]如此快速的更换戴帽子对象，简直令人瞠目结舌！这里，理论上的严肃性、一贯性到哪里去了？！当然，本文只能按其先发表的文章为据，进行理论商讨，但愿没有违背章辉博士的本意吧。 参考文献： [1] [2] [3] [6] [7] [8] [9] [10] [11] [12] [14] [15] [16] [17] [18] [19] [20] 蒋孔阳全集(第三卷)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3、5、16、8、11、14-15、205、211、269、270、56、57、62、150-151、147、156-157、206 [4] [5] [13] 章辉.蒋孔阳：实践美学的总结者与终结者.江汉论坛，2006（6） [21] 章辉.实践美学：历史谱系与理论终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7-85 编辑 叶祝弟 |